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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郭先珍 我家的客厅窗户朝东南，窗下有六株挺拔的银杏树。春夏一片葱绿，秋冬满目金黄。树下一条笔直的马路通向南大门，小区的人们出行、散步、游玩常在树下马路上。我也喜欢这路上的“人花”：穿红着绿的孩子嬉闹、成群的银发老人话聊、匆匆上班族的朝气。我爱他们，因为他们是人生征程上不同季节开放的灿烂花朵。一天，我又在窗口观看，发现有一位高高瘦瘦的先生，似乎在哪儿见过，印象很模糊了。谁呢？很想打开记忆大门，于是就去翻看过去的老相册。那尘封几十年的黑白老相册，把我带回到六七十年代的湖南长沙。那时我曾在湖南第一师范教书，每教一届学生都留下不少合影和个别学生赠送的照片，都留给我许许多多鲜活的故事。其中一张身着军装、英武高大的军人照片，使我记起了一个学生...... 70年代中期，我任一个班的班主任并教语文。开学的第一天，按学号点名。同学们都回答“到”，当叫到16号邓飞时，没人回应，我又叫第二遍，还是没人回答。我说再叫一遍没人回答，就做没到处理了。刚说完，一个学生脚底踩了弹簧似的，蹭的一下站起来大声回答“到了”，弄得全班哄堂大笑。从那时起，这个16号学生——邓飞，就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那年的冬天，寒风夹着雪粒，打在脸上像刀割一般，学生们纷纷裹上厚重的棉衣，缩在教室里还瑟瑟发抖呢。而邓飞，居然只穿了三件单衣，嘴唇冻得紫青紫青的。看着他那逞强挤出来的苦笑我也不愿多问，赶紧将家里一件长大的旧棉袄拿给他。他穿上那一刻，紧绷的面容突然缓和了，我的心里也像生起一盆红红的炭火。 这个寒假结束后，同学们都来校了，邓飞却只给我来了一封信：“老师，我母亲病了，目前实在没凑出来上学的路费，可能会晚到几天......”这时候我才知道，邓飞家住邵东农村，母子相依为命，家里的钱全给患病的母亲治病了，此刻连上学的路费都拿不出手。那时我的工资也不多，但还是尽力抽出五元钱寄给他做路费。 那几年学校有帮厨制度，一个学期每班要去厨房劳动一次，帮厨时不许拿、吃厨房的东西。这个月，轮到我们班帮厨。一天中午，一个学生来向我汇报：今天邓飞偷吃了一个胡萝卜。顿时，我心头一紧：真的吗？接着学校政工组长把我叫去，说：“有人反映你们班偷吃厨房的东西。”“您是说胡萝卜吧？那只是一个同学在洗胡萝卜的时候，顺便吃了一个，算不上偷吧。”“老师，帮厨制度不能破坏，以小防大啊！懂吗？”我很不高兴地回答：“懂。我回班了解详细情况，会处理好的。” 下午找来班长和团支书。班长说，他吃的时候我在旁边，只顾说笑了，没有制止，我有责任。团支书说，必须根据帮厨制度处理，给予批评。而且学校知道了，这学期班级的评优就泡汤了。是啊，制度、纪律不是摆样子的。我接着说：你们的看法都有道理。这件事先做邓飞的个别工作，我找他谈话，严肃批评；你们在班里宣传遵守纪律制度的重要性，最后的几天劳动中，阻止类似的事情再发生。 第二天，邓飞红着脸站在我的办公桌前，我问他：“你知道老师为什么找你谈话吗？”“不就吃了个胡萝卜嘛。”他扁着嘴，低着头小声回答。“现在还是困难时期，食品供应极其紧张，胡萝卜按人数配给。遵守纪律、制度是我们的本分，特别你将来要为人师表的。不要以为这是小事，小事不注意也可能酿成大错。”“我正在洗胡萝卜，顺手就......老师您别说了，我明白了。”他瘦高的身影离开办公室。 不久，部队向学校下达招兵指标，经审查，邓飞符合坦克装甲部队招兵的条件。我兴奋地传达学校的意见，希望他能去参军。邓飞听罢，眼里亮晶晶的，立即向我举起右手行了一个不规范的军礼。 参军后，他每个月给我来信，落款都是：您的学生16号。他的第一封信里说：谢谢老师对我的爱护和严格要求。我这个学生兵，一切都得从头学，但我有决心严格要求自己，在部队的大熔炉里，把自己百炼成钢。第五封信里说：做一个合格的中国军人真不容易啊！原来我认为是生活小事的，部队里却成为了大事。班长常批评我戴帽、风纪扣不规范，特别是走步时没有军人英武的样子。老师啊，我们队列训练真严，每列队伍必须站成一根直线，人人抬头挺胸，目光向前平视，走步时步距75厘米。这样演练一天，浑身酸疼。我能吃苦，一定努力做到。大约隔了三四个月吧，又见到邓飞的来信，信很简短，说部队开往广西集训，主要是越野实战训练，很忙很紧张。 时光静静地过去了，这个班毕业了，我那些活泼可爱的鸟儿们飞向了四面八方，去播撒知识的种子了。邓飞却音信全无，我很挂念，有人说他参加自卫反击战了，还有人说他受了重伤...... 一转眼四十几年过去了。我早已离开湖南，调到北京一所大学工作，并且成了银发老人。但仍然时常怀念十六号学生邓飞，现在看着这张身着军装的黑白照片，总觉得他跟窗下行走的高高瘦瘦的先生相像。 一天下午，我散步在黄叶铺地的银杏树下。那位高高瘦瘦的先生有点摇晃地从我的身旁走过去了。忽然，又折回来站在对面，我们四目对视。他笑着说：“您真像我原来的一位老师，不过她比您年轻多了。”我也似乎想起了什么，说：“你也有点儿像我曾经认识的一个人，不过你比他老多了。”我止不住而又犹疑地问道：“你贵姓啊？”“姓邓。”“是叫邓飞吗？”“正是。”我的身子晃动了一下，简直不敢相信眼前的这一幕。 邓飞搀扶着我坐在路边的靠椅上。我问他：“还记得吃胡萝卜的事吗？我一直觉得那时真“左”，小题大做。”“哪里！您对学生爱护，严格要求，但不过分，我很感激，你对我的批评，我受用一辈子啊！后来我没给您去信的原因是上前线了。”接着，他梦幻般地回忆起那血与火的战争往事...... 六十年代末我国北方、南方边境的国际关系很紧张。部队加强训练和戒备，教育战士要以身许国，随时准备上前线，用生命保卫祖国的每一寸土地和边疆人民的安全。七十年代末，云南广西边界经常遭到骚扰，不少边民家破人亡。在忍无可忍的情况下，上级一声令下，我们近百辆坦克装甲车开进了敌人的丛林。丛林气温炎热潮湿，战车里温度高达四五十度。地下遍布地雷，一声声巨响，一个个战友倒在在血泊中，大家心疼得像黄蜂似地扑向敌人，为战友报仇。我驾驶装甲车前后左右穿插前行，扫雷开路，运送战士和弹药。敌人熟悉地貌，他们一时在洼地跳出一个，一时从树后冒出一双，扔手榴弹，机枪扫射。他们不怕死，装备也较先进，有低空直升机、火箭炮，增加了我们进攻的难度。有次，为了抢占一个高地，成百的战友前仆后继地往前冲，有的从悬崖上抱着武器滚下去，有的肩背背驮武器，从杂草荆棘中爬过去，浑身血淋淋的往高地爬攀。我当时脑子里一片空白，就轰鸣着：冲杀、报仇！装甲车左冲右突地向前开，一架直升机紧咬住我的车不放，导弹火炮的绿光在车身边串扰，一声巨响，装甲车身侧翻，我像掉进了无底的深渊，下沉、下沉..... 睁开眼时，我已昏睡了10天。身边的护士含着泪说：“你醒过来了！这里是滇边的战地医院。很安全。”后来知道，为了救我，战友们冒着敌人密集的机枪扫射，勇敢地从炸毁的装甲里把我抬出来，又牺牲了五位。我的生命是战友的生命换来的。至今我的左腿仍是钢板和钢钉固定的。老师啊，战争是残酷的，我们不轻言战。但有时是逼出来的，落到你头上就得抵抗，就得拼出性命去战胜。我因伤残上不了前线，退役到了地方搞公安，坐办公室。儿子在北京工作，他说世纪城环境好，接我来同住。”哦，原来如此。 我望着那飞速幻化的西天云彩，感慨无穷地说：“一切都远离了。你从青春年少到两鬓染霜，为国为民付出自己的健康乃至生命。你是一位自卫反击战的老英雄啊。唉，我那时真不应该为小小的胡萝卜批评你这位英雄。”“您说哪里话？别看我白头了，也是部队连级干部了，可永远还是您的学生16号邓飞。” 此刻，银发飘飘的我和为国伤残的白头邓飞，披着金色的晚霞温馨地微笑着，享受着生活的静好，也忘不了那血与火的战斗。 作者简介：郭先珍，女，湖南湘潭人，中国人民大学国际文化交流学院教授，多年来从事现代 汉语词汇语法学研究，共发表论文26篇，出版著作21部（含独著、主编、合著）。退休后学习文学创作，曾在全国各地报刊杂志发表过多篇作品。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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