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弹尽粮绝”四个字无论对个人而言，还是对团体而言，这都是属于陷入退无可退的绝境了。一个人或者一个武装集体团在战场上出现弹尽粮绝的危机时，只能有三种选择：以身殉国、变节投降、全力撤退。而叶志超选择了后两种，名为投降，实则撤退，可是由于安排不当，撤退变成了溃退，导致清军在溃退时伤亡1500多人。因此评价“撤退”这一军事行为时，清军是否“弹尽粮绝”成为评价叶志超的因素，如果属实，从道德层面来评价尚“情有可原”，如果谎报，那就更加罪无可恕！前文已经说过，“弹尽”确实是实情，那么“粮绝”是否属实呢？我们拨开历史的迷雾去一探究竟。在1894年7月末8月初期间，盛军、毅军、奉军以及东北练军各部陆续进人朝鲜时，事机紧迫，为加快军队集结、出发的速度，类似军火、粮食、辎重这类大宗物资，并没有能够随军大量携带，主要留待后路陆续筹措后向前转运。甲午时期的中国军队，并没有像日军那样是近代化后勤制度，日军是沿途设立兵站进行运输。而清军依赖的是背后一套拖沓、 漫长的原始补给系统。盛军等勇营军队，此刻虽然出现在对外的国防第一线上，然而他们不具有国家编制，并得不到国家后勤的支持，他们所依赖的物资、粮械都需要组建他们的地方省份自行筹措、供给。因而几支军队虽然驻扎在同一座平壤城，背后的后勤补给却是各自一套账目，互相之间并不接济。此次出兵涉及境外，掌管着轮船、电报等近代化运输、通讯手段的盛宣怀，理所当然地被李鸿章任命为总理后路转运事宜，当起了北洋各支出征军队的总管家，将国内的各股后勤线，协调归并到通往朝鲜这一条干线上来。从中国北方向朝鲜平壤运兵，运物资，距离最近、效率最高的线路，就是用轮船从天津、旅顺等北方港口，直接横渡黄海，进入大同江卸载。然而，丰岛海战后这条横渡黄海的路线，被认为过于危险而放弃使用。北洋各路军队增兵朝鲜时，除了原驻防东北的奉军、东北练军可以直接从陆路运输物资前往朝鲜外，驻防天津，旅顺的盛军、毅军等军队，仍需要走海路，被迫采用的是由轮船从天津、旅顺载渡，航行到鸭绿江大东沟却载的路线。后来因为日本海军活动日益频繁，北洋海军军舰船只有限，无法四处扑击，天津、旅顺至大东沟的海输线，被缩短成只运输到营口，以此尽量规避海上风险。素有洋务之城美誉的天津，还是当时北洋一带重要的军火、 物资集散地。为供应派朝军队，除各支军队组建地提供供给外，李鸿章凭借自己的关系，通过各种渠道从各地购买、借用西式武器以及补给物资，起初也是通过这条海上之路运道，盛宣怀考虑到运输的安全性、进一步“改良”北洋沿海运输线，改成从天津用轮船将物资首先运到旅顺，再卸载，过驳到雇佣的百姓木船上，由这些采用风帆或者小拖轮施带的民船，沿着日本军舰无法进人的近海浅水，运往大东沟。以盛军的一次物资运输为例。1894年8月16日包括粮食、军械等物资自天津新城用轮船运载出发。18日到达旅顺，因为民船一时没有雇齐，看押物资的盛军军官又出不起高价，只能卸载堆积到旅顺，直到9月初才部分运到鸭绿江畔的义州，单程竟耗费半月之久。天津、旅顺、东北等海陆路运输的物资，抵达鸭绿江畔后，还需要再雇佣鸭绿江一带的民船帮助渡到对岸的朝鲜，江边的城市义州成了各路中国物资的汇聚之地，盛宣怀就近设立义州转运局帮助照料，由接收物资的各支军队自行派人到义州运往平壤。义州通往平壤的道路崎岖难行。运力主要依赖雇佣的朝鲜牛车，行进速度缓慢，加之9月10日左右日本陆军就已经包抄向平壤后路、威胁到陆地运输线。因而驻平壤的一些军队，从出征到平壤溃败，期间通过这条低效的补给线仅仅只获得过一次补给。从后来日军在鸭绿江之战缴获的战利品情况分析。因为清政府长年不修武备，地方财力又无力维持大规模的近代化战争物资储备，因此当大战临头，在义州堆积成山的待运物资里，枪炮弹药所占的比重并不大，从这一点来说落后的运输并不是造成军火短缺的直接原因，但叶志超所说的“粮完”，主要原因却是出在这条运输线上。没有弹药，会严重削弱一支军队的战斗力，没有粮食，则几乎会断送这支军队的生命，尤其是对于当时士卒们而言，他们并没有太多崇高的理想，他们当兵的目的就是纯粹为了养家糊口吃饱饭。协调各路后勤运输的盛宣怀与各处的公文往来中不乏军粮运输的细节，通过逐一分析这些文件，我们不难理清平壤驻军的粮食供应情况。盛军出发后，统领卫汝贵的儿子卫本良在天津老营于8月初备要300 石大米作为首批军粮。16日起运，9月初到达义州。旋即因为义州通向平壤的路上，已经出现日本军队前哨踪迹，这批军粮陷入积压状态。直到平壤之战结束多天后，9月21日义州转运局汇报军粮存量时，仍然还在义州，“义州盛军粮台实存三千余包”，叶志超率领的直隶练军和武毅军是最先进人朝鲜的中国军队，牙山战败后，辎重粮草几乎遗失一空，退到平壤时几乎没有任何补给。8月27日，补充叶志超军的200 石大米从天津用轮船启运，9月9日左右运抵义州，和盛军的军粮遭遇同样命运，颗粒没有运到平壤。马玉昆统率的毅军是平壤另外一支主要驻军，由于原驻地就在旅顺，不需要像直隶军队一样把粮食通过轮船运过渤海，所以毅军军粮可以直接从旅顺雇民船运往大东沟。虽然在盛宣怀主管下的招商局船运记录中查不到踪迹，不过平壤战后在义州转运局里也堆积着100石毅军的军粮，联系赴朝毅军总数只有4营的情况，由此大致可以判断，这1000石也是毅军的全部补给军粮，并没有运到平壤。唯独有军粮运输成功记录可寻的是左宝贵部奉军，8月28日奉军冒险使用舟船从义州解运到了一批军粮，“奉军米粮由义州装船运平壤，走八天，甚平安。”驻守平壤的奉军包括左宝贵奉军和奉军靖边军两部，共六营兵力，所解运的军粮大致的2000石规模。总数约7000石的军粮堆积在义州无法前运，平壤城里的大部分清军除了出征时自行携带的军粮外，没有得到后方运来的任何补给。面对嗷嗷待哺的上万军队，统兵大将叶志超只得商量朝鲜地方官帮助就近筹措。朝鲜北部土地贫瘠，人口稀少，重镇平壤不过只有两万人口，要为一万多中国军队组织军粮，难度之大可想而知。军粮吃紧的窘迫境况中，清军不再挑剔，无论小米、玉米，只要是粮食都一概接受。平壤之战后，日军统计的战利品清单中，记录到缴获的军粮种类五花八门，共有大米2600余石，未脱壳的稻谷302石，大麦4石，粟米817石，小麦317石，玉米102石，这也印证了平壤清军后期军粮供应主要依赖自朝鲜当地的情况。尽管得不到自己后勤系统的军粮供应，但按照清代1石约折合50斤来计算，日军俘虏的各类军粮总和有约20余万斤，以平壤守军兵力1万5千人粗算，这些粮食还可以勉强维持十余天。不过，日军统计的战利品数字不仅指在平壤城中虏获的数字，而是整个平壤战役期间缴获的数量，不能简单视作是平壤清军溃败前的储量。平壤大战三天前，1894年9月12日，李鸿章接到叶志超万分紧急的电报。因在平壤“百事创设，心力交瘁”陷入病中的叶志超，报告了一桩极为危急的军情。朝鲜咸镜道地方帮助筹措的军粮，11 日在大同江内被日军全部掳走，“现五大军只存军粮数……后路转运，至今未到。”在日军档案中，这消息得到完全证实，月11日日本第五师团主力在大同江上游，即成镜道来路方向俘获了25艘船只。以1艘船载运100石计算，扣除去这批根本没有送到平壤城内的军粮后，9月15日大战当天平壤城内的军粮数目只有1600余石，约8万斤，仅够军队勉强维持一周左右，如果算上城中两万居民也要求食，则仅够维持三天左右，足令人触目惊心。在后路转运无望，周边朝鲜地方筹粮又无法运至，城中仅仅剩下够军民维持几天粮食的情况下，平壤城的的确确已经“粮尽"。总揽全局，“弹尽粮绝”确实是叶志超面临的残局，其他方面勿论，只说此点，诚无欺人。一场战争的胜负之后，总有人被旌扬，有人被贬斥。如同黄遵宪在诗里所说：一夕狂驰三百里，敌军便渡鸭绿水。一将囚拘一将诛，万五千人作降奴。平壤之役后，清廷诏谕革叶志超之职，李鸿章奏请留营效力，清廷不准。次年解送京师，经刑部审判，定斩监候。这就是“一将囚拘”。光绪二十六年，赦归。光绪二十七年，病死乡里。而卫汝贵罪责严重，清廷将其革职逮问。李鸿章为其说情，未成，后械送京师。1895年1月16日，清政府发布上渝：“卫汝贵平日待兵刻薄寡恩，毫无约束，此次统带盛军，临敌节节退缩，贻误大局，并有克扣军饷，纵兵抢掠情事，罪状甚重，若不从严惩办，何以肃军律而儆效尤？卫汝贵著倚律论斩，即行处决”。一月十六日被斩于北京菜市口。此即是黄遵宪所言“一将诛”。甲午战争还在继续，但是左宝贵的故事已经拉下帷幕，左宝贵的尚有几房夫人和后代子孙，他们在清末、民国以及新中国的建设中也曾熠熠闪光，后面几章我们将陆续给大家沧海撷珠，看一看左宝贵后人那些杰出的成就和事迹，左宝贵的爱国精神仍旧流淌在根植在他们血液中。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