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们不再有理想，是因为没有见过真正光明伟岸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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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书通讲》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21年6月版

任何一部真正意义上的“经典”的形成，既不是凭一家之言可以定论，也不是赖自吹自擂可以服众的，唯有一代代硕学鸿儒焚膏继晷、薪尽火传，怀揣一份虔诚庄敬之心，将学问作为凌驾于私心之上的公器，世代接力，精研深考，扬榷诠释，才有可能将整个民族文化的精魂，凝之于笔端，书之于纸面，锻炼成历代贤哲豪杰良知、学养、智慧和心血的结晶。

 

这就是今天中国人精神世界的重塑依然离不开“四书”这样经典的原因。

 

今年6月，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推出了刘强教授多年研读“四书”的结晶：《四书通讲》。对于今天的读者而言，通读“四书”，了解其所涵盖和传递的中国人的“日用常行之道”，就绝非仅有“知识考古学”的价值，而更有个体生命滋润与成长的意义。以我个人的经验和体悟而言，通过亲近古典去感悟大道，体贴圣贤，实在是一件“人间值得”的事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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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们不再有理想

是因为没有见过真正光明伟岸的人

文 | 群学君

01

公元1368年，一个从中国社会最底层经过几十年摸爬滚打，刀口舔血的乞丐，终于登上最高权力宝座，在南京建立了一个新的王朝，年号洪武。作为明王朝的开国皇帝，朱元璋当然明白要使这个国家长治久安，离不开孔孟之道，这是从此前无数朝代的治乱兴衰中总结出的经验。

但对于朱元璋来说，一个致命的问题是：他读的书太少了，以至于他实在不理解，那些佶屈聱牙的“子曰诗云”对自己有什么实际用处。

荒唐的事情很快就出现了。

就在登基以后的第二年（洪武二年，公元1369年），朱元璋出其不意地下了一道诏书，其中说到：

孔庙春秋释奠，止行于曲阜，天下不必通祀。

从汉代以来绵延一千多年的祭孔之举，要被这个不可一世的君王一声叫停。结果当然是天下哗然，众意难违之下，皇帝也只能悻悻收回成命，但他对于儒家的偏见，却并未因此消弭。

又过了几年，洪武五年（公元1372年），朱元璋在一次闲览中，偶然间读到《孟子》里的一句话，那是孟子对齐宣王的肺腑之言：

君之视臣如手足，则臣视君如腹心；君之视臣如犬马，则臣视君如国人；君之视臣如土芥，则臣视君如寇仇。

谁料朱元璋却勃然大怒，骂道：“使此老在今日，宁得免耶！”当天就下令将孟子逐出文庙殿外，不得配享，并对诸大臣说，谁敢多嘴，就判他个“大不敬”之罪。尽管不久之后，他又把孟子的牌位放回文庙。然而对孟子的犀利言论，这位大老粗皇帝始终耿耿于怀，他怕《孟子》把天下读书人都教坏了，更怕“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的思想深入人心，对大明王朝不利，便想出了删书的办法。

洪武二十七年（公元1394年），朱元璋命翰林学士刘三吾等人对《孟子》进行删节。刘三吾揣摸皇上的意思，共删掉《孟子》八十五条“有问题”的内容，几乎占全书的三分之一，并将剩下的内容编为《孟子节文》一书。刘三吾完成“删孟”的任务后，朱元璋立即下诏书，规定“自今八十五条之内，课士不以命题，科举不以取士，一以圣贤中正之学（指《孟子节文》）为本”。

这就是历史上著名的朱元璋删《孟子》的掌故。

孟子的政治思想的核心是仁政学说，而仁政学说的基础是“民本”思想。在中国古代思想家中，孟子的“民本”思想表现得最为突出。他不顾统治者的颜面,大胆提出“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的见解，把人民的利益放在第一位，把“君”摆在“民”和“社稷”的后面，如此贬低君的地位，自然是历代统治者都不会认可的，朱元璋当然也不会例外。

这一史实告诉我们，《孟子》这样的儒家经典，不仅不是“养成奴性人格”的渊薮，其内在凝聚的“道”的能量，反而使其成了涵养士人节操、培植文化生命、唤起天道敬畏、制约皇权膨胀的肥沃土壤。

02

19世纪末20世纪初以来，受到各种极端反传统思潮的影响，大部分中国人对涵养中国人一两千年的儒家思想和儒学典籍弃若敝履，认为儒学要么是统治阶级禁锢思想、奴役人心的精神鸦片，要么是“精致的利己主义者”追求功名利禄的庙堂之学，要么是冬烘先生不切实际甚至虚伪迂腐的高头讲章。

而在人文学者、同济大学教授刘强看来，“这些理解即使不能说全错，至少也是大错特错的”！一个很明显的例子是，“新文化运动”以后，孔家店被打倒，孔子连同他的徒子徒孙，都成了“丧家之狗”，然而这百十年来，原本被我们认为是儒家思想导致的流弊，诸如功利主义、官僚主义、形式主义之类现象，不仅没有消失，甚至比传统社会有过之而无不及的事实。

刘强说：

我们常常因为对现实不满，就把所有责任“诿过”给了祖宗和传统，殊不知，现实的种种弊病，正有很大一部分恰是毁弃了祖宗和传统所使然。很多人对儒学的偏见，往往是建立在一知半解、道听途说之上，他们常常只是看到了“外王”之学的流弊，便兴奋得忘乎所以，完全不晓得儒学并不仅有“事功”这一个选项—儒学更为根本的“内圣”之学，是完全可以做到鄙薄富贵、傲视王侯，甚至视天下如敝屣的！

正如余英时先生所说：

儒学不只是一种单纯的哲学或宗教，而是一套全面安排人间秩序的思想系统，从一个人自生至死的整个历程，到家、国、天下的构成，都在儒学的范围之内。

事实上，历史上，中华文明的“慧命”虽然迭遭摧残，“花果飘零”，甚至一度命悬一线，却终能浴火重生，绵延代序而至于今日。这其中当然离不开无数仁人志士和英雄豪杰艰苦卓绝、向死而生的担荷与牺牲，但在另一方面，那些手无缚鸡之力的读书人，同样能在刀光血火中挺立人格、张扬节义、百折不挠、蹈死不悔——从“留取丹心照汗青”的状元文天祥，到“一人身死而天下读书种子绝矣”的方孝孺，再到人们耳熟能详的抗日烽火中“刚毅坚卓”的西南联大师生……他们的精神世界和人格生命是如何得以“型塑”，并展现出近乎宗教般的信仰品格和灵魂境界的？很大程度上，正是收到以儒家思想为代表的中国传统文化的精神浸润。

正如刘强教授说的：

作为一种“入世”的思想文化系统，儒学包涵天人合一的价值信仰、内圣外王的治理之道、孝悌忠恕的伦理品格、仁爱义权的生命智慧、格致诚正的修养工夫、百科全书式的知识系谱……是这样一种多元、多维、开放、包容的人类文明体系。如果我们只看到儒学呈现出来的某一个局部——有时甚至是尚未全幅展开的逼仄而灰暗——便以为自己看到了包罗万象的整体，就难免会如盲人摸象、矮子观场一样，顾此失彼，以偏概全；长此以往，不仅得不出合情合理、实事求是的判断，也阻碍了自己的心灵向更大、更广的空间开放和拓展的可能。这不能不说是一个巨大的遗憾！

03

然而一千多年以来，儒家经典即使不说浩如烟海，至少也是汗牛充栋，如何正心诚意地找寻“门径”，是首当其冲的问题。刘强教授研习儒学与古典诗学多年，在他看来，这个门径，就是“四书”。

“四书”的得名，始于南宋儒宗朱熹，首次将《礼记》中的《大学》和《中庸》两篇，单独择出，与《论语》《孟子》合为一体，称作“四子书”，简称“四书”。这四部儒家经典，不仅“激活”了蕴涵于“四书”中的儒家“道统”的新生命，而且开启了科举制度和经典教育的一个新时代。就中国传统学术而言，“四书”以及历史地形成的所谓“四书学”，可以说是当之无愧的儒家“道统”之始基，儒学“学统”之圭臬。

学术史的发展说明，任何一部真正意义上的“经典”的形成，既不是凭一家之言可以定论，也不是赖自吹自擂可以服众的，唯有一代代硕学鸿儒焚膏继晷、薪尽火传，怀揣一份虔诚庄敬之心，将学问作为凌驾于私心之上的公器，世代接力，精研深考，扬榷诠释，才有可能将整个民族文化的精魂，凝之于笔端，书之于纸面，锻炼成历代贤哲豪杰良知、学养、智慧和心血的结晶。

这就是今天中国人精神世界的重塑依然离不开“四书”这样的经典的原因。

今年6月，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推出了刘强教授多年研读“四书”的结晶：《四书通讲》。本书区别于其他常见的“四书”译注、逐字阐释的形式，而以“四书”等儒家经典为中心，以“道”为纽带，对中国传统文化尤其是儒家思想中蕴藏的“日用常行之道”，做了全面梳理和阐发。

刘强教授将“四书”提炼归纳出为学、修身、孝悌、忠恕、仁爱、义权、诚敬、正直、中庸、治平、齐家、教育、交友等十三种“道”，又进而细分为十八个子目，彼此既独立支持，又相互勾连，彼此贯通，书中对古今、中西、人禽之辨的比较和分析，鞭辟入里，时见胜义，读来令人耳目一新。

就像刘强教授说的那样：

对于今天的读者而言，通读“四书”，了解其所涵盖和传递的中国人的“日用常行之道”，就绝非仅有“知识考古学”的价值，而更有个体生命滋润与成长的意义。以我个人的经验和体悟而言，通过亲近古典去感悟大道，体贴圣贤，实在是一件“人间值得”的事情。

THE END