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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书为什么如此重要?这与佛道有关

 耍赖的要不得 2020-12-26

经典是什么?

恐怕每个人心里都有自己的答案。不过,作为一个中国人,四书五经应该是大多数人眼中经典的代表。只是光阴流转,我们日常学习的东西早已经改变太多,“四书五经”已经退化成一个单纯的名词。五经暂且不论,估计很多人都不清楚四书指的是哪四本书。不过既然四书五经在华夏文明历史上有过不可磨灭的印记,那必然有些厚重的因由。

今天这期就先来谈一谈“四书”,探讨一下为什么这几本书会有如此崇高的地位。

所谓“四书”,指的是《大学》《中庸》《论语》《孟子》,在各个版本的教科书里都有涉及这四本书的原文。像《论语》就是个典型,每个中国人或多或少都会背几句。这几部著作不仅仅是影响了华夏文明的伦理形态,还深刻地塑造了我们的语言习惯。

虽然今天的传统思想已然式微,但对于四书的重要地位,还是留有共识。不过,如果我们回顾历史长河,会发现四书的地位也不是从一开始就这么高的,而地位提升的背后是整个儒家思想乃至中国哲学的演变。

四书,表面上指的是四本书,但仔细一看就会发现不对劲。你看,《大学》《中庸》两本书,一个一千多字,一个三千多字,从字数上来看,其实就是两篇短文。事实上也确实如此,《大学》《中庸》原来就是《礼记》中的两篇文章,分别是第四十二篇和三十一篇,所以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都没有被单独拿出来,给予过多的重视,这种情况是到唐宋时期才大为改变。

《论语》虽然是记录圣人言行的宝贵材料,但与五经相比地位还是不够高。在汉初之时还是被看做是解释“经”的“传”或者“记”。翻看那个时期的史书,就会发现学者在引用《论语》时,都会称之为传或者记,直到东汉后期,《论语》的地位才逐渐确立为“经”,后来《论语》地位又几经沉浮,直到宋代才完全确立为无上经典

与前面三者相比,学者们对《孟子》的重视就更加不足了。《孟子》最初只是被当做经史子集里的“子”书,跟诸子百家的典籍地位类似,连“传”的地位都不具备。所以这本书的地位提升也经历了漫长岁月,先是由“子”入“传”,再由“传”入“经”,直到王安石之后,《孟子》的经典地位才得以完全确立。

所以实事求是的讲,跟《诗》《书》《礼》《易》《春秋》这些无可争议的儒家经典相比,四书最初本来都不是“经”,是经历了漫长“升格运动”才有后来的经典地位,那儒家经典众多,为什么就是这四本书脱颖而出呢,难道只是凑巧将这几本书放在一起吗?

答案自然是否定的。我们看四书地位的跃升历史,唐宋时期是个非常关键的阶段,尤其是宋代,经典地位正是在这个时期完全奠定的。而之所以产生这样的现象,就必须要提到唐宋儒学复兴。

“南朝四百八十寺,多少楼台烟雨中” 杜牧《江南春》中的名句妇孺皆知,虽是写景名句,也可窥见一线历史光影。南北朝时期,战乱频仍,生灵涂炭,众生感于世间困苦,于是佛教大盛,寺庙之多前所未有。

而到了李唐立国,又尊崇老子为祖,于是道教开始兴旺。不过尊崇道教也不妨碍唐代多位皇帝敬重佛教,光是迎佛骨这种盛事,就先后有七次。所以佛老二教受到统治者和普通老百姓的普遍欢迎。还有另一句诗:云横秦岭家何在?雪拥蓝关马不前。这首诗的背景是由于劝谏唐宪宗迎佛骨,韩愈触怒皇帝,被贬潮州,临行前所作。

因为统治者的认可,和尚道士不交赋税,不事生产,佛老兴盛对世俗生活产生了前所未有的冲击。不仅如此,由于佛老哲学高远深邃,又直指心性,有极大的思想魅力,所以上至渊博学士,下至百姓妇孺,不归于老则归于佛,以世俗生活为根基的儒家思想面临从未有过的挑战。

面对这种现实,彼时扛起儒学复兴大旗正是韩愈韩文公。巧的是,四书尤其是《大学》地位的提升跟韩愈是分不开关系的。韩愈有一篇文章非常著名:《原道》。在这篇雄文里,字里行间都可以看出韩愈对儒家道统失传的痛心疾首。

他着重引用了《大学》里的八条目,作为反击佛老的依据,韩愈指出儒家其实也强调修身养心,但目的是与佛老截然不同的。“然则古之所谓正心诚意者,将以有为也。今也欲治其心,而外天下国家,灭其天常,子焉而不父其父,臣焉而不君其君,民焉而不得其事。”

韩愈在这篇文章中还着重表彰孟子“斯道也,何道也?……孔子传之孟轲,轲之死不得其传。”将孟子看做是从尧舜禹汤文武周公至于孔子的道统“接班人”,这种道统传承的说法影响巨大,也为后来《孟子》一书的升格奠定了基础。对另外两本书,《论语》和《中庸》的阐释,韩愈和弟子李翱都有卓然成就,开宋代儒学发展之先河。

而到了宋代,由于文治之风盛行,诞生了一大批不朽的思想家,儒学也再次焕发了旺盛的生命力。宋初三先生奠基,北宋五子发展,再到朱熹集大成,在朱熹之后,四书替代五经,成为儒家治学的核心经典。

四书之所以在儒学复兴时期如此被重视,是因为在以往的儒家经典中,在“心性”理论方面的内容比较薄弱。子贡就曾经说:“夫子之文章,可得而闻也,夫子之言性与天道,不可得而闻也。”在心性问题上,孔子并没有谈论太多。五经或者六经也大都指向社会治理和行为规范,在心性上同样提及不多,也难怪朱子曾说:“《六经》工夫多,得效少”。

在这种情况之下,发掘儒家经典中关于“心性理论”的内容就成为一个很关键的课题,四书的升格就是结果。

四书之中,《论语》是记录圣人言行的珍贵典籍,虽然没有涉及“性与天道”,但对“仁”,“孝”这些非常核心的概念有大量阐发。《大学》是修己治人之学,格致诚正,修齐治平,把儒者治学的框架给建立起来。《中庸》是儒者学习的最高境界,把天道和人性紧密联系在一起,至高至妙,是探讨性与天道的重要文本。而《孟子》中则是包涵了有关心性的大量探讨,性善论,四端说,都是很有开创性的见识。

不难发现,四书的共同特点是都包涵了大量义理心性内容,给宋代文人提供了主要的思想养料,也给予了这些聪慧头脑巨大的发挥空间。而在诸多学者中,朱熹可谓集大成者。如果说对“四书”的贡献,朱熹不作第二人想,朱子几乎是将一生都投注在“四书学”上,后来成为官方教科书的《四书章句集注》则是其中代表。

直到今天,任何想要对四书有相对完整认知的学生,都不可能绕开这本书,这本书的出现也标志着儒学形而上体系的建立,成为一个体用皆备,博大精深的理论体系,足以与佛老哲学相抗衡。所以,归根到底,如果想要了解儒家思想,乃至中国思想,四书都是无法避开的经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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