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谈到胡人的汉化，因为历史读物划的重点，人们一般想到北魏孝武帝的汉化。其实在两晋南北朝的混乱时代，先后入主中原的匈奴、氐、羌、羯人、鲜卑都实行了汉化。之所以拓跋鲜卑的汉化成了模范，是因为这一部胡人开创的魏、周、隋一脉相承。当时东西方的原生文明帝国汉魏晋和罗马都处于被蛮族攻灭的过程中，南朝则是中华原生帝国的半壁江山。隋灭南朝陈，其性质和法兰克攻灭罗马残余苏瓦松王国如出一辙。大一统史官为了体现异族帝国对中华文明的传承，故把北魏的汉化抬得很高。作为率先在中华帝国核心区立国的胡人政权，匈奴汉国就已经实行了汉化，后来的各个胡人政权——包括北魏——的汉化水平并未超越汉国多少。他们的汉化终究逃不出部落民传统政体对汉化的排异，自汉国始就表现出大同小异的症状。 汉化的实质 具体何为汉化，这是许多人熟悉但又说不清的概念。回顾历史普及读物中的孝武帝汉化一节，人们可依稀回想起“改用汉姓、改穿汉服、改用汉文”，仿佛汉化仅仅是移风易俗，把胡人改造成汉人。一代枭雄曾讲过：一切斗争都是权力之争。就拿孝武帝元宏来说，他推行汉化是费尽周折的，北魏帝国也是产生了巨大动乱的。让君主绞尽脑汁、让帝国走弯路的事，不可能只是停留在文化和生活方式层面。汉化的实质，只能是用汉式帝国的政治制度来取代游牧民的天然政体。而汉制，也就是从商鞅变法起，到秦皇汉武集大成的秦制，其特征是中央集权和郡县制（中央和地方的关系）、君主专制（政体）、宗法家长制（意识形态和皇室序列）。所以，汉化具体说就是消灭与君主分享政权的传统贵族，把臣民都弄成君主的打工人。当然，这样牛逼的君主，也是有一点制约的，那就是宗法制下的君主直系长辈，其现实或名义上对皇权的制约作用取决于君主母亲、祖母的能力。这就是为什么汉武帝必须活在窦太后的阴影下，亦或是高平陵之变中的司马懿必须得请到太后的旨意才能“合法”地铲除魏室实力派。 部落民的天然政体和汉化动机 这里用部落民来指代处于较原始部落阶段的汉制帝国周边民族，无论是游牧的匈奴、鲜卑，还是农牧混合的氐、羌族。这类民族的活动范围通畅很广大，以匈奴为例，覆盖今天的蒙古、新疆地区，向北可达贝加尔湖。无数大小部落在这广袤领域星罗棋布，彼此除了大事来往并不紧密——本来向放牧打猎、哪怕是农耕这样的日常活计并不需要一个遥远的中心来指导指挥。一般情况下，单个部落、或邻近数个部落组成的联盟的民政、战士支配权天然归部落领袖所有。匈奴汗国形成后，推举出来的单于也出于民族习惯法承认部落领袖的权力。去中心化是传统，领袖的儿子，哪怕不被定位继承人，也是有拥有部众、自立门户的权利的。通常讲草原民族崇拜强人，是指崇拜威望能号召全体部落、将大部分部落的力量整合到一个方向的强人，并不是希望有一个权力无限扩张、管天管地管生殖器的级权君主来把自己压成原子化。因此，匈奴单于主要是在匈奴的国运大战中发挥军事领导作用，平常时期则更多是精神领袖。对于大小首领的一亩三分地，单于没有众人信服的理由是决不可染指的。是故，匈奴和其他部落民的政体天然是封建制：众位首领推举一个最强者作为共主，共主则承认各首领的自治权。作为最强者的共主若能保持实力，则可以指定继承人，否则面临非正常的共主权力交接。 单个部落本身可以处理大部分事务，天然是自治实体（图片来源于网络） 部落对强人共主的追随不是无条件无保留的（图片来源于网络） 正是深知匈奴的天然政体运作，汉制帝国发展到晋王朝，已经把汉王朝中后期那一套拿捏匈奴的手腕发展到较高境界。帝国将刘渊、刘聪父子这样的单于级声望领袖吸纳进帝国，分派到皇帝和藩王麾下效力，既能使其脱离匈奴部族，达到军事去势的效果，又能体现晋帝国的民族团结和政协盛况。他们中的一些人还获得了晋帝国考核机制的认可，如后来刘聪就曾对被俘的晋怀帝谈起，自己曾因有功得以觐见怀帝并获得奖励。可惜，当帝国自身陷入八王之乱这样的终极内乱时，这一套就自动丧失功能。成都王司马颖起兵加入内战后，在其麾下任职的刘渊眼见机会来临，通过向司马颖保证搬回匈奴兵力相助，轻松让后者放自己回到匈奴领地。龙入大海的刘渊迅速说服族人趁晋帝国内乱开启匈奴民族的伟大复兴，顺理成章被推举为大单于，整合匈奴大军攻入晋帝国，仅用数年时间就在帝国核心区坐稳了一片根据地。这时候，因工作经历熟谙汉制、羡慕皇帝无上权威的单于得以实现自己隐秘的夙愿：利用战事带来的顶峰权力实现向汉制皇帝的转型。毕竟，对于需要向大小首领讨价还价、费尽口舌的匈奴单于来说，或者对于任何部落领袖来说，自己和自己一脉的血统成为万世一系的绝对权威、自己的意志可以穿透任何阶层直达社会任何角落，这是无法抗拒的诱惑，此即为部落民领袖推行汉化的原始动因。至于统治更为发达的占领区的需要，周武王和诺曼公爵同样完成了对更发达地区的征服，却还是沿用天然政体，盖因当时并无数百年君主专制的示范效应。 部落领袖无法抵御成为专制帝王的诱惑（图片来源于网络） 匈奴汉国推行汉化的喜感操作 公元308年，占据山西、河北一部的刘渊在平阳称帝。当时，西晋在北方仍有长安京畿、河北刘琨等残余势力，且尚能号召鲜卑部族助战，而后汉国的异族封臣石勒也与之翻脸，使得匈奴汉国自建国就一直处于剧烈的四面作战状态，直到被石勒的后赵攻灭。因此，刘汉皇室不得不依靠手握兵权的传统贵族打仗，虽然给他们冠以大司马、大司空、仆射等汉制官名，实际上到灭亡也没有完全实现汉化的关键一环——削除贵族实权尽归皇室。这就导致在汉化前期，刘汉皇室仅能从国号、皇室构建上认真着手实施改革。 刘渊称帝后，就拟定国号与诸臣廷议，将新政权国号定为“汉”，理由是匈奴自汉初就和汉帝国皇室通婚，匈奴单于乃是汉帝的女婿或子侄。汉朝既亡，作为汉帝子婿的匈奴当然能承袭汉朝正统，甚至比篡逆的魏晋更有中央帝国的正统性。这算是对汉制宗法制的学习实践，其逻辑是说得通的。只是曾为汉朝老对手的匈奴继承汉朝正统，仍带有喜剧色彩，不知汉武泉下有知作何感想。 如果国号的拟定是匈奴汉化的成功实践，那在皇室的构建上则开始显露出匈奴传统对汉制的排异反应，使得森严的宗法制被草原宗室直接玩坏。在人烟稀少的草原，妇女作为宝贵的生育资源，倘若不幸丧夫是不会守寡浪费的，亡夫的兄弟甚至子侄都有权对其物尽其用，这造就了草原上自（hun）由（luan）的男女关系。刘汉皇室虽然按照汉制宗法体系构建皇室，摆放了太后、皇后的位子，但草原私生活的遗风却彻底把汉制宗法体系冲击得颜面无存。汉国第二代皇帝刘聪就堂而皇之地长期与先皇刘渊的皇后、如今已是太后的单氏长期保持通奸，虽然二者并无血缘关系，但这种行为仍然在汉制宗法伦理中属于禽兽行为，放在正宗的汉制皇室里足以颠覆刘聪的合法性。更为喜感的是，刘聪在日后的皇帝生涯中把草原女子间的平等关系硬搬进宗法制，将先后纳入后宫的晋降臣刘殷的两女四孙女、靳准两女皆立为皇后，创造了一帝拥有不同辈分的八个皇后的盛况，把汉制皇室里拥有“半个皇帝”“母仪天下”地位的皇后名分彻底玩坏。 只得一提的是，到底是出身晋臣世家的刘殷之女刘娥皇后为这个喜感的胡人皇室抹上了一点汉式文明的色彩。喜迎新后的刘聪欲扩建宫室容纳数位皇后，遭到两朝老臣陈元达当廷谏阻，扬言要做汉国的比干（这倒是显示了汉文化的影响）。暴怒的刘聪不顾众臣求情，欲成全老陈留死谏之名的愿望。这时，后宫传来刘娥皇后的手书，劝皇帝放过陈元达这样的忠臣，并情愿一死以免让妲己之祸重现汉国。深受感动的刘聪遂与陈元达缓和矛盾。正是刘娥皇后此举，让刘聪和大臣上演了一出汉制意识形态中标准的君贤臣忠的戏码。 皇太弟事件：排异的激化 如果上述还仅仅体现出汉式宗法制遇上草原传统后的水土不服，那么皇太弟事件则把草原天然政体和汉制的核心冲突完全暴露。公元310年，汉国第一代皇帝刘渊死后，本来传位于长子刘和。而历练不足的刘和却是个眼高手低的狂妄之徒，估计做专制君主的迷梦太深，居然趁匈奴诸侯来为先王守灵的机会，指使亲信分四路攻杀四个弟弟：齐王刘裕、鲁王刘隆、北海王刘乂、楚王刘聪，这俨然已是君主专制下晋和南朝皇室自相残杀的做派。前三王住在国都平阳城内，楚王、大司马刘聪则在城外军中，这里可看出刘聪是匈奴传统中的军事领袖。扑向刘裕、刘隆的两路人马虽然得手，负责袭击刘乂的打手却保护刘乂投奔刘聪。匈奴传统强人、手握大部分军权的刘聪当即领兵入城，反杀刘和。贸然挑战匈奴传统的愣头青刘和仅在位七天即死于传统强人之手。这是汉制对匈奴天然政体的第一次摊牌，算是汉化导致匈奴皇室第一次祸起萧墙，行动是鲁莽的，结局是惨败的。 消灭暴君刘和后，刘渊硕果仅存的刘聪、刘乂对皇位展开了角逐。本来，刘乂是刘渊皇后、现任太后单氏的儿子，算是刘渊的嫡子，按照汉制应当继位。但刘聪是指挥匈奴大部分军力的传统强人，实力远超刘乂（后面可看出，刘乂也是有部众的），故被大多数匈奴贵族推举为新皇，连刘乂也得识趣地加入劝进的行列。这是匈奴天然政体对汉制的又一轮胜利。然而，在两种制度的头两轮较量中作为天然政体卫道士的刘聪，在身份转变为皇帝后，却处心积虑地开启君主专制挤压天然政体之路。 刘乂的母亲单太后是氐族酋长单征的女儿。刘渊起兵的时候，单征率部众投奔刘渊，成为刘渊集团的原始大股东。刘渊死后，单太后俨然是氐、羌势力在汉国朝中的代言人。因此刘聪把这位颇有美貌之名的老爸遗孀纳入怀中，除了天然喜好以外，也有稳住氐、羌人马为己所用的意思。而刘乂既是先帝的嫡子、与刘聪一起平灭暴君的功臣、又有自成一体的部众、背后还有氐羌势力，虽然刘聪依靠硬实力争得皇位，也不得不对这个兄弟作出妥善安排。于是，刘聪在草原天然政体和汉制之间、也在派系实力之间取了一个平衡，封刘乂为皇太弟，表示自己身后要把皇位传给刘乂。这样的安排明显不符合汉制皇权继承法的宗法逻辑，出事是迟早的。刘聪的皇后、刘聪嫡子刘粲的母亲呼延氏吹的枕边风可谓代表性：“父死子继，古今常道（汉制）。陛下承高祖之业，太弟何为哉！陛下百年后，粲兄弟必无种矣”。作为军政实力派的刘聪不会不懂，然而自己嫡子刘粲的实力尚未成型，这时候宣示要自己一脉世代相传并不明智，稳住自己的情人和她背后的氐、羌头人才是当务之急。 女子在匈奴汉国宫变中扮演了重要角色（图片来源于网络） 史载刘乂发现了刘聪与单太后的私情，怒怼太后，使太后羞愤病逝（一说自杀），让刘聪对刘乂产生恨意。这一层倒不那么重要，真正主导汉国微妙政局的是刘聪对嫡子刘粲的着力培养。刘乂虽然当了皇太弟，但至此逢重大事务被晾在一边，皇子刘粲则被封为河内王、抚军大将军，给予兵权。在接下来几年里，刘聪刻意培养刘粲的军事能力和影响力，让他参与了对晋作战的洛阳、长安、晋阳等一系列战役。314年，刘聪封刘粲为晋王，任命为相国、大单于，总领文武百官，将汉文化里的正统名号、匈奴传统军事首领身份、对军政的现管实权集于刘粲一身，此时刘粲已经有皇帝之实了。在此前和此后的汉制帝国里，皇帝在生前一般都不会对太子赋予如此实权，反而加以防范。刘聪对刘粲培养之速，显然克服刘乂和草原天然政体、实现自身一脉永保皇权是其第一要务。 此时，人人都可看出刘聪的用意。刘乂的舅父光禄大夫单冲，苦劝刘乂自动让出皇位继承资格，这样尚能保住自身氐、羌一系的地位，仍不失为一支封建贵族。刘乂却仍然幻想草原政治中的兄终弟及仍有惯性，放弃了这一可能的最后希望。眼见刘乂不愿放弃太弟身份，深知斗争逻辑的太傅崔玮、太保许遐趁“血雨”异象劝其干脆起兵夺权，并提出直取刘粲及其弟刘敷的可行性计划。刘乂这时暴露出其是不值得跟随的庸懦型人物，不愿担此风险。不料，此事还是被晋王系间谍、东宫舍人荀裕告发。刘聪的处理已经显示出猫戏耗子般的耐心：将崔、许安上其他罪名杀掉，刘乂则被软禁起来。或许刘聪是要考验刘粲的一项重要统治术：如何让人实锤地伏诛。317年，刘粲依据靳准的计策，部分解除了刘乂的限制级别，允许其会客。一时间，皇太弟旧部、氐羌将领纷纷造访，其中的重要人员在离开东宫后被刘粲手下的安全部队逮捕，在刑讯逼供后提供了刘乂召集他们谋反的证词。还嫌不够的刘粲又派人友情通知东宫：京城将有叛乱，请披甲备兵以防不测。铠甲在冷兵器战斗中属于相当有效的护具，披甲等于准备高烈度军事对抗，因此在非战时的政治生活中，披甲是一项敏感的动作，大约是有定制的。刘乂对此却没有多加考虑，率府内壮丁顶盔贯甲做好战备。此举当然被刘粲党羽告发至刘聪，于是大网收拢，东宫访客的口供加上刘乂的披甲举动，谋反罪落实。刘聪终于让刘粲放手大干：兵围东宫，逮捕刘乂，开始清洗。东宫所属官员、将士被杀一万五千余人，其中就有氐、羌酋长十多人及所属人马。皇太弟被废，不久被得力阴谋家靳准毒杀。由于氐、羌酋长被杀，汉国属下的氐、羌部众叛汉，又是靳准被刘聪任命为车骑将军，镇压、驱逐叛军。 表面看，皇位继承资格回归刘聪一脉算是汉制路线对部落民天然政体的一次大胜。但大清洗和氐、羌起义也显示出天然政体对汉制的激烈排异，结果便是汉国自断臂膀式的削弱。再有，汉制皇权的扩张往往催生出靳准这种江充式的阴谋人物，既能密谋宫变、又能抓权掌兵。因氐、羌势力被清洗，汉国丧失了其作为“部落民共同体”的有力号召，麾下的羯族势力不久也叛汉自立。在羯赵兵锋激化内部矛盾后，据说因为女儿靳月光丧命于刘聪后宫而与刘汉皇室为敌的靳准对刘粲发动了致命政变，恰如赵高对秦二世政变的翻版。而后的颓势连“中兴之主”刘曜也无法挽回。不久，第一个入主中原并汉化的胡人帝国于329年灭亡，享国不过二十多年。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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