援越抗美生活纪实
32．龙编桥上的反修标语
龙边大桥全景
虽然还不到5月份，南国的太阳已经是火辣辣地烤人了。中午，公路上行人明显稀少，不得不抓紧赶路的，也都尽量在树阴下行走。勤劳勇敢、不怕吃苦的越南妇女都用毛巾把自己的脸围得严严实实，深怕被太阳晒黑了皮肤。
我们的车冒着高温在公路上慢慢开行，车后面拖的是一艘汽艇。
汽艇本来是最小的机动船只，与水中其它船只比起来，它的大小简直不足挂齿，但是它巨大的艇身与汽车相比，无疑就是庞然大物。现在又突然出现在陆地上，“陆上行舟”就成了一号公路上的一号新闻。整个汽艇被倒拖在汽车的后面，艇身由一对临时安上去的轮胎支撑着，通过尾部的挂钩，与汽车背靠背地相连。艇首高高翘在最后面，比汽车驾驶室顶棚高出一两米，其长度足有解放牌车的两倍，宽度也大大超标。这种景象可以用一句歇后语来形容：“老鼠拖木锨，大头在后”。路上所有的行人都停了下来，用惊奇的眼光注视着我们，他们脸上的神情分明在问：这本来应该在水中行走的庞然大物何以会跑到公路上来了？
汽艇是从越池大桥工地拖来的。
越池大桥，是西线铁路中段的一座桥梁，和铁路几乎平行的2号公路也从这座桥上通过，它在西线的战略重要性就可见一斑了。不久前，这座桥梁由四十四大队负责维修，现在工程已经完成。今天我们就要把它拖到红河大桥附近的水域，让它配合一营来完成龙编桥的维修任务。
龙编桥，即红河大桥，位于越南首都河内的北郊，过了这座长长的桥，就到
河内市区了。它的正桥长1681米，高约20米，共19孔，中间铁路，两侧公路，看上去非常雄伟、壮观，素有“躺着的爱菲尔铁塔”之称。北线和西线两条铁路干线在红河北岸的安员交汇后，都要通过龙编桥才能到达南岸的河内，公路也是如此。因此它是越南北部地区通往河内的交通咽喉。
1967年8月11日下午4时，美国出动了45架战机，第一次对它实行了多方向攻击，使南北交通陷于瘫痪。深水特大桥的抢修，对于中国入越部队一支队来说也是头一次。支队指挥部与越方有关单位先后商谈研究4次，最后商定由中越双方共同完成这一维修任务。越方抢修第8到13孔，中方抢修破坏最严重的第14、15孔。 经过18昼夜的奋战，铁路、公路于9月30日提前开通，一支队受到了中共中央军委的通令嘉奖。以后龙编桥多次遭到美机的严重破坏，但在中越两国部队的共同维护下，始终是一座炸不断的钢铁桥梁。
从1969年春节后开始，二大队一营正式接手这座桥梁，准备在回国前对它进行最后一次彻底的维修。热情高昂的战士们一上桥，就在两边高大的钢梁上挂上了巨幅标语：“打倒美帝，打倒苏修，打倒各国反动派！”一块木板上写一个字，每块木板都有桌面那么大，在人来人往的交通要道上显得特别显眼。这句口号在当时是中国最常见的标语，无论在城市还是农村都屡见不鲜，甚至连小娃娃都喊得烂熟。但现在是在越南，中国人在越南的土地上悬挂这条标语，理所当然会引起了一些外交麻烦。越南有关部门马上提出，要求立即摘下这条标语。
一连战友在龙边大桥抢修工地上
问题就出在标语当中的那一句：“打倒苏修”。对于越南来说，美帝和反动派都是在可以打倒或必须打倒之列，但“打倒苏修”却不是越南的政治主张。据说中国曾经提出：我们坚持反帝必反修，这两件事不能分开。对此越南领导人表示：我们之间的判断有所不同，主要是如何评定苏联问题，你们说苏联正在出卖越南，我们不这么说。越南方面的交涉引起了中国部队的反感，或者本来就对越南与“苏修”藕断丝连看不惯，我们的战士们来了个极端的动作，把标语中的三部分调了个个，使它变成了“打倒各国反动派，打倒苏修，打倒美帝！”不言而喻，这里把不同意挂这条标语的人作为“各国反动派”放到了第一个要打倒的位置上。
从现在的观点来看，这显得有点不近情理，说得更严重一点，完完全全就是一起外交事件。可是，当时处于文化革命狂热之中的人们可不这样看：这是从毛泽东思想中总结出来的真理，你敢反对！当时就是这样，你提出一个“左”的口号，我就提出一个更“左”的口号，你做出一个“左”得出奇的举动，我会做出一个“左”得更厉害的举动。反正我要比你更“左”，显得更革命。就是有人觉得这样做有什么不妥，当时也不敢提出反对意见，包括一些地位很高的人也是如此。因此，当时虽有支队首长，还有中国驻越南大使馆的官员，似乎都起不了什么作用，最后听说还是反映到周总理那里，由周总理亲自下令，才把标语撤了下来。那已经是半个月以后的事了。
汽艇和它的司机属于大队机械连。机械连的战士和我们汽车连是一样的，要经常驻扎在施工工地，配合连队战士们一起施工。各种机械，如发电机、抽水机、压风机、钻孔机、打桩机、汽艇等等，加上我们的自卸汽车，一年之中至少有10个月要呆在施工连队。当时为了增援越池大桥，配合水面上施工的需要，与兄弟部队共同生活了几个月。现在越池大桥工地的任务完成了，施工部队就要回国了，汽艇司机又要带着他的汽艇向龙编桥工地转移，接受新的驻勤任务。
车后面的汽艇又高又宽，一不小心，就容易上面碰树，两边刮车，为此，我们的车尽量往路中间开。公路上行人虽不多，但来来往往的车非常多。公路本来就不宽，现在我们这个庞然大物往路当中一占，其它车就明显通行不畅了。对面的车纷纷主动停下来让我们先过，后面的车一直没有机会超车，也跟在我们后面不停地按喇叭。我们本来就着急，现在更是被喇叭催得心烦意乱。师傅坐在方向盘前，显得有些紧张，脸上一头大汗也顾不得擦。我坐在右边窗口，不停探出大半个身子向后看望，向师傅报告前后左右的行人、车辆情况。汽艇司机夹坐在驾驶室中间，两边情况他都看不见，急得不停地抓耳搔腮。
余师傅的性格和朱师傅完全不同，言语不多，更不开玩笑，天天坐在一起好像总是无话可说。更使我不习惯的是，他开车的历史也许还不长，胆子要比朱师傅小，路上对我开车不大放心，因此也不敢放手，经常是一天下来才给我开十几、二十公里，不像以前朱师傅那样，一有机会就几十、上百公里的让我开。他不敢让我多开不说，偶尔让我开一点，他在旁边又紧张得要命，稍有点什么事就不停地唠唠叨叨，常常弄得我不知所措。像今天这样的场合，我自己也知道不会有我的戏，所以一路上就给他当“右眼睛”，照顾好车前车后的情况，随时给他提醒。
将近傍晚时分，我们的车才拖着汽艇来到龙编桥旁，总共不过五、六十公里的路程，足足跑了一下午。大桥工地上还在紧张地施工，桥上桥下一片热气腾腾的景象。正在桥头指挥的一分队连长见到我们过来，马上召集一班人马帮我们卸车：
“二班长，派几个人帮忙把汽艇放到水里去，干完了就下班。”
“是！”
一分队和九分队一样，也是一个桥梁连队，将汽艇放到水里去的活对于他们来说只不过是小菜一碟，他们出动了半个班的人马忙了不到半小时，马上就把我们的车解放了。汽艇司机下到舱里，将发动机发动着了，在红河的水面上转了一圈，满意地在岸边停好，和大家一起搭我们的车回连。
吃罢晚饭，我收下晒了一天的衣服，和一连几个战友到附近河里隐蔽的地方去洗澡，村里的一个越南少年照例又跟上了我们。我已经不记得他叫什么名字了，但我对他的印象特别深，直到现在他还时常在我的脑海里涌现。这个小伙子十五、六岁，每天都到驻地来找我们玩，我虽然到这儿驻勤才十几天，他已经把我当成他的好朋友了。当时他和我几乎是形影不离，只要我在驻地，他就会找上门来，到了晚上更成了我的尾巴。我走到哪里，他就跟到哪里，陪我擦车，陪我谈天，甚至连洗澡都要和我一起去。我基本上不懂越语，但由于这个男孩与我们部队的战士来往密切，他从他们那儿学就了一口流利的中国话，连“他妈的”、“XX毛”等国骂都能熟练应用。
我们边洗澡边聊天。我有意很认真地向他请教：
“嗨，越南话'爸爸’怎么说？”
“么！”
“'妈妈’呢？”
“买！”
“加在一起那不是'么买’？”
虽然正经的越南话我懂不了几句，但我知道“么买”这句话在越南是句骂人的话，和我们国家的“他妈的”意思差不多。
小伙子这才发现中了我的圈套，气得大骂：
“他妈的，你不好！”
过了一会，当我们脱下湿漉漉的脏短裤准备更换时，他突然找到报复我的机会了，快活地大叫：
“人家看见你的XX毛了！”
我回敬他：“人家不也看见你的XX毛了？”
他很得意地说：“你是大人，我是小孩，我不怕人家看我的XX毛！”
在我们洗完澡往回走的路上，他忽然变得严肃起来。他支支吾吾地问我：
“嗨，你说联苏好不好？”
越南人把苏联叫做“联苏”。
我想也没想就回答说：“不好！”
他显得有些失望，想了想又问：“那么列宁好不好？”
我毫不犹豫地回答：“好！”
他有了点信心，又问：“斯大林好不好？”
“好！”
“那么赫鲁晓夫好不好？”
我也毫不犹豫地回答：“不好！”
他沉默了一会，突然大声对我说：“他妈的，中国不好，联苏好！”然后就气愤愤地离我而去了。
对于他的态度，我陷入了深深的思考，但在当时难以找到合适的答案。今天回过头来站在历史的角度再想想，体会到越南人这样考虑问题是有其现实主义的意义的。
越南，作为当时社会主义阵营的一个成员，在这场战争中是得到了所有社会主义国家的支持的，有钱的出钱，有力的出力。
当时中国尽管国内物资极度缺乏，但却是越南的最大支援国。除了直接派部队入越给予他们人力上的支持外，还有许许多多方方面面的其它援助和支持。
在美国对越南北方实施狂轰滥炸最猛烈的时期，越南的许多重要军事器材都储存在中国境内，一些重要的军事基地也都直接建在紧挨越南的广西、云南两省区。例如,中国直接在中国境内为越南空军提供了机场。中国支持越南前线的物资，包括军用物资、民用物资，经由铁路、公路、海路，从四面八方源源不断运抵越南。在战争期间，仅从越南东北部经由南宁至河内铁路运抵越南的中国物资平均每天约达1000吨，从中国沿海各港口经海路运抵越南北方最大港口海防港及其它港口的中国援越物资占更大的比重。在轰炸最猛烈的1965到1968年期间，运抵海防港的物资年平均达100多万吨，其中1965年为69.7万吨，1966年为93.1万吨，1967年为140万吨，1968年约达160万吨。这些物资中，主要是石油产品、食物、化肥、机械设备、车辆、军火、棉花、医疗器械、药品等。此外，还有相当数量的援越物资是通过公路用卡车运抵越南北方的。1967年，美国空军在中越边境地区上空摄下的一张图片表明，在中国通往越南的一条公路上，仅在25公里的一个路段上正行驶着数百辆满载物资的卡车。
在越南战争期间，苏联对越南的援助仅次于中国。在当时的国际背景下，苏联的援助对越南人民夺取抗美救国战争的胜利同样发挥了重要作用。中苏两国对越南的援助各有侧重：中国的援助侧重于后勤补给、常规军事装备及武器弹药的提供，以及派遣大批工程兵部队赴越直接参与其交通、通信、工业及军事设施的保护、抢修与建设。由于苏联的军事工业比较发达，因而其对越援助则以提供包括战斗机、轰炸机、雷达导向高炮甚至导弹在内的军事物资为主。正是苏联提供的大量先进武器，使得越南人民军与美伪军的武器对比逐渐缩小了差距，抵抗能力不断增强。
美军开始对越南北方实施轰炸以后，苏联于当年提供了2.4亿美元的援助，1966年援助总额达到6.7亿美元。1967年，在美军加强了对越南沿海封锁的情况下，到达越南北方的苏联商船数量仍大幅度增加，从1965年的122艘增加到185艘。1967年3月，越南总理范文同和国防部长武元甲访苏，苏答应给越南大量现款、食物和武器援助。此后，苏联援助的大量飞机、导弹、火炮、步兵武器以及工厂的成套设备、运输工具、石油产品、钢铁、化肥等民用和军用物资源源运抵越南。1967年的援越总额达到10亿美元。
1967年，苏联派出了苏军性能良好的直升机和优秀驾驶员入越，帮助其运送军队和军事物资，并且向北越提供了能够载重5吨的米格4型，以及载重量达13到22吨的米格6型运输机。1968年，苏制伊柳辛28中型轰炸机和导弹运抵北越，而苏制PT-76重型坦克也于1968年2月在越南南方投入使用。1968年起，苏联和捷克斯洛伐克向北越提供了更先进的火炮。这些由雷达控制的火炮命中率很高，射程达8英里,飞行高度很高的美军B-52轰炸机也受到严重威胁。1970年，苏制萨姆系列导弹在越南战场上更加频繁地投入使用后，对美国空军的威胁更大。苏联提供的大量先进战斗机、轰炸机、高炮以及导弹，大大增强了越军的作战能力，使越南战场形势发生了有利于越方的变化。
在越南战争期间，苏联对越南北方的援助，除大量先进武器外，还有大批民用及后勤物资如粮食、化肥，还为其培养了大批各类干部。
作为越南领导人，一方面对中国的无私援助深表感谢，一方面也对中国、苏联之间出现的一系列分歧感到头疼。在中国坚持反帝必反修的要求下，政治态度慢慢向苏联方面靠拢。
今天龙边大桥
据说胡志明是越南领导层里最亲近中国的一位，但他也一直视社会主义阵营为依托，十分珍惜阵营内部相互之间的关系。中苏关系破裂，中国提出反对苏联现代修正主义时，他对中国领导人说，苏联是老大哥，中国是老大姐，你们吵起来，我们怎么办？胡志明1969年去世，他最后看到的仍是中苏争吵，听到的是乌苏里江上的枪炮声。
就越南老百姓而言，也许他们个人对我们中国军队并没有反感，甚至可以说有深厚的感情。我们远离亲人，身居海外，冒着生命危险，没日没夜地帮助他们修铁路、架桥梁，他们全都看在眼里。就他们个人的利益而言，我们经常挤出时间来帮他们收割、协助他们抗洪，我们的车始终让他们免费搭乘，我们的电影始终对他们免费开放……。而他们也没有把我们当外人看待，凡是和我们有接触的越南老百姓，都对我们很热情。
记得还有一次在四连驻勤，我们住的招待所是越南民房，房东是一个四、五十岁的大妈。每次我们出车回来，她都已经为我们把晒干的衣服收了回来，叠得干干净净的放在我们床上。在外碰到老乡都很客气，都主动满面笑容地迎上来说一句“赵隆基（同志你好）”。就是越南人民军战士和我们相遇也很热情，经常说着一大串我们听不懂的话想和我们交谈。但是，我认为在他们的思想中，“中国”和我们这些“中国隆基”不是同一个概念。“中国隆基”是一群活生生的帮他们打仗和干活的人，而“中国”对他们来说却是一个抽象的政治名词。由于受他们国家上层的宣传和教育，对苏联人感情深一点，因而不能接受“中国”“打倒联苏”的观点，对我们强加给他们的反修口号尤有反感。
不过第二天，这个孩子又和我一起去洗澡，就像昨天什么事也没有发生一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