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4年初秋，我进入时称华中师范学院的外语系英语组学习。由于文革延误了我们六四级的毕业，到1968年底才离校。根据上级的规定，我们这一届不许留城，75%的去军垦农场，15%的到农村去当农民，剩下10%身体不好的去国营农场。我的父亲已经被打倒，家里被抄了个底朝天，母亲也被批斗。
鉴于这样的情况，我第一个报名去父亲的老家黄冈当农民。结果，我们一起各个高校共65名大学生，都被黄冈地区的“将军县”——红安县要去了。我们华师去的15名大学生被分配在红安县七里坪区的万胜公社，我和两个同学被安排在该公社建林大队的郑家畈生产队。
经过一年多的“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1970年初，红安县的领导召集我们65 人去七里坪中学总结在农村的体会，并宣布我们将去本县的学校当老师。当天上午各自写总结，中午休息时，我看到走廊上有架风琴，一年多没弹钢琴的我就边弹边唱起来。这给主要负责人——红安县主管文教卫的常委徐映初很好的印象，把我安排在红安县城的“最高学府”——红一中。就这样，我开始了近十年的中学教师生涯。
文革结束后招考研究生，我立即报考，并有幸第二次走进华中师范大学的桂子山校园，成为历史系章开沅老师的首届研究生。我们一起有六个人：赵军、严昌洪、饶怀民、沈继成、高路和我。导师组是章开沅老师、陈辉老师和刘望令老师，我和赵军由章开沅老师亲自指导，严昌洪和沈继成由陈辉老师指导，饶怀民和高路由刘望令老师指导。一般情况下，硕士研究生都是三年制，由于章开沅老师的社会影响力，需要快出人才，我们是两年制的的研究生。
章开沅先生对赵军和我这两个“入室弟子”要求很严，每个星期都要写一篇文章给他检查。因为我的本科是在华中师范学院（章开沅先生任院长后，华中师范学院于1985年8月更名为华中师范大学）外语系的英语组学习，没有历史本科的学历。章老师指令我去听历史系本科的课，要我打好扎实的历史专业基础。我便在抽空去上历史系孙玉华等老师的课，收获很大。
为了我们的学习，章老师先后聘请北京、上海和广州等地的中国近代史名家来学校给我们授课。1980年暑假期间，陈辉老师带着我们到南京、苏州、上海和广州等地游学，使我们增长不少见识。
在教学中，章老师多次向我们强调，哲学是常青树，作好研究要注意两条：以哲学为指导，用比较为方法。正是在章老师的指导下，我这个英语本科生逐渐在历史研究上入门。同时，从章老师的教学中，我深深体会到教育的科学性和重要性。
作为是汉口生、武昌长的地道武汉人，加上我们的学习重点是中国近代史，研究方向是辛亥革命史，所以我尝试对武昌首义的起因进行探讨。在学习过程中，我发现孙中山和黄兴发动民主革命的重点是在两广，处于内陆的湖北武汉不是他们的上乘之选。可是，他们先后在两广发动的十余次起义均旋起旋落，而武昌起义却一举成功。依据章老师指出的比较研究法，我发现当时的湖北武昌在政治、经济等诸方面的条件，比京津沪粤要略逊一筹，或至多亦是不分轩轾。但是细数下来，湖北在中国近代教育上是堪称首屈一指的“模范之区”。我觉得，探讨教育是否在光照史册、永驻汗青的辛亥首义上起到至关重要的作用，应当有其现实而深远的意义。
当章老师要我和赵军去他家定毕业论文题目的时候，因为赵军是学日语的，章老师指导他研究积极支持孙中山革命活动的日本友人宫崎滔天。然后，章老师问我有什么想法，我说自己的史学基础不太好，难做大题目，就以湖北近代教育为研究方向。章老师很表赞同，并要我多看些相关资料。
经过多方面的查阅，我发现湖北近代教育的发生发展与当时的湖广总督张之洞密切相关。刚好，我们学校的图书馆有《张文襄公全集》，我整个1980年的寒假都没有回武昌的家，天天去图书馆借阅《张文襄公全集》，把全部的200余卷都认认真真地从头到尾仔细看完，作了大量的分类卡片。
尽管当时“极左思潮”还未清除，我仍努力遵照章老师的指导，运用哲学一分为二的基本观点，通过具体的史料，探索因外强虎视、国势日危的时局，使张之洞从“清流主将”转变为“洋务重臣”，从思想认知的演进到克难前行的实践。经过实事求是的深入研究，我对这位被多年贬斥的大清皇朝的“忠臣”作了客观的分析。这其中，张之洞克服重重困难，筚路蓝缕地在湖北武汉地区兴办多种近代工矿企业、新式学堂和具备一定文化程度的新军，“种豆得瓜”地促进了本地区近代革命知识分子队伍的成长壮大，为辛亥武昌起义的成功打下有利的坚实基础。
其次，我又根据章老师提倡的比较方法，发现张之洞比同时期的官员们更加与时俱进。他十分重视人才的培养和教育的发展，把国外整套的近代教育体制和教材引进湖北武汉地区。值得注意的是，张之洞尤为注重加强基础教育和师范教育的发展，并于1902年明确提出，学堂要培养德、智、体全面发展的人才，引起中外政要的注重和到访。清政府称赞“张之洞为当今第一通晓学务之人”，委派他参与主持重订全国学堂章程——《癸卯学制》，这是我国第一个在全国正式颁行的近代学制，为旧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性质的近代教育体制奠定了基础。1905年夏，在张之洞、袁世凯等大臣的联名奏请下，清王朝不得不废止延绵1,300多年的科举制度。张之洞不仅成为“洋务运动”后期的主将，并于1907年9月应招入朝当上清廷的学部大臣。
据此，我在1980年撰写了第一篇论文，题目为《浅析张之洞的教育思想》，提交给当年的湖北省史学会的年会。翌年，该文章被收入由湖北人民出版社出版、章开沅老师、陈辉老师等主编的《辛亥革命论文集》。
接着，我着手加紧毕业论文的写作，原题目是《论湖北近代教育》。完成后，我交给章老师审阅，章老师看后在我的论文题目上加了一个“试”字！正所谓“一字千钧”，章老师的一字之加让我明白对历史研究的严谨性。1981年我们毕业时，章老师点名我为第一个进行答辩的研究生。由于这是文革后首次的研究生答辩，引起大家的关注，湖南省历史学会理事长、湖南师范学院副院长林增平教授等数位中国近代史名家来学校参与我们的答辩。现场设在学校的行政楼，有数百人观看，一时热闹非常。
随后，章老师带着我们参加在长沙举行的“纪念辛亥革命七十周年青年学术讨论会”。会上，我的毕业论文《试论湖北近代教育》得到林增平教授等与会专家们的肯定并获奖，由中华书局收集出版。
经过对中国近代历史的学习，了解到从康有为、梁启超等发起的维新变法，孙中山、黄兴等领导的民主革命，到李大钊、陈独秀等对共产主义的早期宣传，甚至如张之洞、容闳等对中国近代教育的推进，当然更有辛亥革命主力群体推翻赓续两千多年封建皇朝的丰功伟绩，我对中国先进知识分子对于推动社会发展的作用有了深刻的认知。1982年，我又写了题为《湖北近代知识分子与辛亥首义》的论文，经章老师审阅后，发表在当年的《华中师院学报》上。
作为蜚声国际国的历史学家——章开沅老师的开门弟子，我有幸与美国来华的史学家们来往与交流。1983年初冬，我得到美国密西根大学中国研究中心的邀请，前去进行中美文化与教育的比较研究。次年秋，已是华中师范学院院长的章开沅老师让我远赴美国深造。在美国期间，章老师曾给我去信关怀我的学习与生活，我每次回武汉都会去看望章老师并汇报情况。
2002年回国后，华中师范大学管理学院的负责人朱斌、张立荣邀请我回母校工作。正巧，那天是章老师的生日，章老师和时为华中师范大学副校长的马敏非常高兴。就这样，我第三次走进桂子山的校园，在管理学院和历史文化学院开课，并多次举办《当代大学生论坛》，让学生们自主探讨，以提升他们的素质。该论坛得到学生们的欢迎，学校宣传部的党波涛老师对相关情况作了采访报道。
第二年正好是华中师范大学的百年校庆，我怀着深情创作了有十二首歌曲的组歌——《华师学子情》，并在时任华中师范大学校长马敏的支持下，制作成DVD光盘赠送给回母校参加庆祝活动的校友们。更让我感动的是，章开沅老师不仅为我的组歌挥毫书写“华师学子情”五个大字，还和马敏等领导出席观看我的音乐会。
2004年5月5日，《武汉晚报》头版头条以通栏的形式刊登一封求助信，原来是华中师范大学一附中的一名高二女学生，因沉迷于网络游戏而辍学，其父母租房陪读，用尽各种方法无效后，便通过报纸向社会呼吁。我看到此报道后立即给报社打电话，表示愿意提供帮助。第二天，这对母女来到我家，经过数小时沟通和后续的交流，那位女孩振作起来继续学习，而且与父母的亲子关系有了明显改善。该消息经过媒体报道，一下子引起社会轰动，掀起全国“挽救网瘾青少年”的热潮。
当年底，在各级领导的支持下，华中师范大学专门成立素质教育研究中心，给我配备了办公室和助手，来自全国各地的求助和采访络绎不绝。章老师对我们的工作十分关注，亲自与湖北省宣传部的领导李子林等为我们素质教育研究中心挂牌，每次我到他家里去时，他和师母黄老师都非常真切地向我了解情况。
2005年，为满足社会的需求，我先后出版了几本书。其中第一本的书名是《孩子都有向上的心》，章老师亲自为该书作序，并在序中表达了青少年理性使用电子产品的重要性。国家新闻出版总署把这本书列入当年的百本优秀图书之一，得到大量读者的好评。
章开沅与时任华中师范大学党委书记丁烈云为华中师范大学素质教育研究中心揭牌。
2008年，我和本地区的教育工作者发起成立“湖北省素质教育研究会”，得到湖北省民政厅和湖北省教育厅的支持。是年的7月5日，在华中师范大学音乐厅举行的“湖北省素质教育研究会”成立大会上，章老师被聘为名誉会长，并亲自致开幕词，强调素质教育的必要性和具体方法，获得全场的热烈掌声。
我回国后，章老师曾两次来我家里看望。特别是第二次，他老人家已是90岁的高龄，仍兴致勃勃地和黄师母、马敏夫妇、华中师范大学副校长彭南生，及严昌洪、罗福惠、朱英等一起来到我家。章老师特地拿来从日本带回的清酒给大家分享，还饶有兴致地到我的屋顶花园欣赏武汉三镇美丽的夜景。没想到，这竟然是章老师最后一次来我家聚会。
章老师不平凡的一生，都献给了史学研究、学生培育和社会进步，对我一生的成长起着重要的作用。正如我在全国各地的讲座主题：“戒除网瘾——素质教育——道德重建”一样，我永远牢记导师的至真教诲，不负他老人家的热诚关怀，积极引导青少年健康成长，为推进素质教育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尽绵薄之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