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唐宋词中的鹃声及其文化内涵

杏坛归客 2021-07-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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杜鹃，又名杜宇、望帝、子归、鶗鴃、雋周等，是中国文化中既富于神话色彩又贴近士人生活的鸟类。考察唐宋词中的鹃声，需从杜鹃的三个传说言起。

关于杜鹃的传说

关于杜鹃，有三个传说最著名——杜宇化鹃、杜鹃啼血和它“不如归去”的啼鸣。它们产生的时代不同，却相互影响，彼此呼应，将杜鹃“冤禽”、“怨鸟”的形象逐渐丰富。

首先，“杜宇化鹃”是杜鹃最早的传说。杜宇乃古蜀国君主，出身非凡。据《蜀王本纪》：

后有一男子，名曰杜宇，从天堕，止朱提。有一女子，名利，从江源井中出，为杜宇妻。自立为蜀王，号曰望帝。^[1](p211)

按“从天堕”，杜宇出身非凡。《禽经》亦言“望帝杜宇者，盖天精也”^[2](p683)。据载，蜀地在其先祖蚕丛、鱼凫开国时，“蜀民稀少”，到杜宇“治汶山下邑，曰郫化，民往往复出”[1](p211)，说明杜宇颇有治国之才。在杜宇治国百年之际，蜀地来了位名叫“鳖灵”的男子：

望帝积百余岁，荆有一人，名鳖灵。其尸亡去，荆人求之不得。鳖灵尸随江水上至郫，遂活，与望帝相见。望帝以鳖灵为相。时玉山出水，若尧之洪水。望帝不能治，使鳖灵决玉山，民得安处。鳖灵治水去后，望帝与其妻通，惭愧，自以德薄不如鳖灵，乃委国授之而去，如尧之禅舜。鳖灵即位，号曰开明帝。^[1](p211)

鳖灵本是荆人，死后逆流而上，至郫后复生，被望帝任命为相，凿山治水，功绩颇大，后得蜀帝禅位。杜宇失国后，行踪成迷，或言“望帝修道，处西山而隐，化为杜鹃鸟，或云化为杜宇鸟，亦曰子规鸟，至春则啼，闻者凄恻焉”^[2](683)；或言杜宇因“淫其相妻”逃离蜀国，“望帝自逃之后，欲复位不得，死化为鹃。每春月，昼夜悲鸣。蜀人闻之曰:'我望帝魂也。’” ^[3](p263)又有言：“蜀王望帝淫其相妻，惭，亡去，为子嶲鸟，故蜀人闻子嶲鸣，皆起曰:'是望帝也’。” ^[4](111)而对此最中和的解释，则是“望帝去时，子规鸣，故蜀人悲子规鸣而思望帝” ^[1](p212)。至此，杜鹃与望帝杜宇建立了联系。

文学中对“杜宇化鹃”歌咏始于南朝，秦汉时期鲜有提及。先秦诗歌中涉及到杜鹃的多关注其“暮春而鸣”的习性，如“恐鶗鴃之先鸣兮，使夫百草为之不芳”（屈原《离骚》）。鶗鴃即杜鹃，常于暮春鸣叫。按王逸《楚辞章句》注曰：“言我恐鹈鴃以先春分鸣，使百草华英摧落，芬芳不得成也。以喻谗言先至，使忠直之士蒙罪过也。”^[5](p471)杜鹃此时，还不是蒙冤的国君，而是一只恶禽，象征诋毁“忠直之士”的佞臣。

直到南朝鲍照的《拟行路难》诗，才化用了“杜宇化鹃”的故事：

愁思忽而至，跨马出北门。带头四顾望，但见松柏园，荆棘郁蹲蹲。中有一鸟名杜鹃，言是古时蜀帝魂。声音哀苦鸣不息，羽毛憔悴似人髡。飞走树间啄虫蚁，岂忆往日天子尊？念此死生变化非常理，中心怆恻不能言。^[6](p58)

这里的杜鹃声音哀苦，羽毛憔悴，飞走树间以捕食虫蚁为生，哪里还有昔日蜀国天子的尊严？可见，杜宇化鹃的传说在南朝文学中已有所表现，其作为“冤禽”、“怨鸟”的形象逐渐丰满。

其次，“杜鹃啼血”是唐以后形成的文化共识^[7]^(p65)，与杜宇化鹃传说相关。杜鹃“状如雀鹞而色惨黑，赤口”^[8]⁽¹⁷⁵⁶⁾。其“赤口”也引起了人们丰富的联想。或言：“雋周，瓯越间曰怨鸟。夜啼达旦，血渍草木。凡鸣皆北向也。”^[2](^p683)又“杜鹃，一名子规。苦啼，啼血不止。一名怨鸟，夜啼达旦，血渍草木” ^[9](^p87)；白居易亦有“杜鹃啼血猿哀鸣”（《琵琶行》）。而杜鹃“血渍草木”，也就成了杜鹃花的由来，如吴溶在其《送杜鹃花》言：“春红始谢又秋红，息国亡来入楚宫。应是蜀冤啼不尽，更凭颜色诉西风。”

按戴伟华《唐诗中“杜鹃”内涵辨析》中的观点，“杜鹃啼血”是唐朝以后才逐渐形成的文化共识，是人们从自然现象中触发的联想。笔者同意其观点，且认为“杜鹃啼血”乃“杜宇化鹃”传说衍生而来，理由如下：

杜鹃啼血，重在表现其“苦”，而自然界中，其鸣声并不凄苦。大自然还有一种布谷鸟，按鸟类学观点，它其实是杜鹃的一种，只是身形略大。《禽经》言其“仲春鹰所化也”，“生树穴中，不巢生”，“此鸟飞鸣于桑间，云五谷可布种”^[2](p683)。其飞行类鹰、啼鸣“布谷布谷”、包括不自己营巢育雏等习性皆与杜鹃并无二致。然诗词中布谷鸟的鸣声却与杜鹃有本质区别，布谷催耕而杜鹃啼血，一乐一悲，界限分明。如非受蜀君杜宇传说影响，鹃声未必如此。

唐诗中，杜鹃啼血和杜宇化鹃的传说往往彼此交融。如“蜀国曾闻子规鸟，宣城还见杜鹃花。一叫一回肠一断，三春三月忆三巴”（李白《杜鹃》），“君不见昔日蜀天子，化作杜鹃似老乌……其声哀痛口流血，所诉何事常区区”（杜甫《杜鹃行》），“杜宇冤亡积有时，年年啼血动人悲”（顾况《子规》）等。如果杜鹃啼血的传说是唐以后才逐渐形成的文化共识，那么它很难避开“杜宇化鹃”故事。继杜鹃啼血后，杜鹃作为冤禽、怨鸟的形象也进一步丰富。

最后，杜鹃“不如归去”的啼鸣是宋朝形成的文学共识。贾祖璋《鸟与文学》中言“杜鹃的鸣声，自来拟为'不如归去，不如归去’的；由'不如归去’的哀怨情感，然后幻想出一个望帝出亡的故事，也属可能的事”^[10](p52)，然而唐以前的诗文中对鹃声的描摹不多，未拟为“不如归去”。

南朝宋鲍照《拟行路难》诗中，最早对鹃声有所表现，仅言其“声音哀苦鸣不息”（见前引）。唐代出现大量歌咏杜鹃的诗句，多立足杜鹃的前两个传说，对其声音描绘以“哀苦”、“不停不休”为主，如前引李白《杜鹃》之“一叫一回肠一断”，杜甫《杜鹃行》“其声哀痛口流血”等。

晚唐司空曙《杜鹃行》有“声音咽哕若有谓，号啼略与婴儿同”句，对鹃声直观描摹，称其“咽哕”、“若婴儿啼”，而“若有谓”说明其开始有意识探究鹃声的特别含义，但对“不如归去”尚未有联想。之后，刘禹锡《鶗鴂吟》言其“如何上春日，唧唧满庭飞”，则是延续屈原“鶗鴃”恶鸟之传统。直到贾岛《子规》诗：“游魂自相叫，宁复记前身”，言杜鹃叫声类“子规”，乃自呼其名也，似乎离“不如归去”稍近了。

而中唐以后，对“思归乐”鸟的题咏，则可看出杜鹃“不如归去”的拟定过程。元稹《思归乐》有“山中思归乐，尽作思归鸣。尔是此山鸟，安得失乡名。应缘此山路，自古离人征”句。又白居易《和思归乐》云：

山中不栖鸟，夜半声嘤嘤。似道思归乐，行人掩泣听。皆疑此山路，迁客多南征。忧愤气不散，结化为精灵。我谓此山鸟，本不因人生。人心自怀土，想作思归鸣……^[11](p27)

指出当时的人以为思归乐是南征迁客忧愤之气所化，其鸣声类“思归”。而元稹的另一首诗《西州院》中有“墙上杜鹃鸟，又作思归鸣”句，将杜鹃与“思归”之鸣联系起来。后温庭筠《锦城曲》言：

蜀山攒黛留晴雪，簝笋蕨芽萦九折。江风吹巧剪霞绡，花上千枝杜鹃血。杜鹃飞入岩下丛，夜叫思归山月中。巴水漾情情不尽，文君织得春机红。怨魄未归芳草死，江头学种相思子。树成寄与望乡人，白帝荒城五千里。^[12](p8)

“花上千枝杜鹃血”、“杜鹃飞入岩下丛，夜叫思归山月中”、“怨魄未归芳草死”等诗句，表明温庭筠已经将杜宇化鹃、杜鹃啼血、鹃鸣“思归”贯通，离拟定为“不如归去”仅有差一步。唐人那里鹃声“不如归去”的拟定，没有形成共识。而杜鹃“思归”之鸣，在晚唐仅元稹、温庭筠诗中有所提及，影响不大。

真正将“不如归去”视为杜鹃鸣声并在作品中大量题咏的，是宋人。北宋陶岳《零陵记》载：“思归鸟状如鸠而惨色，三月则鸣，其音云'不如归去’。”^[13](p683)这是关于“不如归去”拟声的最早记载，陶岳很可能受元、白影响，但他并未将思归鸟与杜鹃合二为一。

宋时“不如归去”还曾一度与布谷鸟之叫声“脱却破袴”混同，引起争论。先是苏轼《五禽言》（其二）写到布谷：

南山昨夜雨，西溪不可渡。溪边布谷儿，劝我脱破袴。不辞脱袴溪水寒，水中照见催租瘢。^[14](p1046)

该诗末，苏轼自注“士人谓布谷为脱却破袴”。而对这“布谷声”，南宋吴曾《能改斋漫录》“子规”条有：

鲍彪《少陵诗谱论》引陈正敏曰：“飞鸟之族，所在名呼不同。有所谓脱了布袴。”东坡云北人呼为布谷，误矣。此鸟昼夜鸣。土人云：不能自营巢，寄巢生子。细详其声，乃是云不如归去，此正所谓子规也。今人往往认杜鹃为子规。杜鹃一名杜宇，子美亦言其寄巢生子，此盖禽鸟性有相类者。^[15](p91)

他认为“脱了布袴”和“不如归去”只是方言差别造，其实都是子规鸟。并特别指出子规与杜鹃也不是同一种鸟。南宋袁文《瓮牖闲评》亦言“苏东坡诗云：'溪边布谷儿，劝我脱破袴。’盖以布谷为'脱却破袴’也。然脱却破袴乃是'不如归去’，子规之鸟耳，非布谷也。”^[16](p45)可见，“不如归去”具体是什么鸟之鸣声，在宋代还存在着争议。

有宋一代，尽管文人对布谷与子规、子规与杜鹃、杜鹃与思归乐的关系尚存疑虑，但诗词创作中已将子规、杜宇、杜鹃和“不如归去”视为一体了。如范仲淹诗《越上闻子规》言“春山无限好，犹道不如归”，梅尧臣的诗《杜鹃》“蜀帝何年魄，千春化杜鹃。不如归去语，亦自古来传”，都将“不如归去”与杜鹃相连。此后欧阳修、晏几道、王令、赵鼎、陆游等多数诗人，在创作中皆将之视为一体。

可见，关于杜鹃的传说并不是一步到位的，它在中国文化中历经千年的历史，最终达成共识，即杜鹃乃蜀帝精魄所化，暮春时分彻夜啼鸣，血渍草木也不停息，而它的鸣声则是“不如归去”。与其他鸟啼相比，杜鹃的啼鸣往往无关爱情，它所关涉的是多是君臣、贤士、志士、斗士、征客等的凄凉心曲，浸染着浓郁的儒家文化色彩。

“鹃声”在唐宋词中的表现

由于杜鹃是儒家的文化鸟，连带鹃声也“厚重”起来，虽然其更适宜于诗文中抒写，在词中对鹃声的表现不如莺声多，但也有其特点。

首先，鹃声在唐宋词中最常见的表现是“催春”。这种写法源自《离骚》，词中淡了其作为“恶禽”的象征意义，代之以单纯的伤春之感。如“莫开帘，怕见飞花，怕听啼鹃”（张炎《高阳台·西湖春感》），“爱莺声，怕鹃声，人自多情，春去自无情”（周密《江城子》）皆以怕听鹃抒写伤春之情。词中对鹃声的“怕”表现得极其细腻，不但怕听到鹃声，更怕听不到鹃声。如吴潜《喜迁莺》“只有思归魂梦，却怕杜鹃啼歇”，张炎《台城路》“只恐空山，近来无杜宇”，所谓“莺带春来，鹃唤春归”（方岳《沁园春·用梁权郡韵饯春》），鹃声虽是送春，但没了鹃声，这春天自然也是逝去了。此类词作剔除了传统意义上“恶禽”的象征意义，淡化了诗文中杜鹃其作为“冤禽怨鸟”的历史感，只是本真地表现听闻鹃声的直观感受。

词中鹃声往往与落花、暮雨、冷月相伴，这也让“厚重”的鹃声稍稍轻灵了些。如王炎《蓦山溪·巢安寮毕工》“莺啼花谢，断送春归去。雨后听鹃声，恰似诉、留春不住。”汪元量《满江红·吴山》“蝴蝶梦中千种恨，杜鹃声里三更月”，毛文锡《更漏子》“春夜阑，春恨切，花处子规啼月。人不见，梦难凭，红纱一点灯”等，与这些“软”意象结合，鹃声中的春感增强而政治寓意减弱。

其次，鹃声在词中也常表现“催归”，但其“归蜀”往往被词人外化为“归家”、“归隐”，其去国之“怨情”被淡化为离家、伤春之“苦情”，甚至离宦归隐之“乐情”。如辛弃疾《定风波》“杜鹃声苦不堪闻。却解啼教春小住”鹃声中的苦情交织着留春之深情。康与之《满江红·杜鹃》“正长堤杨柳，翠条堪折。镇日叮咛千百遍，只将一句频频说。道不如归去不如归，伤情切”鹃声中是有家归不得的无奈。而吴潜《谒金门·枕上闻鹃赋》“纱窗晓。杜宇数声声悄。真个不如归去好。天涯人已老”，倪偁的《蝶恋花》“枝上幽禽相对语。细听声声，道不如归去。只待小园成数亩。归来占尽山中趣”，杜鹃也像其它欢乐的鸟儿一样，歌唱归隐之乐。

最后，虽然受词体的轻灵软媚风格的限制，鹃声中“泣血催归”的怨愤之气有所淡化，但在个别作家，尤其是经历国破家亡的遗民词人那里，这种“怨气”表现得还是比较明显。如汪元量《满江红·和王昭仪韵》：

天上人家，醉王母、蟠桃春色。被午夜、漏声催箭，晓光侵阙。花覆千官鸾阁外，香浮九鼎龙楼侧。恨黑风、吹雨湿霓裳，歌声歇。人去后，书应绝。肠断处，心难说。更那堪杜宇，满山啼血。事去空流东汴水，愁来不见西湖月。有谁知、海上泣婵娟，菱花缺。

王昭仪，本名王清惠，宋度宗昭仪。临安沦陷之时，她随三宫一起被俘往元都，途中作词《满江红》（太液芙蓉）一首，寄托家国之思、盛衰之感。其词情真意切，时人多有和作，汪元量就是其中之一。汪词上阕回忆繁华旧事，下阕言人去楼空，心事难说。而词中“满山啼血”的杜鹃，无疑就有杜宇失国的怨愤之气郁结其中。这是特殊时代的反应。其他词人则更多选择淡化这种怨气，如刘克庄《忆秦娥》“枝头杜宇啼成血。陌头杨柳吹成雪。吹成雪。淡烟微雨，江南三月”，将杜宇失国落魄之冤，淡化为三月春归凄楚之苦。

鹃声中文化内涵

杜鹃是儒家的文化鸟，其鸣声中包含着深刻的文化内涵。唐宋词中对其代表的地域文化、悲剧文化，及儒家的进取精神和隐逸情怀都有所表现。

首先，看地域文化，鹃声中有鲜明的蜀地意识和南方地域色彩，地域差异带来的各种感受在词中有不同表现。

一、蜀地意识。杜鹃是望帝精魄所化，因此被称为“蜀魄”、“蜀鸟”，如杜荀鹤《闻子规》：“楚天空阔月成轮，蜀魄声声似告人。啼得血流无用处，不如缄口过残春”，雍陶《闻杜鹃》“蜀客春城闻蜀鸟，思归声引未归心”，这本身就是一种蜀地意识，它在离家的蜀人和在蜀的羁客身上，有不同的表现。

离家的蜀人往往会对鹃声历史感及其苦情作淡化处理，以鹃声抒发乐情。唐宋间以蜀为故乡的大诗人，以唐李白和宋苏轼最为著名。李白有《宣城见杜鹃花》“蜀国曾闻子规鸟，宣城还见杜鹃花。一叫一回肠一断，三春三月忆三巴”，抒思乡之情。苏轼《西江月》：

照野弥弥浅浪，横空暧暧微霄。障泥未解玉骢骄。我欲醉眠芳草。可惜一溪明月，莫教踏破琼瑶。解鞍欹枕绿杨桥。杜宇一声春晓。

关于该词，俞陛云评曰“诵其下阕四句，清狂自放，有'万象宾客’之慨”^[17](p208)。该词写山林游览，“醉眠芳草”，清晨醒来之时的美好情境。词人枕着绿杨桥栏小憩片刻，复被清晨的一声鹃鸣悠然唤醒，闲逸之态横生。以悲啼著称的杜鹃，在苏轼的词中也欢快放达起来。

对于在蜀的羁客，鹃声则往往让人想起杜宇的身世，从而关联起自身多重悲感。唐杜甫、司空曙、顾况、李商隐等皆有游历四川的经历，无不留下关于鹃声的诗句，如“杜宇冤亡积有时，年年啼血动人悲”（顾况《子规》），“庄生晓梦迷蝴蝶，望帝春心托杜鹃”（李商隐《锦瑟》）等，在鹃声中寄托了自己无限哀思。词则如陆游的《鹊桥仙·夜闻杜鹃》：

茅檐人静，蓬窗灯暗，春晚连江风雨。林莺巢燕总无声，但月夜、常啼杜宇。催成清泪，惊残孤梦，又拣深枝飞去。故山犹自不堪听，况半世、飘然羁旅。

关于该词，历来评论者皆赏其“故山犹自不堪听，况半世、飘然羁旅”句，认为其“不唯句法曲折，而意亦更深”^[18](p1559)，“去国怀乡之感，触绪纷来。读之令人于邑”^[19](p1875)。陆游入蜀前，一直在抗战前线——南郑（今陕西）作四川宣抚使王炎的幕僚，王炎调归朝廷后，陆游被迫离开前线，调任成都，其抗战北伐的梦想由此搁浅。此时于异地月夜闻鹃，触动了词人的漂泊之苦、羁旅之思、思乡之感和家国之恨。

而蜀地以外旅人的感受又有不同。如“若得归时我自归，何必闲言语”（陈瓘《卜算子》），“不解自宽，徒然相劝，我辈行藏君岂知”（陈人杰《沁园春·问杜鹃》）等，几无同情之心，更无共鸣之感，反有责难之意。

二、南方意识。《禽经》言“江介曰子规”，“蜀右名杜宇”，杜鹃的栖息范围已远远超过了蜀地，而人们在杜鹃的身上也寄寓了鲜明的“南方意识”。如邵伯温《闻见录》之“天津桥闻杜鹃”：

嘉祐末，康节邵先生行洛阳天津桥，忽闻杜宇之声，叹曰:“北方无此物，异哉！不及十年，其有江南人以文字乱天下者乎？”客曰：“闻杜鹃何以知此？”康节曰：“天下将治，地势自北而南。将乱，自南而北。今南方地气至矣。禽鸟飞类，得气之先者也。”^[20](p684)

在宋人眼里，杜鹃是南方之禽，不当在北方出现。杜鹃飞到北方，是谓南方得地气之先，天下必将大乱。这种类似“江南人以文字乱天下”的见解，虽然缺乏科学根据，然杜鹃身上表现的鲜明的南北意识则是显而易见的。

唐宋词中，鹃声唤起的南北意识，在南渡爱国词人身上表现得尤为明显。除了“不如归去”的苦啼，杜鹃还有一个习性，即“杜鹃鸣必向北”^[8](p1756)，这就与“鹧鸪”鸟刚好相反。鹧鸪被人称为“越鸟”，“江南无野狐，江北无鹧鸪”^[21](442)，鹧鸪飞不过长江，“其志怀南，不思北，其鸣呼飞'但南不北’”^[22](p4)。因此虽然“不如归去”与“行不得也，哥哥”（宋人拟鹧鸪声），表面看来都是劝归阻行的，但二者给人特别是“北人”的感触有很大差异。以辛弃疾《菩萨蛮·书江西造口壁》与《贺新郎·别茂嘉十二弟》为例：

菩萨蛮

郁孤台下清江水。中间多少行人泪。西北望长安。可怜无数山。青山遮不住。毕竟江流去。江晚正愁予。山深闻鹧鸪。

贺新郎（仅录下阕）

将军百战身名裂向河梁、回头万里，故人长绝。易水萧萧西风冷，满座衣冠似雪。正壮士、悲歌未彻。啼鸟还知如许恨，料不啼清泪长啼血。谁共我，醉明月。

关于《菩萨蛮》，有人认为“南渡之初，虏人追隆佑太后御舟至造口，不及而还，幼安自此起兴。'闻鹧鸪’之句，谓恢复之事行不得也。”^[23](p13)又有人认为“诗人极力主张北伐，一心要为国杀敌立功的壮志与朝廷'但南不北’（鹧鸪啼声）的国策发生了冲突，大志难酬，因此当他听到鹧鸪的叫声时便自然愁绪满怀，悲忿不已。”^[24](p88)不论如何解释，鹧鸪的叫声，都与其“北伐”理想相反。《贺新郎》词在列举了苏武、李陵、荆轲等英雄的事迹后，言杜鹃之泣血长鸣。鹃声中非但有执着的战斗精神，还寄托了词人理想志愿。这与杜鹃“鸣必北向”习性息息相关。

其次，看悲剧文化，从“杜宇化鹃”的传说始，杜鹃已不再是自然的宠儿了，而是一个悲剧的文化符号。它一旦在诗词中开始悲啼，它随身附带帝王失国，进退失据，有家难归，泣血言归等经历，自然会感发人心。词中鹃声表现的悲剧文化主要集中在春归之悲、人生之悲、家国之悲及历史兴亡之悲等方面。

一、春归之悲。与其它意象相比，鹃声专为春归而啼。提起伤春，人们最先想是“落花”、“柳絮”等视觉意象，它们有一个共同点，都曾经张扬地的绽放过、鲜嫩过、美丽过，只是随着春天的逝去凋零了。杜鹃则不同，杜鹃开始啼鸣时，春天已经走到了最后，正是“百紫千红过了春。杜鹃声苦不堪闻”（辛弃疾《定风波》），它甚至不知道春天已经归去，“杜宇不知春已过。枝头声越大”（佚名《谒金门》），从来没有见证过春天的到来，也不知道春天的悄然离去，又怎不让人不“愁落鹃声万里”（张炎《西子妆慢》）呢？

二、人生之悲。人生的悲剧很多，离别之悲、身世之感都是其重要内容。先看离别之悲。杜宇去国离家的苦恨，让鹃声蕴含了离别的伤感。有些地方甚至视杜鹃为不祥之鸟，言“初鸣先听其声者，主离别”^[25](p154)。鹃声中的伤别自有特点，其家别之思，占了绝大部分，且往往表现为离家难归的苦楚，而对临别场面的表现则相对较少。如“客中自被啼鹃恼。况落春归道”（刘辰翁《虞美人·客中送春》），漂泊在外的游子，听着杜鹃不如归去、不如归去的苦劝，总会黯然神伤，正是“在家谁道不如归”（赵师侠《鹊桥仙》），“家山千里遥”（吴潜《谒金门·枕上闻杜鹃》）。

再看身世之感。传统士子漂泊沦落之辛酸，怀才不遇之痛楚，和前途未卜之迷茫在鹃声中，都有体现。早在易静《兵要望江南·占鸟其七》“城营内，忽见杜鹃来。应有负冤人未雪，佞臣谋间损贤才。天遣叫声哀”，对鹃声的占卜中就有贤才蒙冤之悲。鹃声中的身世之感也自有特点，它更多地指向未来，抒发一种进退失据，前途迷茫的人生之悲。如赵鼎《贺圣朝·道中闻子规》“凄然推枕，难寻新梦，忍听伊言语”，表现出对未来理想的迷茫。又如秦观《踏莎行》：

雾失楼台，月迷津渡。桃源望断无寻处。可堪孤馆闭春寒，杜鹃声里斜阳暮。驿寄梅花，鱼传尺素。砌成此恨无重数。郴江幸自绕郴山，为谁流下潇湘去。

该词作于绍圣四年春，秦观由郴州移横州编管途中，为郴州赠别之作。秦观身历元祐党祸，其迁客心事，羁旅之愁，失路之悲，都一一蕴含词中。“可堪孤馆闭春寒，杜鹃声里斜阳暮”句，“'孤馆’点出旅愁，馆已孤矣，'春寒’又从而'闭’之，凄苦之境，亦'君门九重’之叹，于是只闻'杜鹃’之声，而于其声中，又俄而'斜阳’焉，饿而'暮’焉，则日坐愁城可知，不必写情而情自见矣。”^[26](p91)杜鹃“不如归去”的悲鸣，本就指向未来，而词人却未来难卜，前途迷茫，其身世之悲中暗含末路之叹，悲剧意味更加深沉。

三、家国之悲与兴亡之感。杜鹃本就是失国君主精魂所化，鹃声中寄托国破家亡之感是再自然不过的事情。宋朝经历了两次“亡国”之难，鹃声成为词人抒发幽愤的重要凭借。如前引辛弃疾《贺新郎·别茂嘉十二弟》“啼鸟还知如许恨，料不啼清泪长啼血”，汪元量《满江红·和王昭仪韵》“更那堪杜宇，满山啼血”，国破家亡之际，词人借杜鹃那“泣血”的悲鸣，更能抒发内心的悲愤。

鹃声也引起了词人深重的历史兴衰之感，这在宋遗民词人那里，表现得尤为明显。兹以刘辰翁《金缕曲·闻杜鹃》词为例，略作分析。

少日都门路。听长亭、青山落日，不如归去。十八年间来往断，白首人间今古。又惊绝、五更一句。道是流离蜀天子，甚当初、一似吴儿语。臣再拜，泪如雨。画堂客馆真无数。记画桥、黄竹歌声，桃花前度。风雨断魂苏季子，春梦家山何处。谁不愿、封侯万户。寂寞江上南轮四角，问长安、道上无人住。啼尽血，向谁诉。

该词是刘辰翁是对其子刘将孙《摸鱼儿·甲申客路闻鹃》词的同韵和作，然其以诗笔入词，政治感、历史感、沧桑感皆较前作不可等量齐观。其“流离蜀天子，甚当初、一似吴儿语”，不仅哀伤杜鹃之流落，且对其轻易让国表示谴责，饱含政治之思。“陈再拜，泪如雨”用杜甫《杜鹃行》“我见常再拜”、“泪下如迸泉”句，意把杜鹃当成被俘之宋恭帝，遥遥相拜，以尽君臣之礼，尽显对故国故朝的怀念与忠贞。结篇以“啼尽血，向谁诉”言亡国之痛无处可说。其情感厚度与诗文相比也毫不逊色。其哀痛之中，严守君臣之度，忠贞之情。在哀怨故国之亡的同时，感怀南宋故君，可谓“怨而不怒”，这都是传统儒家文化在杜鹃身上的表现。与刘将孙相比，刘辰翁经历了宋的繁华与中兴，也曾经壮心如许，希望北伐复国。词下片“记画桥、黄竹歌声，桃花前度。风雨断魂苏季子，春梦家山何处。谁不愿、封侯万户”，皆有昔盛今衰及词人壮志凌云的影子，词作情感之厚度较前篇大有提升。

再次，看其进取精神和隐逸情怀。作为儒家的文化鸟，鹃声中也不全是“悲感”，有时也蕴含着儒家“知其不可而为之”^[27](p158)的进取精神及“穷则独善其身”^[28](p351)的隐逸情怀。如陈人杰《沁园春·问杜鹃》：

为问杜鹃，抵死催归，汝胡不归。似辽东白鹤，尚寻华表，海中玄鸟，犹记乌衣。吴蜀非遥，羽毛自好，合趁东风飞向西。何为者，却身羁荒树，血洒芳枝。兴亡常事休悲。算人世荣华都几时。看锦江好在，卧龙已矣，玉山无恙，跃马何之。不解自宽，徒然相劝，我辈行藏君岂知。闽山路，待封侯事了，归去非迟。

该词写杜鹃的身世，但已跳出历史兴亡之感，并反观历史，关注现实理想。其“兴亡常事休悲。算人世荣华都几时”不仅不被鹃声影响，反有劝鹃之感。

杜鹃“不如归去”的苦劝，有时还暗含词人的隐逸之思。辛弃疾的另一首词《御街行·山中问盛复之提干行期》“山城甲子冥冥雨。门外青泥路。杜鹃只是等闲啼，莫被他催归去”，就对朋友谆谆劝诱，“要好好为官”，别被那杜鹃劝归了去。这里的“归”，显然是指归隐。又如洪咨夔《沁园春·次黄宰韵》“归去来兮，杜宇声声，道不如归。正新烟百五，雨留酒病，落红一尺，风妒花期”。这种归隐之思，多在儒家入世思想碰壁后产生，受孟子“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济天下”思想的影响。

综上，杜鹃用它苦涩的嗓音，呼唤了千年。杜鹃的传说，杜鹃的精神，深深地融汇入民族文化当中。鹃啼，也成为最有文化代表的鸟啼声。在“轻灵短小”的词中，鹃声有特殊表现，其所代表的文化力量也增强了词体的情感厚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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