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叶挺，在中国可是一个响亮的名字。他的勇敢无畏，在北伐战争时期其所部赢得“铁军”称号，早已众所周知。到新四军后，他曾亲临前线，遇到敌机轰炸，他不仅未进防空洞，反而用相机对空拍照，使周围同志又担心，又佩服。他那镇定自若，毫无畏惧的风度，神话似的在军中迅速传开。四支队司政后机关听说江南军部叶挺军长来了，都十分高兴地列队前往欢迎。 叶挺没有穿他的中将军服，也没有穿新四军的灰布军服，而是穿着皮夹克，骑马出现在舒城的东、西港冲四支队司政后机关，出现在这些大别山红军将士的面前。在自己的部队中，叶挺一直是这样穿戴。他本来有一套缀有中将军衔的草绿色将军制服，黑色长筒马靴，横扎斜吊的制式武装带，这些正规化装饰，他只在和国民党方面打交道时才使用。 叶挺曾被毛泽东称为“中国工农红军的总司令”，是指他亲自领导和参加了南昌起义、广州起义，参与了中国共产党的建军工作，可是他并没有参加十年红军革命。广州起义失败，责任落在他的肩上。他跑到莫斯科去申诉，共产国际却不分是非地批评他。在忍无可忍的情况下，他脱离了党组织，到了德国，流亡多年。用他自己的话说，爬山爬到一半，退下去了，现在又开始重新爬山。 叶挺在西港冲钝斧庵见到了高敬亭。  这是高敬亭自抗战以来第二次见到新四军军长叶挺。第一次在武汉见面，参加了叶挺的盛宴，但双方也没有多说话。叶挺的大名高敬亭大革命时在鄂豫乡间就知道。北伐时叶挺担任国民革命军第四军独立团团长，是攻打武昌的先锋，他领导的部队被誉为“铁军”，后来任师长，担任武汉的警备司令。叶挺也是第二次见到红军名将高敬亭。最近，他在军部，听到高敬亭的名字更多了，有称赞的，有批评的，但更多的是军部在研究如何帮助他，促进他东进…… 1939年5月10日夜，叶挺召开军事会议。第四支队各团连以上干部、各纵队司令及游击队长共八十余人参加。  在支队司令部的会议室里，军长叶挺坐在正首，左边桌头坐着高敬亭、戴季英、林维先；右边桌头坐着张云逸、邓子恢、罗炳辉……新四军军部除了项英、袁国平、周子昆外，主要领导都来了。身经百战的指挥员都用同一种姿势端坐在椅子上，身板挺得笔直，多年军旅生涯形成的气势都表现在神态举止中。 叶挺在会上传达了中共中央、中原局和新四军军部关于建立江北指挥部的决定，重申中央的东进方针，要求高敬亭率领第四支队后方机关、教导大队和第九团迅速东进皖东合肥、定远、滁县、全椒地区，开展游击战争，建立根据地。  会议开了两天。 会议期间，叶挺、张云逸收到了项英传来的中共中央书记处于4月24日发给东南局、中原局和四支队八团队的《关于建立皖东抗日根据地的指示》，可谓来得正是时候。叶挺遂将这一指示电的精神一并进行了传达。该指示说： “目前我党我军在皖东的中心任务是：建立皖东抗日根据地。这是我们一切工作的中心和目的……目前军事上的目的是在坚决消灭汉奸、土匪部队，打击日寇的战斗中迅速扩大和巩固我军成为皖东抗日武装的主力，并积极向东向北发展，建立后方。” 中央立足新四军和四支队东进，这一战略在关乎中共生存和发展壮大这盘棋上，是具有相当合理性的。这也更坚定了叶挺推进四支队东进的决心。  会议期间，同时得到政治情报：国民党军政当局对共产党的不满情绪正在上升。国民党认为共产党领导的军队不遵守划定的战区范围，随意开动，不遵守编制数量自由扩编；不服从国民党政府的命令，任意破坏改变行政系统，不积极抗日却专事骚扰友军，等等。国民党对共产党要采取限制措施等。这样桂系也不可能持久地在安徽和共产党人和好。四支队必须尽快到敌人后方去找出路。 最后，会议决定：第四支队今后的方针应是广泛发展，于本年“八一”前在可能范围内扩大到二十个团，并与第三支队配合，做进攻南京、截断津浦线之新主力；在舒城与皖东各建一游击战的支点，并由新四军军部派得力干部五十人，充实四支队各级领导；四支队经费除原有及省储补助费外，军部从6月起每月补助第四支队津贴两万元，作为广泛开展游击战的经费；叶挺还敦促第四支队要按国民党安徽省政府的命令，限三个月内撤出舒城，转到淮南铁路以东下塘集、定远一带活动。 有人在抽烟。大家都在静静地望着叶挺和高敬亭的脸。 由于以张云逸为首的新四军江北指挥部正式组建，高敬亭作为指挥万余人的支队司令员连指挥部委员也不是，他便认为只有保存实力今后才有希望。他与叶挺、项英、张云逸等原先工作上的矛盾发展成为贻误战机的消极抗命。高敬亭还是一如既往，对他认为不正确的指示置若罔闻，沉声陈述理由，说：“皖中自四支队进至后，战略地位越显重要。其既是抗战基地，可以指挥江北部队进入敌后开展抗日游击战争，又是保留下来的红军革命运动的战略支点，可掩护鄂豫皖各地党组织开展革命工作，还可以和江南淮北平汉铁路做战略上的配合。国共两党都很重视皖中。我真不理解，国民党和军部都让我们离开皖中，离开大别山，为什么我们就不能坚守皖中、坚守大别山？”  叶挺说：“随着抗日战争进入相持阶段，国民党的反共政策也在不断升级，四支队处境愈加险恶。皖中处于国民党二十一集团军包围之地，不是久留之处，至于将来是否坚持，还要看形势变化。在国统区，我们没有前途。国民党希望我们让出皖中，让我们到皖东，我们应将计就计，以退为进，一路东进，完成和加强进军皖东之步骤。我们不是盲目屈从，而是到敌后去寻求发展。皖东发展了，大别山今后还要落入我手。” “现在的皖东，日寇正在扫荡。”高敬亭再补充，“到那里，新四军、国军、伪军和日军交织在一起，情况复杂。现在，四支队立足我们的根据地对日寇进行出击，是十分安全的。” “这只是比较而言。”张云逸插话，“我到皖东八团战场看过了，在皖东敌后，日寇占据的主要是大、中城市和县城及铁路沿线，城外就是各色武装的天下，少量日军不敢出城。皖东党组织力量较小，是确定无疑的。但是，日军到来后的客观形势，广大农村的权力真空，给共产党人提供了发展壮大的机会。八团去了皖东敌后，可谓大显身手啊！若四支队全部东进，三个月即可发展部队一倍至两倍。” “支队部有大机关、有电台、有医院、有修械所、有家属，在东进过程中如果遇到敌顽袭击，后果很难设想。特别是后方机关医院马上走不了！”高敬亭的这些担忧也不是完全没有道理。但这时提出来，显得有点强词夺理。  叶挺军长刚开始开会时，面色是中性的，现在突然充满了果决和冷酷，他把他的愤怒压抑下去，厉声地说：“高司令，东进，限两星期必须出动！请执行命令！” 久经沙场的战将，可以说情感是深藏不露的，可是这次叶挺对其深藏不露的感情也失去了控制。 叶挺对一个支队司令说出如此简短而又决绝的话语，是很少见的。这是对日战争，这是军令。军令不容儿戏！他的脸上一副不怒自威的表情，眼里射出两道寒光，在会场产生一种强大的气场。大家都被叶军长的气势震慑了。 在江南军部，叶挺的自尊心常常受到严重的伤害，常常受到伤害的还有他作为军长的指挥权和谋略的发挥。自尊受到伤害的同时，又给他带来自行脱党的自责，自责又带来自卑，自卑又强化了这位北伐战将本来十分强烈的作为军长的自尊。这次在江北，他决不允许自己的自尊受到伤害，也不可能有人再会伤害到他的自尊。  叶挺发火后，看无人说话，便说：“军事民主，现在就四支队东进，我们进行举手表决！同意东进的，请举手！” 叶挺第一个举手。参会人员几乎全部举手表示拥护东进皖东的方针。高敬亭迫于形势，在会上也举手表示赞同东进。 叶挺真不懂高敬亭的固执。沦陷的中国国土，急盼共产党去成为主人。他和当时很多人一样，认为高敬亭对东进这一战略部署顾虑重重，优柔寡断。古语所说：“寇能往，我亦能往。”这是指于敌有利弊，于我亦有利弊，只要加上抗日的人民，加上自己的灵活指挥，皖东这个地区游击的课题，必然顺利解决……固然我们不否认地形是游击战有利的重要条件，但切不可变成人不去利用地形地物，反转来被地形地物所限制，人对地形失去主动性！ 会议于12日晚结束，13日上午，出席人员相率返防，组织部队东进。  叶挺此行，是带着中央、中原局，特别是军部对高敬亭和四支队的一些误解而来的，是手握解决高敬亭问题和整理江北部队的“尚方宝剑”到达四支队的。如果事情到此为止，高敬亭的命运不会出现逆转。 5月中旬，九团于东汤池东进；继九团后，支队机关奉命陆续撤离舒城，东进皖东抗日。高敬亭于西港冲老华家设立留守处和交通队，共有一百多人。这个留守处和交通队，直到当年9月底才撤离。东、西港被桂系占领，成为国统区，在形势日益紧张的情况下，再坚持已不可能，东、西港使命已完成。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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