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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东晋、南朝与异族的更替 公元307年，琅琊王司马睿南迁建业治理地方。当时刘渊势力日益强大，包括众多世家大族在内的大量汉族人南下逃亡，进而归附、拥护司马睿。公元316年，刘聪攻陷长安，西晋灭亡，次年司马睿称帝，延续了晋朝，史称东晋。  东晋时期，国家制度基本沿袭自西晋。但东晋的政治上出现了严重的门阀化。琅琊王氏、太原王氏、陈郡谢氏等数个世族把持了朝政和中枢、地方的关键职位，几乎架空皇帝。中央对地方控制力薄弱，郡守、州刺史往往权力极大，不听朝廷。晋朝原本的世兵制无法延续。 全国军队分为中央军和地方军，中央军分中军和外军，但外军驻扎在外地方化，演化为世族的私兵，统兵将领称霸一方。皇权衰微，中军往往有名无实，外军中的荆州军甚至超越中央。世兵制无法维持的情况下，晋朝采用募兵制，放权给外军将领自行募兵建军。 东晋时期南渡的汉族人高达90万，繁衍生息后总数或超过300万，他们带来的先进的生产技术与农作物种加快了汉族开发江南的速度。南渡的汉族人大多扎根于长江流域，一部分沦为世家大族的佃客，一部分被晋廷编练成军驻守淮上等地抵御异族，剩下的被安置于侨州、侨郡。侨州郡县为晋廷所设，用来安置南渡的汉族人。 晋廷为了安抚流亡者，下令免除他们的赋税，事实上造成了南渡汉族人与本地汉族人之间不平等。东晋曾多次北伐，但主要是权臣主导，北伐的目的也大都是为揽权甚至篡位积累资本，无心经营收复的汉土。此外晋朝治下汉族社会这一阶段普遍进入了豪族控制和主导的庄园制经济下外加南方事实上的经济不发达，这种情况下晋朝政府能够攫取的资源与财政往往不足，也就限制了晋朝政府的北伐能力。 与此同时，北方局势巨变。羯族覆亡后，慕容鲜卑占据河北、河东和中原地区建立鲜卑燕国，氐族占据关中建立的氐族秦国，拓跋鲜卑占据代北建立的鲜卑代国。 氐族是五胡中较为汉族行为化的一个民族，其民族成员大都农耕维生，高层贵族大都熟悉汉族的典籍和文化。公元357年，苻坚成为氐族秦国君主。苻坚非常信任汉族人王猛，命其整顿吏治，甚至允许他处死犯法的氐族贵族，氐族秦国因此强大起来。苻坚虽然信任汉族人王猛，但并不重用汉族人。氐族秦国中枢绝大多数决策官员和军事官员都由非汉族尤其是氐族王族担任，地方州刺史中，超过七成由非汉族担任，这个比例甚至高于羯族赵国的，苻坚重用王猛并不意味着其依靠汉族，反而由于氐族汉族行为化较高而可以更加不依赖汉族。  公元366年，拓跋代国投靠氐族秦国。公元369苻坚起兵攻击鲜卑燕国次年灭其国。苻坚优待鲜卑燕国宗室，没有屠杀、迁徙鲜卑平民。公元376年苻坚基本征服汉地北方。公元383年，苻坚集结大军南下攻打晋朝，结果在淝水之战中惨败，氐族秦国国力损失惨重。   淝水之战 淝水之战前夕，晋朝内部人心惶惶，执政谢安为朝野稳定而努力保持整定。淝水之战统帅是谢安的侄子谢玄，正是因其指挥晋军以一敌十击溃了氐族秦国的南侵大军。当胜讯传来时，谢安正在会客下棋，即便问报谢安也泰然处之,“后客问之，徐答云：“小儿辈遂已破贼。””  刘裕是汉朝汉高祖兄长、楚元王刘交的后人，出身寒门，年轻时加入北府军并步步高升。公元415年，刘裕击败所有政敌，把持朝政。 公元403年，权臣桓温之子桓玄一度篡位建楚代晋，但次年便被刘裕打败。随后刘裕揽权后对内平息孙恩卢循之乱并扫灭割据地方的军阀，对外积极北伐，在公元410年，刘裕先是在野战中歼灭鲜卑南燕国主力，后又围攻其都广固城而克，进而攻灭鲜卑南燕国，杀鲜卑贵族3000人，收复山东。 公元416年，刘裕消灭羌族秦国，收复长安、洛阳以及两城所在的整个黄河以南和关中地区，杀尽羌族秦国王族，但关中不久被匈奴人赫连勃勃夺取。公元420年，刘裕代晋称帝，国号宋，汉族南朝开始。 期间，鲜卑魏国开始崛起。拓跋氏统领的鲜卑国家攻灭了鲜卑燕国占据河北、山西。公元439年前，鲜卑魏国消灭了所有北方敌对势力，与宋朝形成了南北对峙，历史进入了南北朝时代。  刘裕去世后，朝政一度因其子刘义符乱政而陷入混乱，最终其三子刘义隆登上帝位稳定证据。刘义隆在位期间，宋朝经济发展取得显著成效，“三十年间，氓庶蕃息......民有所系，吏无苟得。家给人足，即事虽难，转死沟渠，于时可免。凡百户之乡，有市之邑，谣舞蹈，触处成群，盖宋世之极盛也。”从430年到452年，刘宋为收复中原先后与鲜卑魏国三次大战。刘宋军多为步兵，且缺乏名将，在野战中屡屡失利，但鲜卑军往往攻坚不利，也难以占地，双方不分胜负。 古代民族问题为什么重要 苻坚和他的氐族国家灭亡再次证明了古代民族问题的重要性。特别是在中世纪的野蛮民族和刚刚转入文明生活方式的民族来说。因为他们的组织高度依赖家族和血亲，年轻而富有锐气的军队也极其依赖民族身份组织起来。一旦本民族成员在战争中遭遇失败大量阵亡，本民族主导的军队产生了动摇，政权就会迅速被其他民族所挑战。实际上，在这个阶段,越是蛮族，越容易从军，越依赖血亲和家族等身份，其民族认同感越强。外族要统治蛮族，必须自身有压倒性武力优势。蛮族一旦有机可趁，就会以民族身份抱团造反。而他们依赖民族身份的组织又导致他们的造反非常容易。诸如罗马的日耳曼雇佣兵反抗，安史之乱，都是类似的原因。因此，输入同胞，保证本民族的人口优势——至少在军队中保持人口优势是统治者存续的不二法门。奥斯曼土耳其在中世纪依赖涌入的突厥部落战士作为根基;马穆鲁克不惜代价的从高加索引入自己的同胞以保证对埃及本地人的武力优势;印度各个苏丹国强大与否取决于自己手中有多少同文同种的中亚来的突厥穆斯林战士。鲜卑人一旦在战火中数量锐减，鲜卑周国就会很快灭亡，道理是相同的。越野蛮的民族，越是如此。民族身份不能保证国家不会分裂，但可以保证非我族类的国家是一定灭亡的。可以，所谓“中世纪”缺失民族意识，实在是可笑的说法。持有这种观点的人，往往不了解中世纪那些处于各民族边缘地区蛮族殖民国家的景象。那些蛮族的军队中近乎刻意的追求民族身份的“纯粹”，和对少数被拉入军队的外族进行全面的改造和“强制归化”。一旦军队中民族成分改变较大，就几乎立即意味着大规模动乱开始，这就是明证。 文明民族依靠着国家机器招募军队，反而在民族身份上尚且能“宽容”一些。然而一旦蛮族在军队中势力过大，也不免重蹈罗马和唐朝覆辙。 二 “汉化”与反“汉化” 鲜卑魏国称霸北方后，内部问题很快暴露。鲜卑魏国军军纪很差，在各地肆意掠夺。国家官员没有薪水，收入全靠抢劫，各地汉族人和其他民族对此非常仇恨，起义不断，同时鲜卑魏国统治群体也发生内乱。长期战争导致鲜卑军功贵族势大，他们扰乱朝堂，弱化拓跋家族权威，甚至试图造反夺位。鲜卑魏国陷入了遍地暴动、上层内乱的局面，不得不抄袭汉族国家的经验进行改革。   公元484年，拓跋濬效法两汉、魏晋制度给官僚发放工资，以图扭转各级官僚因无固定收入劫掠地方激起反抗和影响政府税收的状况。 公元485年，太后冯氏颁布了“均田令”，希望通过由政府分配无主土地给流民的方式实现编户齐民，进而增加税收。公元486年，冯太后下令每五家为一邻，每五邻为一里，每五里为一党，“三长”之职皆由地方汉族世家出身者担任，通过给汉族地方豪强基层自治权的方式换取汉族人的不反抗。其孙拓跋宏则更进一步，实施了“汉化改革”。 公元494年，拓跋宏迁都洛阳，把忠于王室的鲜卑贵族一并迁出，同时下令迁入的鲜卑人仿照汉族习俗，改汉姓穿汉服用汉语，彻底汉族行为化，并且将鲜卑贵族门阀化。但多数鲜卑平民士卒和相当数量的贵族人口还留在北面。  “汉化改革”的实质是，拓跋家把忠于王室的鲜卑贵族和平民、士卒以及其他鲜卑贵族隔离开，并将前者汉族行为化，以使得其他鲜卑贵族和鲜卑平民失去政治地位，不再能威胁自己的皇权。拓跋家族和通过“汉化改革”和汉族世族结盟并试图建构成一个新的民族，脱离鲜卑民族对自己的束缚，也麻痹欺骗汉民族接受自己的统治，让自己作为新民族的国父，好保证自家皇权永固。 但孝文帝之流忽视了蛮族殖民政权的军队掌握在蛮族自己手中，而鲜卑魏的区位决定了军队大部分还是在北方防卫草原的边军，自己的“汉化”政策必然得不到以边军为代表的军队支持，最后必然导致蛮族的报复和鲜卑人民族情绪的高涨，也不会得到汉民族的真正支持。最终背叛自己民族的拓跋家族也和自己制造的“汉化鲜卑”这个民族一起灭亡。 五胡兵制与鲜卑魏国六镇 五胡大都全民皆兵，五胡建立的国家，其军队主力也往往是本族人，军队构成中，精锐部队以骑兵为主，大都由本族或亲近胡族组成，步兵则多让疏远的胡族或汉族人担任。五胡之间的战争残酷，夺权的胡族往往会对失败者进行清洗。汉族人在五胡治下作为征税的对象，在除了羯赵以外的胡族国家治下，反而不会被过度屠杀劫掠。鲜卑魏国时期，漠北被柔然人占据，柔然人时常入寇劫掠边地。鲜卑魏国首都在山西大同附近，靠近边塞，为了拱卫都城，在代北、燕北等地设置了沃野镇、怀朔镇、武川镇、抚冥镇、柔玄镇、怀荒镇这六个军事据点，称之为六镇。六镇戍防士卒大多由各部落的牧民和汉族豪强地主子弟担任。由于旧都平城靠近边界，时刻受到北方柔然人的威胁，因此鲜卑魏国早期将主要军力集中于六镇，每镇均由鲜卑贵族中精通军事者担任镇都大将，兵将皆待遇良好，倘有战功必优先提拔。 拓跋宏的改革终结了六镇的显耀。新国都洛阳远离柔然人的威胁，六镇的重要性下降；鲜卑贵族的门阀化直接堵死了六镇兵将晋升的可能；在南迁的鲜卑人语言、习俗逐渐汉族化，形成新的利益集团的同时，而六镇的鲜卑人依然保持着原来的生活方式，双方的隔阂愈发明显。  公元523年，柔然人南下袭击六镇，六镇猝不及防损失惨重，鲜卑魏国朝堂赈济不及，六镇积怨已久于是叛乱，不久被平定。公元528年，揽权的胡太后毒死自己的儿子元诩，晋阳驻军尔朱荣部借此叛乱攻入洛阳。尔朱荣进城后，把胡太后和2000多位“汉化”鲜卑贵族溺死在黄河，史称河阴之变。 迁到洛阳的“汉化”鲜卑贵族几乎被消灭殆尽。在鲜卑魏国内乱之际，鲜卑魏国宗室北海王拓跋颢降汉族的梁朝，梁武帝萧衍乘机派将军陈庆之带7000人护送拓跋颢回洛阳争夺帝位，以求干涉北方事务。陈庆之兵力虽少，但是其军事才华出众，从淮南到洛阳连战连捷，击败了数十万鲜卑魏军，取城32座，作战47次，战无不胜，黄河以南全数归附，并将拓跋颢护送进洛阳称帝，尚在河北的尔朱荣调集数十万大军渡河围攻陈庆之，这才逼死了拓跋颢并逼退了陈庆之所部。 尔朱荣尽力消灭割据势力，但因其飞扬跋扈，在530年于洛阳皇宫被鲜卑魏国皇帝拓跋子攸袭击杀死，鲜卑魏国政局再度失控，各地军阀割据再起，晋州刺史高欢脱颖而出。  高欢是六镇汉族出身，但他服务于鲜卑人利益。高欢在六镇军士中威望很高，六镇余部成为了他的班底。不久高欢消灭了尔朱家族势力，成功揽权。但六镇余部不久出现了分裂，一部分前武川镇军士在关中自立，贺拔岳成为其领袖。 公元534年，贺拔岳为高欢所害，其部下推举宇文泰成为新的首领。同年，傀儡君主元修投奔宇文泰，高欢与关中部众决裂，鲜卑魏国以晋陕黄河为界分为东魏和西魏。鲜卑东魏衍化为鲜卑齐国，鲜卑西魏衍化出鲜卑周国，彼此攻伐不休。鲜卑东魏相比鲜卑西魏在人口和财力上占据了明显的优势，据后世统计，鲜卑东魏境内人口超过2000万，而鲜卑西魏境内人口可能只有900万，但鲜卑西魏凭借天险与领袖宇文泰的军事能力，几次击退鲜卑东魏来袭的大军。 公元537年，在河西沙苑宇文泰以寡击众打败了高欢亲率的数十万大军，其后与高欢在邙山多次鏖战，难分胜负。到了公元546年，鲜卑西魏的并州刺史韦孝宽守卫玉璧城击败鲜卑东魏军的围攻，高欢因此败而郁郁而终，鲜卑西魏因此也不再有亡国的风险。 个体身份和民族身份 一个人的个体民族身份并不重要，民族本质上是一种社会关系。如果一个人自己是蒙古人，但是却当上了一群汉族人的君主，没有一群蒙古人作为基本盘，那么可以认为他的政权仍然是一个汉族的政权，因为作为殖民集团，建立殖民体系的“致胜集团”并不存在。 这就是为何巴西尔一世是亚美尼亚人，但他建立的东罗马马其顿王朝并不损害希腊人利益，也是希腊政权的原因。尽管鲜卑东魏乃至鲜卑齐国的缔造者高欢名义上是汉族人，可他的表现更像鲜卑人。高欢本人胡化严重，除必要情况外皆言鲜卑语，其麾下主要将领都是鲜卑人，他纵容鲜卑人歧视虐待汉族人，维护鲜卑人的利益，其军队主体以原六镇鲜卑等胡族为主。鲜卑齐国建立后，鲜卑军事贵族和鲜卑平民也有远超汉族文官和汉族百信的政治、经济特权。 高欢之流虽然是汉族人，但因为并没有汉族作为统治北魏边军的基本盘，他就要迎合鲜卑人利益，鲜卑魏国和鲜卑齐国本质上仍然是鲜卑蛮族殖民汉民族利益的政权。脱离民族社会个体的民族属性并无意义，唯有身处民族社会中时才有讨论民族属性的必要，一个人的民族身份不能看起本人的祖源，也要看其作为和所处、所效忠的社会圈子。这也就证明了，为何满清绝不能立宪成功——因为爱新觉罗家并非代表一家一姓，其身后站着整个满族。 高欢纵容鲜卑人歧视虐待汉族人，其军队主体依然是原六镇和和各地的鲜卑人。鲜卑齐国早期优先从鲜卑等非汉族族中精选兵员，称之为“百保鲜卑”，后期才选拔汉族勇士参军。鲜卑西魏及其鲜卑周国前期延续了军队主力鲜卑人担任的旧策，但由于长期战争的损耗外加鲜卑西魏鲜卑族人口稀少，鲜卑人力很快耗尽，宇文泰被迫征召汉族人从军，并且任命汉族人赵贵、李虎、李弼为大柱国。 除此以外宇文泰还接纳大批掌握私兵的汉族豪强参军，保留他们对私兵的指挥权并给予爵位和赏赐。汉族军事贵族团体被塑造，尊奉宇文泰为共主的汉胡军阀联盟氤氲而生。在推行胡化运动的同时，鲜卑西魏以及鲜卑周国也在积极推行“复古”。 公元556年，宇文泰革新官制，仿照周礼设置百官，改丞相为太师，设大司徒、太保等华夏族周朝时代的官职，鲜卑周国取代鲜卑西魏后其君主也以天王自称。这一行为看似与胡化运动矛盾，但事实上两者都是对鲜卑人统治的维护，鲜卑周国不会因为后者而对现实中的汉族人表现出什么尊重，而使用周礼相反还能加深鲜卑人自己的文明化，为鲜卑民族共同体增加文化底蕴。 可见，民族身份才是根本，相同意识形态和宗教信仰也没用。一个同一信仰的狂信徒，也不会因为孔子是汉人对汉人民族身份尊重。儒家不过是一种意识形态，并不能将其看作是区分汉族与异族的边界和标志。 宇文泰的胡化政策： 宇文泰将汉族人拉进统治集团的做法引起了鲜卑人的反弹。为了安抚同族，公元554年，宇文泰下令有功诸将继承鲜卑三十六国及九十九姓，要求原为汉姓者使用鲜卑姓，如李虎改为大野氏、李弼改为徒何氏、赵贵改为乙弗氏、杨忠改为普六茹氏，汉族士兵使用其主将的鲜卑姓。这种做法不可能将汉族人转化为鲜卑人。 此时的汉族人并非一盘散沙，久居蛮族之下的他们已习惯于围绕汉族豪强与军事贵族周围抱团求生，单纯“改姓”并不能改变汉族贵族的民族认同和抱团聚居的局面，反而激发了他们的民族意识。他们暂时匍匐于鲜卑统治者脚下。等到鲜卑周国衰落，汉族贵族杨坚夺权，立即恢复汉人姓氏和衣冠。这几乎再次证明了“文化同化”是不可能的，汉族人无法同化其他民族，其他民族也难以同化汉族人。 汉化与反汉化 无论是“汉化”亦或是“反汉化”，矛盾的双方是胡族皇帝与胡人团体，而非汉族与胡族。“汉化”后的胡人形成了新的利益集团和某种意义上新的民族，依旧把持了行政体系中的关键位置和主要暴力机器，汉族人在实质上政治地位依旧较低。但“汉化”也使得胡人内部产生了巨大的裂痕，进而相互征战，这位汉族人恢复民族国家创造了有利的条件。 END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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