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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此文發表於《歷史文獻研究》第46輯，廣陵書社2021年。此據作者word文件，引用請以該刊爲準。感謝石祥老師授權發佈！ 石 祥 【摘要】宋元刻書語境下的“大字”“中字”，不是A＞B＞C的相對關係及其指謂，而是當時業內慣例的一個組成部分——規格尺寸。作為前近代的手工業產品，刻字規格無法標準化至幾分幾厘，毫無遊移，但仍是一定數值區間內的約定俗成。觀察多個實例，大致可以確定宋元時代的“大字”“中字”規格一脈相承，大體以1釐米（約合宋尺制的3分）為界限。不過，也有一部分宋元坊刻本，出於商業宣傳的目的，將實際以“中字”標準的版刻，誇稱為“大字”。 【關鍵字】大字本 中字本 宋元刻書 書籍史 如所周知，元人《刊正九經三傳沿革例》（以下簡稱“沿革例”）的以下記載歷來受人重視，被認為是研究宋元時代經書刊刻史事的重要線索： 今以家塾所藏唐石刻本、晉天福銅板本、京師大字舊本、紹興初監本、監中見行本、蜀大字舊本、蜀學重刊大字本、中字本、又中字有句讀附音本、潭州舊本、撫州舊本、建大字本、俞韶卿家本、又中字凡四本、婺州舊本、並興國於氏、建余仁仲，凡二十本，又以越中舊本注疏、建本有音釋注疏、蜀注疏，合二十三本，專屬本經名士反復參訂，始命良工入梓。[1] 不過，“蜀學重刊大字本、中字本、又中字有句讀附音本”的說法，令人稍感違和——是歷史上未曾有過“蜀學重刊小字本”，還是它未被納入校勘範圍？若是前一種情況，“中”必然小於“大”，既然不存在更小的“小”，“中字本”之稱就顯得沒有著落，為何不徑直謂之“小字本”？同理，“中字有句讀附音本”、“又中字凡四本”，它們被稱為“中字”的立足點是什麼？ 以上疑問的提出，顯然是基於比較關係下“大小相對”的邏輯認識。強化這一思維定式的，是常見於善本書志題跋的“每半葉十行，每行大字十八、小字二十四”、“板心上注每紙大小字數”云云。此類記錄至晚在清代中期便已出現，做法更是沿襲至今。它向人們施加了長遠的影響，以至於提及版刻中的大字、小字，經它規訓的人們（或者說是我們）的第一反應便是版面上同時呈現而大小有別的正文與注文。 但在邏輯上，除了比較意義上的相對差別，大/中/小字還可具有另外兩種層面的含義：一是主觀視覺感受，二是具體的尺寸規格（類似於衣物的S/M/L碼）。這兩者又存在關聯，在某種程度上，尺寸規格脫胎於（或者不能背離）視覺感受。譬如，規格意義上的大字，人們的觀感至少應是“不算太小”。 一旦明瞭存在多元意義之可能，便會引起如下警覺：版本學的研究語彙“大/中/小字”，是後代學者施加于版刻實物的“後見之明”，它的所指與宋元刻書語境下的“大/中/小字”完全一致麼？若否，刻書歷史現場中的“大/中/小字”，當作何解？本文擬就此提出初步假說。 一、文獻中所見版刻語境下的“大/中/小字” 翻檢宋代文獻，不難發現刻書語境下的“大/中/小字”的記錄。楊守敬《日本訪書志》著錄“影北宋本”《傷寒論》（現藏臺北“國家圖書館”），該本有北宋元祐三年（1088）國子監牒文，涉及當時國子監刊刻一批醫籍的細節： 國子監准尚書禮部元祐三年八月八日符：元祐三年八月七日酉時，准都省送下。當月六日，敕中書省勘會。下項醫書冊數重大，紙墨價高，民間難以買置。八月一日奉聖旨：令國子監別作小字雕印。內有浙路小字本者，令所屬官同校對，別無差錯，即摹印雕版。並候了日，廣行印造，只收官紙工墨本價，許民間請買，仍送諸路出賣。奉敕如右，牒到奉行。前批八月七日未時，付禮部施行。 續准禮部符：元祐三年九月二十日，准都省送下。當月十七日，敕中書省、尚書省送到國子監狀。據書庫狀，准朝旨，雕印小字《傷寒論》等醫書出賣。契勘工錢，約支用五千餘貫，未委於是何官錢支給，應副使用。本監比欲依雕四子等體例，於書庫賣書錢內借支。又緣所降朝旨，候雕造了，令只收官紙工墨本價，即別不收息，慮日後難以撥還。欲乞朝廷特賜應副上件錢數支使，候指揮。尚書省勘當，欲用本監見在賣書錢，候將來成書出賣，每部只收息一分，餘依元降指揮。奉聖旨，依國子監，主者一依敕命，指揮施行。 治平二年二月四日進呈，奉聖旨鏤版施行。[2] 治平二年（1065），《傷寒論》“奉聖旨鏤版施行”，因是大字刊刻，導致印出的本子“冊數重大，紙墨價高，民間難以買置”。是以元祐重刻《傷寒論》等書，特別要求“國子監別作小字雕印”，以便“民間請買”。 既然使用“小字”刻印是為降低成本/售價，那就不是字形略微縮小的問題，而是必須形成明顯差距，足以達到以下效果：若行款不變，版面尺寸（對應版材尺寸）與書冊開本（對應紙張尺寸）明顯縮小；或版面尺寸大致相同，葉面字數大幅增多，葉數（對應版片數量）明顯減少。無論何種方式，目的均為降低刻版印刷所需版材與紙張的消耗量。如牒文所云，浙江已用小字刻印了這批醫書的一部分；甚至可以推論，“浙路小字本”不僅用於校對訛誤，也是此次國子監“小字雕印”的面貌規格的參照物。要之，此處的“小字”是指足以影響刻書成本的字形規格。 左為宋嘉定六年章貢郡齋刻本《楚辭集注》，版框高19.2cm； 右為宋紹熙四年吳炎刻本《東萊標注老泉先生文集》，版框高19.6cm。 這是將二者版框縮放至約同等大小後的對比圖， 可見字形較小者的葉面字數遠多於字形較大者。 胄監雖被推為兩宋刻書之標杆，但刻書僅是其職責範圍的一小部分，甚至很難說是日常事務，論長年累月唯以刻書為務，自無法與書坊相比。作為規格的“大/中/小字”，必是在刻書業內部自然形成，而非源自朝廷官署。如下引文，“鬻書者”敏銳發現潛在需求，製作出大受歡迎的“中字”，閱讀體驗優於“巾箱”（小字），價格低於監本（大字），是異於後兩者的新規格： 《呂陶記聞》云：嘉祐、治平間，鬻書者為監本字大難售，巾箱又字小，有不便，遂別刻一本，不大不小，謂之中書《五經》，讀者競買。其後王荊公用事，《新義》盛行，蓋中書《五經》讖於先也。[3] 《皕宋樓藏書志》卷四五著錄宋刻本《重校證活人書》，該本今存日本靜嘉堂文庫，載政和八年（1118）朱肱序，中稱： 過方城，見同年范內翰，云：《活人書》詳矣，比《百問》十倍，然證與方分為兩卷，倉卒難檢耳。及至睢陽，又見王先生，云：《活人書》，京師、成都、湖南、福建、兩浙，凡五處印行，惜其不曾校勘，錯誤頗多。遂取繕本，重為參詳，改一百餘處，及並證與方為一卷，因命工於杭州大隱坊鏤板，作中字印行，庶幾緩急，易以撿閱。……政和八年季夏朔，朝奉郎提點洞霄宮朱肱重校。[4] 宋刻本《六甲天元氣運鈐》，卷前有朱肱《運氣圖序》，題署官銜亦為“朝奉郎提點洞霄宮”，可知與上引序文寫作時間相近，稱： 今作小字鏤板，非特廣其傳而巳。庶使一偏之士蔽於人而不知天者，知此書之不可不讀也。朝奉郎提點洞霄宮朱肱序。[5] 朱氏對刻本面貌有自己的規劃與掌控，此用“中字”，彼用“小字”。這兩次刻書不相關涉，所以“中字”“小字”是對於物質性規格的指稱，而非相對比較。可惜對應的北宋刻本，今已不存，無從得知自行規格的具體情況。 再看南宋時期之例。朱熹的多種著作在其生前刊刻，有些甚至經多次刊刻，可以說他與書籍刻印的關係匪淺。淳熙六年（1179），他致信呂祖儉，[6]稱所著《論孟精義》將以“大字版”刊印。此時，書尚未付梓，“大字版”不是呈現於眼前的視覺感受，而是規劃中的面貌： 豫章欲刻《精義》大字版，意欲令並刻老兄所増橫渠諸說。此間傳錄未及數篇，專作此數字，今後遣人就借，得以付之為幸。[7] 明弘治十一年陳宣刻本《二程全書》的附錄部分，收錄了一些早期刻本的序跋，中有淳祐六年（1246）趙師耕序，稱自己本次刻書改用“大字”： 河南二程先生《文集》，憲使楊公已鋟板三山學宮。《遺書》《外書》，則庾司舊有之，乙未之火，與他書俱毀不存。諸書雖未能複，是書胡可緩。師耕承乏此來，亟將故本易以大字，與《文集》為一體刻之後圃明教堂。賴吾同志相與校訂，視舊加密，二先生之書於是乎全。時淳祐丙午古汴趙師耕書。[8] 明嘉靖間覆刻宋阮仲猷種德堂本《春秋經傳集解》，在清代長期被誤認為宋刻原本，致誤原因是該本卷末照刻了淳熙三年阮氏刻書牌記，牌記稱所刊為“大字”： 謹依監本寫作大字，附以《釋文》，三複校正刊行，如履通衢，了亡室（窒）礙處，誠可嘉矣。兼列圖表於卷首，跡夫唐虞三代之本末源流，雖千歲之久，豁然如一日矣，其明經之指南歟。以是衍傳，願垂淸鑒。淳熙柔兆涒灘中夏初吉，閩山阮仲猷種德堂刊。 以上三例，大體涵蓋了南宋刻書的三大類型：種德堂本自是坊刻，趙師耕刻本有濃厚的官刻意味；朱熹可插手指揮豫章本的刊刻事宜（“意欲令並刻老兄所増橫渠諸說”），與主事者當有交誼，考慮到他的身份地位，此本或官刻或私刻。三家均稱使用“大字”，大約是因為刊刻成本較高，閱讀體驗良好，是值得表出的自豪之事。 通觀上揭諸例，可感覺到：在刻書語境下，“大字”“中字”“小字”是指特定的尺寸規格。惟與之對應的刻本實物皆不傳，無從確知具體尺寸數值。以下將考察文字指稱與刻本實物可相對應的若干實例，探索這一問題。 二、宋元時代的“中字”：實例與分析 先看元泰定元年（1324）西湖書院刻本《文獻通考》。其引人注目之處在於：分記兩種字形時，絕大多數葉面以“中（字）若干”，指稱正文字數。[9]通計全書，作“大（字）”者，僅129葉，涉及刻工十餘人；[10]作“中（字）”的葉數，至少是十倍以上，對應的刻工人數遠多，且有多人見於其他元刻本。[11] 須說明的是，該本沒有尺寸更大的第三種字形，故而“中字”決非基於比較關係的相對性稱謂，而是指字形的尺寸規格。刻工們非常清楚，自己刻制的是“中字”與“小字”，工畢核算報酬，依照這兩種規格的標準分別計算，所以“物勒工名”，留下了這些記錄。正因“中若干小若干”是未經後世擾動的原始工作痕跡，便為探究元代刻書業的字形規格，提供極為難得的、可信的觀察基點。 既然談論規格，就必須給出具體數值。受漢字形體結構與手工生產的雙重影響，刻本中各字的高廣勢不能整齊劃一，宋元刻本的上下字之間往往筆劃交錯，測量時難於取准；加之調閱宋元刻本實物，逐字逐葉測量，更缺乏可行性。是故，本文的方法是將版框高度除以每行字數，版框寬度除以每葉行數，得出每字平均可用空間；由此擺脫上述細節干擾，更利於宏觀把握總體情事。 回到西湖書院本《文獻通考》。該本十三行二十六字，版框26×19.2cm，[12]照上述原則計算，平均每字可用空間為1×1.48cm。[13]此本少數葉面稱“大字”，絕大多數稱“中字”，可見它正處於兩種規格的臨界線的“中字”一側，所以可初步判定，高度1cm是元代浙江地區刻書業“中字”規格的上限。 《文獻通考》元泰定元年西湖書院刻本，此葉版心標記“中五百九十， 小三十一”（圖片引自《中華再造善本》影印本）。 此葉全為正文，版心標記“中字三百四十一”， 刻工付茂又見元至正江浙等處行中書省刻本《宋史》《金史》。 在新刻書以外，西湖書院收儲大量南宋舊版，修補重印，其中也有一些反映“中字”實態的史料。 宋刻遞修本《春秋公羊疏》《爾雅疏》，為南宋前期浙刻本，與南宋國子監關係密切，元時版片在西湖書院。前者現存卷一至七（國家圖書館藏本），有2葉版心標記“中若干”，均為元代補版。後者（國家圖書館藏本）以洪武公文紙刷印，有8葉版心標記“中（字）若干”（均為補版），其中3葉可辨識刻工姓名，為李寶、俞聲、徐榮。案，李、俞為元代刻工，見於多種宋刻本的西湖書院補版。[14]徐榮補版葉及卷十葉12（無刻工姓名），字體風格似為宋刻。[15]卷三葉3，字體與以上各葉明顯不同，應是元末甚至明初的補版。 它們的規格是：《爾雅疏》，十五行二十九至三十一字，版框20.1×15cm，平均每字0.67×1cm。[16]《春秋公羊疏》，十五行二十二至二十八字，版框21.9×16.8cm，平均每字0.88×1.12cm。 南宋初刻遞修本《通典》，亦為浙江地區刻書，風貌與《爾雅》《公羊》單疏本類似，與南宋國子監有關。元代補版葉有標記“中若干小若干”者，刻工姓名模糊難辨，然《西湖書院重整書目》有載，可斷定乃西湖書院補版。該本十五行二十六至二十八字，版框22.8×16.5cm，平均每字0.84×1.1cm。 宋刻遞修本《沖虛至德真經》亦是南宋前期江浙地區刻本，國家圖書館藏本有4葉元代補版標記“中若干小若干”（其中2葉署名“蔡”、“貴”）。原刻葉與補版葉的字體版式風貌，與《爾雅》《公羊》單疏本接近，雖不載於《西湖書院重整書目》，但補版時地宜與之相差不遠。該本十四行二十五至二十六字，版框21.8×15.3cm，平均每字0.84×1.09cm。 如所周知，補版一般不會變動行款，版框尺寸亦與原刻相近，故而補版葉與原刻葉的字形規格基本相等。既然按照元人的標準，以上諸書的補版葉為中字，然則宋人視原刻葉為中字的可能性，就值得充分考慮。但是，西湖書院補版，距宋室覆亡已有數十年之久，不能遽以之等同於南宋的情形——儘管其他方面的實例證明，刻書業的某些習慣做法長期不變。[17] 可幸的是，南宋“中字本”也有可信實例。淳熙三年（1176），張杅於江南東路廣德軍任上刊刻《史記集解索隱》，世稱桐川郡齋本，卷末張杅跋稱“因搜笥中書，蜀所刊小字者偶隨來，遂命中字書刊之”。這是刻書發起人自我聲稱的“中字本”，絕無可疑。該本十二行二十五字，版框19.2×14.9cm，平均每字0.77×1.24cm。 出現於嘉德公司2005年春季拍賣的宋刻附釋文本《春秋經傳集解》，被認為是《沿革例》提及的蜀刻“中字有句讀附音本”。該本十一行二十字，版框20×14cm，平均每字1×1.27cm。[18] 以上兩種南宋中字本，恰好落在元代“中字”規格的數值區間內，可見宋元刻書業的“中字”規格一脈相承，進而可證《春秋公羊疏》等書，係宋人以彼時“中字”規格開雕。 綜上諸例，可暫作小結：“中字”規格不是某一固定數值，而是一定的範圍區間，這是雕版印刷作為手工業生產的必然特性。宋元刻書的“中字”規格基本相同，範圍約在每字（高度）0.7-1cm之間，0.8-0.9cm者居多。 三、南宋刻書中的“大字”：實例與分析 辨析“大字”規格，較“中字”為難。癥結在於：序跋牌記稱“大字”者，相對可信，但實例不多，無法全面說明問題。以版心標記“大若干小若干”為據，無法在邏輯上徹底排除比較意義之“大小”的可能性（“中若干小若干”無此歧義困擾）；反之，亦無法從邏輯上徹底排除指稱規格的可能性，若能舉出大量實例，仍可有一定信度。 有鑒於此，先觀察序跋牌記自稱“大字”的實例，確定初步的可信範圍。宋寶祐五年（1257）湖州刻本《通鑒紀事本末》，趙與 另案，趙序稱“字小”的“嚴陵舊本”即淳熙二年嚴陵郡庠（嚴州）刻本，後世學者謂之“小字本”。該本十三行二十四至二十五字，版框20.4×16cm，平均每字0.82×1.23cm，規格極其接近桐川郡齋中字本《史記》；且兩書刊刻時間僅差一年，嚴州與廣德軍南北相隔不遠。然則，就當時標準而言，嚴州本實為中字本。趙序稱其字小，是與己刻的對比；不稱“小字”，或許正是出於以上認識。 宋魏縣尉宅刻本《附釋文尚書注疏》（臺北“故宮博物院”藏），字體風格與慶元間建陽黃善夫、劉元起等所刻諸史高度類似，宜為同時建陽坊刊。該本卷一末有刊語“魏縣尉宅校正無誤大字善本”，九行十六字，版框20.1×13.3cm，平均每字1.26×1.48cm。[19] 雖無序跋牌記佐證，但以下宋刻本被認為是蜀刻大字本，甚至可能是《沿革例》所云“蜀學重刊大字本”：《周禮》（靜嘉堂文庫藏）、《禮記》（遼寧圖書館、國家圖書館藏）、《春秋經傳集解》（上海圖書館藏）。其面貌規格高度近似：八行十六字，版框高度23.5~23.8cm、寬度16~17.2cm。取《周禮》（23.7×16cm[20]）為例計算，平均每字1.48×2cm。 以上諸例，恰好對應學界慣稱的南宋三大刻書中心。與“中字”的情形同理，“大字”規格同樣是一個區間，但因樣本過少，所示數值區間（1.26~1.48cm）顯然不足以體現南宋“大字”規格的全貌。大於1.5cm者，固屬大字無疑；但低於1.25cm者是否為“大字”，“大字”下限是否與“中字”上限（1cm）銜接，仍待解明。 接下來，將以版心標注為證據，討論未盡話題。所舉實例，均有宋刻葉版心明確標注“大若干”、“大若干小若干”；若僅標“若干小若干”，無論字形實際大小，概不采入。同時，按南宋行政區劃分列諸例，以觀察不同地區刻書業的“大字”有無差異，或有何差異。 先看兩浙東路與兩浙西路。這是南宋刻書最發達的地區，下表所列實例卻不多，蓋因浙刻本較少在版心標注字數，即使標注，亦多是不分區大小的通算。筆者勘驗個例極為有限，但可看出大致趨勢：分計“大若干小若干”，約理宗時方在浙刻中興起。 江南東路刻書，標記“大若干小若干”者不多。南康道院本《儀禮經傳通解》經元明遞修，然確有宋刻葉（如胡臬、馬忠等人所刻）標注“大若干小若干”。 江南西路刻本的實例最多，且各時段均有分佈，可見當地刻書業者與浙人不同，長期習慣分計“大若干小若干”。值得注意的是，此地刻書有規格較小的“大字”，尺寸下探至1.1cm。 南宋福建刻本，以建陽坊刻為絕對多數。坊刻的情況複雜多變，下文將專門敘述，此處僅列出建寧府刻本1種，規格卻在所舉實例中為最大。另，存世蜀刻本很少在版心標記字數，偶有所見，亦為通計，只能從闕。 以下宋刻本的刊刻地點難以確定，規格相差甚大，高者超過1.5cm，低者僅略大於1cm。 綜觀諸例，南宋“大字”規格的跨度不小，高者可超過1.5cm，小者略大於1cm（與“中字”上限為約1cm吻合），但未見顯著的與時代/地域的關聯性。其次，1.2~1.3cm者數量最多[28]，沿大小兩端遞減（如下圖）。此乃書籍製作必須考慮使用便利性與成本所致。以宋刻本常見的十行二十字行款計，每字1.5cm，板框高度即達30cm，加上天頭地腳的留白，書冊高度將在40cm左右。煌煌巨冊固然氣派非凡，攜帶握持則不便利，造價亦必高昂，是故大字雖好，卻不能毫無限制。[29] 四、元代補版與新刻書中的“大字” 對於元代“大字”的探索，擬從西湖書院的補版葉開始。西湖書院修補南宋舊版，標記“大若干小若干”者在在可見，數量遠多於前揭《爾雅疏》等書補版之“中若干小若干”。又因是同一處所為，技術標準一直，這為探究“大字”與“中字”實態，提供了極好的連貫性例證。 以下實例，全為西湖書院補版葉有標記“大若干小若干”者。有兩點須作說明：舊稱“眉山七史”，行款一致，尺寸接近（版框高22~23.4cm，寬18.5~19cm）只取《陳書》為例（國家圖書館藏本，37葉元代補版標記“大若干”、“大若干小若干”）。越刊八行本，刊刻歷時長久，行款有所不同，故列出3種。表中最可關注的是《說文解字》《國語》，尺寸略大於1cm，即被稱為“大字”，與前揭西湖書院本《文獻通考》，恰可銜接。
再看西湖書院的新刻書。元大德刻本《儀禮集說》（靜嘉堂文庫藏），版心標“大若干小若干”者甚多，刻工多見於西湖書院補版諸書，被認為是西湖書院所刻。該本十二行十八字，版框22.2×16.5cm，平均每字1.23×1.38cm。極可注意的是，該本有7葉標記“中若干小若干”，與《文獻通考》恰成對比。若《文獻通考》可被視為“中字”一側的臨界範例，《儀禮集說》便是“大字”一側的臨界範例。不過，兩者規格相差2毫米，無法忽略不計。[30]細審之，《儀禮集說》上下字間距較大，有明顯留白，《文獻通考》間距緊密，上下字筆劃多有交錯（見下圖）。換言之，《儀禮集說》規格雖大，實際成字卻較小，是以它並未推翻“大字”與“中字”的臨界點約為1cm，反可證明此說。
至於西湖書院以外的元代刻本，先看序跋刊語提供自述材料的一例。元至正五年撫州路儒學刻本《雍虞先生道園類稿》，前有江西湖東道肅政廉訪司刻書牒文，稱“如蒙移文本路，詳加編錄，大字刊行”云云。該本九行二十字，22.8×15.3cm，平均每字1.14×1.7cm。[31] 下表諸例均有元刻葉標注“大若干小若干”。儘管樣本有限，但仍可看出元代後期刻書的“大字”規格，似在縮小（雖尚有尺寸較大者如《金陵新志》）。這與南宋“大字”規格不呈時代性變化，有所不同。此外，《孟子》相台岳氏刻本、盱郡刻本，均為翻刻宋廖氏刻本，岳本、盱郡本又與廖氏刻本《河東先生集》行款一致，規格相近；由此可知，廖氏九經與韓柳集採用同一規格，岳氏、盱郡翻刻時沿用廖氏的原始規格。可見“大字”與否，還會與原刻翻刻有關；這與補版葉的規格近似原刻葉，其理相通。
五、宋元坊刻的“大字” 前揭實例多為官刻本、私刻本，受其性質影響，序跋刊語自我聲明“大字”者較少。坊刻本有商業宣傳的需求，樂於做此類宣傳，故而留下了不少實例： 饒州德興縣莊溪書癡子董應夢重行校證，寫作大字，命工刊板，衠用皮紙印造，務在流通，使收書英俊得茲本板，端不負於收書矣。紹興庚辰除日，因筆以記志歲月云。[34] 饒州德興縣莊谿董應夢宅經史局逐一校勘，寫作大字，命工刊行。（以上宋紹興三十年饒州德興縣董應夢刻本《重廣眉山三蘇先生文集》刊語）[35] 先生父子文體不同，世多混亂無別，書肆久亡善本。前後編節刊行，非繁簡失宜，則取捨不當，魚魯亥豕，無所是正，觀者病焉。頃在上庠，得呂東萊手抄凡五百餘篇，皆可誦習為矜式者。因與同舍校勘訛謬，別為三集。逐篇指摘關鍵，標題以發明主意。其有事蹟隱晦，又從而注釋之。誠使一見本末不遺，義理昭晰，豈曰小補之哉。鼎新作大字鋟木，與天下共之。收書賢士，伏幸垂鑒。紹熙癸丑八月既望，從事郎桂陽軍軍學教授吳炎濟之諮。（宋紹熙四年吳炎刻本《東萊標注老泉先生文集》牌記）[36] 此書係求到京本，將出處逐一比校，使無差謬，重新寫作大板雕開，並無一字誤落。時慶元丁巳之歲建安余氏刊。（宋慶元三年建安余氏刻本《重修事物紀原集》牌記）[37] 萬卷堂作十三行大字刊行，庶便檢用，請詳鑒。（宋萬卷堂刻本《新編近時十便良方》卷末刊語）[38] 本家今將前後漢書精加校證，並寫作大字鋟板刊行，的無差錯。收書英傑伏望炳察。錢塘王叔邊謹啟。（宋王叔邊刻本《後漢書》牌記） 今將伊川先生點校古本逐卦附入陸德明釋音，寫作大字刊行，刻畫精緻，並無差誤。收書賢士伏幸詳鑒。（宋末建陽刻本《伊川先生點校附音周易》牌記）[39] 兩坊舊刊詩書集傳，俱無音釋，覽者有遺恨焉。本堂今將書傳附入鄱陽鄒氏音釋，詩傳附入金華許益之名物鈔音釋，各依名儒善本點校句讀，仍取纂圖，寘之卷首。大字刊行，精加校正無差，庶幾讀者豁然無疑矣。與坊中舊本玉石判然，收書君子幸監。至正丙午孟冬梅隱精舍謹識。（元至正二十六年梅隱精舍刻本《書集傳》牌記）[40] 坊刻本以盈利為目的，成本是重要問題。即便刻制“大字”的費用與“小字”持平，[41]前者也意味著更大尺幅或更多數量的版面，導致版材與紙張成本增多。從善意角度理解，既然宣稱是“大字”，為免名不符實之誚，總不宜與當時人們對“大字”的普遍認知相差過遠；好比現代人指著小五號字而謂之“大字”，無疑相當尷尬。但如下表所示，以上號稱“大字”的坊刻，規格與官刻私刻相差甚遠，大多僅相當於前者之“中字”。
由此，話題可轉回至西湖書院。不少刻工見於西湖書院補版/新刻的多種書籍，各書的刻工又不盡相同。這暗示了：當時存在專以刻字為生或主要生計的刻工群體，人員相對穩定，而書院與刻工的關係鬆散，欲刻書補版，方臨時募集，故甲書有張王李趙，乙書有趙錢孫李。刻工平日為他處/他人刻書，最可長期服務的便是書坊。正是在書坊的工作經驗——1cm的規格在坊刻中足可誇稱為“大字”，使一部分刻工習慣成自然，在《文獻通考》中留下了“大若干小若干”的記錄。 如下表所示，也有部分坊刻本“大字”與官刻私刻不相上下。[45]這或與翻刻本尺寸規格近似原刻有關，如宋十行本與元十行本、蔡琪本與白鷺洲書院本皆是。
綜言之，宋元坊刻的“大字”看似模糊而寬泛，低者可下探至官刻私刻的“中字”區間；這似乎暗示坊刻另有一套字形規格。但無論官私坊刻，均由當時的工匠群體承擔刊刻；而刻字規格作為行內的約定俗成，不太可能隨服務物件的變更而改變。有趣的是，以筆者見聞所及，除了前述“中書《五經》”，未見坊本自稱“中字”或“小字”，凡自我聲明者，均稱“大字”。可見從商業宣傳的角度考慮，“中字本”與“小字本”不值得誇耀。然則，坊刻“大字”規格的含混，更多是書坊的經營策略，向潛在顧客宣稱“大字”刊行，與實際按“中字”規格刻版及議價付酬，並不相悖。 餘論與小結 行文至此，可能會引發質疑：為何宋元刻書“中字”與“大字”的臨界線，偏偏落在公制長度1cm？“小字”規格如何，文中何以未論及？ 這兩個疑問存在關聯，因缺乏足夠證據，僅能略作推測。“大/中字”的臨界點，可能是尺制下的三分，1宋尺約31.2~32cm，3分為0.954~0.96cm，與公制1cm極接近。沿此進一步推論，前述“中字”諸例的最小者為0.67cm，結合宋代尺制考量，“中/小字”邊界似為2分（0.624~0.64cm）。 討論“小字”之難，在於文字證據與版刻實物之對應。如前述，序跋牌記的自我宣稱相對可靠，故本文論述“大/中字”時，先以此類材料為據，確定初步範圍，再輔以版心標記，進行細化。“小字”不值得自誇，序跋等避而不提，無法在現存版本中找到自我宣稱的實例；版心標記“大若干小若干”，數量雖多，但按本文計算方法，前揭諸例的雙行小字注文，多符合“中字”規格。——這似有推翻本文觀點的危險。 筆者對此的理解是：本文計算得出的是平均每字可用空間，而非每字平均大小。宋元刻本的（正文）字距較緊，乃至筆劃交錯，兩者相差不大；而雙行注文須遷就正文大字，與之形成相當的大小等差，且雙行間要留出間距，實際字型往往小於可用空間不少。另一方面，某些“大字本”的正文字型很大，若注文堅持“小字”規格，大小懸殊，比例失調，有欠美觀，遂不得不有所折中。 當然，這不意味“小字”是空懸之物，或符合“小字”規格的宋元刻本已無存世。如開篇所述，“小字”可顯著降低成本，是故宜於成本敏感型的低端商業出版物中覓之。正如當今的商業活動強調細分市場，宋元時代同樣存在高度發達與專業細分的出版市場。坊刻亦不一味徘徊於低端，書坊會針對不同消費能力與需求的人群，精准投放產品，故而版刻在各方面均呈現極大跨度，其中最易被感知的是技藝與視覺效果。頂級坊刻之精工，毫不亞於官刻私刻，如余仁仲、黃善夫、陳解元諸家所刻書，相比茶鹽司、世彩堂刻本，風格固然不同，堪稱精品則一。而金刻本《劉知遠諸宮調》（十二行二十至二十一字，版框10.3×7.8cm，平均每字0.5×0.65cm）、元刻本《古今雜劇》（十四行二十四至二十七字，版框13.7×9.3cm，[48]平均每字0.54×0.66cm），內容、開本、版式佈局、刻字水準均遠遜于前揭諸書，可以視為宋元低端版刻的代表。無不巧合的是，其字形規格亦低於上文推測的“中/小字”臨界線。[49]在歷史的沖刷下，“小字”的主要運用場景——低端版刻的倖存幾率極低，因而關於“小字”，只能止步於以上推測。 要之，在本文所討論的範圍中，“大/中/小字”原是歷史上的版刻術語，藏書家/版本學者在版刻實物中觀察到了它们，並用以指稱所欲指稱，在此移用過程中，詞彙的含義發生了偏轉，加之日益遠離宋元版刻生產的語境，“大/中/小字”的原初含義，反致湮沒無聞。理解此點之後，就會對《沿革例》等文獻中的“大字本”“中字本”“小字本”，有更加深刻而鮮活的認識。 本文所作研究，須調查大量版本，並逐葉翻檢。調查宋元本實物，存在難以逾越的客觀限制，版心又往往破損難辨。所幸各處公佈的電子資源日增，筆者盡力搜得並析出前揭各例。然而書海無涯，我願意隨時修正（而非撤回）自己的觀點。 [1] [元]岳浚：《相台書塾刊正九經三傳沿革例》，北京：北京大學2019年影印清影宋抄本，第2頁。 [2] [清]楊守敬撰，張雷校點：《日本訪書志》卷九，沈陽：遼寧教育出版社，2003年，第151頁。 [3] [宋]李燾：《續資治通鑒長編》卷二六六，此例承董岑仕女士見示。 [4][清]陸心源：《皕宋樓藏書志》卷四五，清光緒間歸安陸氏刻本，第17頁a。 [5] [宋]佚名：《六甲天元氣運鈐》，《中華再造善本》，北京：國家圖書館出版社2006年影印宋刻本，第1頁a。 [6]此函繫年用陳來之說。陳來：《朱子書信編年考證》（增訂本），北京：三聯書店，2007年，第173頁。 [7] [宋]朱熹：《晦庵先生朱文公文集》別集卷一，《中華再造善本》，北京：國家圖書館出版社2006年影印宋咸淳元年建安書院刻宋元明遞修本，第11頁b。 [8] [宋]程颢、程颐撰，[明]康紹宗編：《二程全書》卷六四，明弘治十一年陳宣刻本，第13頁b-第14頁a。此序後有小字注“麻沙本後序”。案，以序中“庾司舊有之”、“師耕承乏此來”、“刻之後圃明教堂”等語觀之，趙氏刻本似為官刻。蓋麻沙坊本從趙本出，而保留趙序。淳祐六年，趙氏所任何官不明，明年則轉任知泉州事。《道光晉江縣誌》卷二八“歷代泉州府以下職官考”，淳祐七年八月，知泉州事陳大猷致仕，師耕接任。又，泉州九日山摩崖石刻有“淳祐丁未（七年）仲冬二十有一日，古汴趙師耕以郡兼舶，祈風遂游”，可知他兼任提舉市舶司。 [9]此本共6200多葉，版心標記字數者占多數。整葉全為正文或雙行注文者，記作“若干”，兼有正文注文者則分記。分記的格式用語不一，有“若干小若干”、“若干，若干”、“大若干小若干”、“中若干小若干”、“若干中字若干小字”，等等。 [10]刻工姓名多僅署一字，如翁、吳、阮、良、公、壽等，難以確定分合，署雙字者有君仲、正方、子華、子堅。 [11]如王子仁、付茂、陳福、陳大用等人，亦見於元至正江浙等處行中書省刻本《宋史》《金史》，張以方參與刊刻元泰定二年慶元路儒學刻本《困學紀聞》。 [12]文中的版框尺寸資料，凡未說明者，均取自《國家珍貴古籍名錄圖錄》。 [13]此處尚須說明。儘管資料上橫大於縱，但絕大多數宋元刻本的字體不呈明顯的扁方狀，這是因為：按照本文的計算方法，縱向尺寸、橫向尺寸實際分別包含行間距與字間距，但宋元刻本上下字之間往往筆劃交錯，字距較小，行間距則相對疏朗。職是之故，更接近字形實際大小的是資料中的縱向尺寸（高度）。 [14]李俞二人並見於小字本《說文解字》、贛州軍學本《文選》，李寶又見於所謂“眉山七史”本《宋書》《陳書》。 [15]根據尾崎康的研究，南宋前期江浙刻本南北朝七史（即“眉山七史”）之南宋中期補版刻工有徐榮，元代中期補版刻工亦有名徐榮者。參見尾崎康著，喬秀岩、王鏗編譯：《正史宋元版之研究》，北京：中華書局，2018年，第112-114頁。 [16]每行字數取中位數即三十字計算，以下同。 [17]石祥：《小樣：中國古籍刻印中的局部印刷》，《古典文學知識》2019年2期，第70-75頁。 [18]張麗娟：《宋代經書注疏刊刻研究》，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13年，第185-191頁；拓曉堂、傅敏：《破解七百年的謎局——宋蜀刻中字本<春秋經傳集解>介紹》，《中國商報》，2005年7月14日第1版。 [19]版框尺寸數據，引自“國立故宮博物院”：《故宮圖書文獻選萃》，臺北：“國立故宮博物院”，1973年，第65頁。 [20]靜嘉堂文庫藏本的版框數據，均引自靜嘉堂文庫：《靜嘉堂文庫宋元版圖錄》，東京：汲古書院，1992年。 [21]《詩集傳》《中庸輯略》雖無序跋牌記刊語等文字證據，但兩書行款相同，字體風貌均是浙刻風味，且各有多名刻工見於《紹定吳郡志》、大字本《通鑒紀事本末》。刊刻《本末》之寶祐五年，已屬理宗在位（1224-1264）之後期。由此推測，此二書應系理宗時浙地所刻，且可能存在關聯。 [22]世彩堂本韓柳集行款一致，尺寸相仿，僅取柳集為例。 [23]撫州公使庫所刻諸經，行款並同，尺寸相近，僅舉《禮記》為例。 [24]http://db.sido./kanseki/T_bib_body.php?no=006973 [25]http://db.sido./kanseki/T_bib_body.php?no=006744 [26]韻書版式特殊，取卷一“韻例”統計行款。 [27]http://db.sido./kanseki/T_bib_body.php?no=006956 [28]統計時，包括了下文所述的宋刻元修本，下統計圖同。 [29]作為參照，《永樂大典》開本高近50cm，觀覽實物，可知其龐大已有礙閱讀。又，以上諸例規格在1.5cm及以上者，每行字數多為十五六字，行數多為六至八行，便是有意減少版面總字數，以控制版面尺寸。 [30]同等條件下，每字相差2毫米，書葉整體的視覺差異將相當明顯，熟悉版刻實物者自可理解。 [31]《國家圖書館宋元善本圖録》編輯出版委員會：《國家圖書館宋元善本圖錄》，杭州：浙江古籍出版社，2019年，第6072頁。 [32]此本版心不標字數，為便比較而列出。 [33]昌彼得：《增訂蟫菴群書題識》，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97年，第41頁。 [34] [宋]苏洵、苏轼、苏辙：《重廣眉山三蘇先生文集》卷二八，《中華再造善本》，北京：國家圖書館出版社2006年影印宋刻本，第9頁b。 [35] [宋]苏洵、苏轼、苏辙：《重廣眉山三蘇先生文集》卷三二，第7頁b。 [36] [宋]呂祖謙：《東萊標注老泉先生文集》目錄，《中華再造善本》，北京：國家圖書館出版社2006年影印宋刻本，第4頁b。 [37]靜嘉堂文庫：《靜嘉堂文庫宋元版圖錄》圖版編，第165頁。 [38]北京圖書館：《中國版刻圖錄》，北京：文物出版社，1961年，圖版二三二。 [39]http://rbook./NCLSearch/Search/SearchDetail?item=1128886719614279a5617126f2bdf086fDM5ODk40&image=1&page=&whereString=&sourceWhereString=&SourceID= [40]“國立故宮博物院”：《鄰蘇觀海 院藏楊守敬圖書特展》，臺北：“國立故宮博物院”，2014年，頁66。 [41]宋元時代的刻書資費標準難以確知，既然標稱“大若干小若干”，不同規格字形的資費當有不同。作為參考，王季烈《江蘇蘇州莫厘王氏家譜》收錄《乾隆修譜紀略》，稱：“三月十一日，往穆大展店，用白木板刻宋字，講價中字每百八分，小字每百六分。抄寫樣稿畢，送閱勘正，然後付梓。”（卷十二，民國二十六年石印本）穆大展是乾嘉時蘇州刻字店主，值得注意的是，他的資費標準中也出現了“中字”。 [42]北京圖書館：《中國版刻圖錄》，第45頁。 [43]http://rbook./NCLSearch/Search/SearchDetail?item=1128886719614279a5617126f2bdf086fDM5ODk40&page=&whereString=&sourceWhereString=&SourceID=0&HasImage= [44]“國立故宮博物院”：《鄰蘇觀海院藏楊守敬圖書特展》，第66頁。 [45]除宋十行本《監本附音春秋谷梁注疏》，各書均有葉面標注“大若干小若干”。 [46]http://db.sido./kanseki/T_bib_body.php?no=043744 [47]白鷺洲書院刻本，中國學者多認為是宋刻本，本文採用尾崎康的觀點，他認為此本是蔡琪刻本的元代翻刻本（《正史宋元版之研究》，第340-341頁）。 [48]此據《中華再造善本》卷端給出的資料，《第一批國家珍貴古籍名錄圖錄》稱版框19.3×13.7cm，有誤。 [49]當然，不能僅憑“小字”斷定“低端”。如天祿琳琅舊藏宋刻巾箱本《禮記》，十行十九字，版框9.6×6.8cm，平均每字0.51×0.68cm；此本刊刻頗精，足堪賞玩，是刻意為之的高端袖珍書。 【作者简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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