功成事遂

太上，下知有之。其次，亲而誉之；其次，畏之；其次，侮之。

信不足焉，有不信焉。

悠兮，其贵言。功成事遂，百姓皆谓我自然。

【河上公注】太上，谓太古无名之君也。下知有之者，下知上有君，而不臣事，质朴也。

【王弼注】太上，谓大人也。大人在上，故曰太上。大人在上，居无为之事，行不言之教，万物作焉而不为始，故下知有之而已，言从上也。

【河上公注】其德可见，恩惠可称，故亲爱而誉之。

【王弼注】不能以无为居事，不言为教，立善行施，使下得亲而誉之也。

【河上公注】设刑法以治之。

【王弼注】不能复以恩仁令物，而赖威权也。

【河上公注】禁多令烦，不可归诚，故欺侮之。

【王弼注】不能法以正齐民，而以智治国，下知避之，其令不从，故曰侮之也。

【河上公注】君信不足于下，下则应之以不信，而欺其君也。

【王弼注】夫御体失性则疾病生，辅物失真则疵衅作。信不足焉，则有不信，此自然之道也。已处不足，非智之所齐也。

【河上公注】说太上之君，举事犹贵重于言，恐离道失自然。谓天下太平也。百姓不知君上之德淳厚，反以为己自当然也。

【王弼注】自然，其端兆不可得而见也，其意趣不可得而睹也。无物可以易其言，言必有应，故曰悠兮其贵言也。居无为之事，行不言之教，不以形立物，故功成事遂，而百姓不知其所以然也。

“太上”，河上公以为“谓太古无名之君也”，王弼以为“谓大人也”，吴澄以为“犹「最上」”。河上公多以现实政治释《老子》，王弼为玄学奠基人，“大人”亦带有此意义。“最上”最抽象。然以下文“其次”而言，则以“最上”为确。“下知有之”，河上公“下知上有君，而不臣事，质朴也”，最为迂曲，且增义也。细按文义，此章当指现实政治。最上之法，使下民明白“有之”。 “有之”谓何？知自己所有即为己所当有，知己所无有即为己所不当有，亦知随遇而安，知自然之道矣！此为最上之治民。其次，使下民亲己（即君，或上位者）而誉己也！此则多以恩惠施之于民，则民亲其君而誉之。对照“最上”，则以道治民，民不求惠利而知“有之”，则民归自然。若以恩惠施于民，是利之也。如此则民有争，矛盾始生矣！故言其次。河上公：“其德可见，恩惠可称，故亲爱而誉之。”亦谓此。王弼“不能以无为居事，不言为教，立善行施，使下得亲而誉之也”，亦谓偏离道之方向。“畏之”，河上公曰：“设刑法以治之。”王弼曰：“不能复以恩仁令物，而赖威权也。”义同，即放弃“立善行施”，而纯以严刑峻法，使下民畏惧。此法则更“其次”。再“其次”，是“侮之”。河上公：“禁多令烦，不可归诚，故欺侮之。”既以严刑峻法而令下民畏之，则不可久，故再其次则“欺侮之”。

“下知有之。”吴澄、焦竑均作“不知有之”。胡适、马叙伦、朱谦之均以为作“不”于义为长。吴澄：“谓大道之世，相忘于无为。”似以“不知有之”义更顺畅。此则区分政治治理之层次，由好到差分出四个层次。最上乘者，以无为之道治之，实为顺应自然，民不知有治理者存在，而自然和谐。此仅上古传说之世有之。其次为施惠于民，使民亲之而称誉治民者之德，则文景、开元盛世可当之。再次则视民为下贱之民，以严刑峻法临之，使其畏惧而不敢反抗，此则厉王、秦皇可当之。再其次又等而下之，峻法之外又欺侮之，则有明之帝似可当之，清之臣以“奴才”自称亦可当之。另外，因此则实言现实政治，故释者有以“太上”为君主者。其实此则通贯乃讲君主治理之事，不可以“太上”为君主。

“信不足焉，有不信焉。”河上公曰：“君信不足于下，下则应之以不信，而欺其君也。”此则接上则“畏之”“侮之”而言。既君主之诚信不足，以下民为其刑法威临之对象，为其欺侮之对象，则下民亦不信其君。

“悠兮，其贵言。功成事遂，百姓皆谓我自然。”王弼曰：“自然，其端兆不可得而见也，其意趣不可得而睹也。无物可以易其言，言必有应，故曰悠兮其贵言也。居无为之事，行不言之教，不以形立物，故功成事遂，而百姓不知其所以然也。”“悠兮”，帛乙本作“犹呵”。意为“犹豫”。孔子曰：“天何言哉！”天地不言，或曰道不言。功成事遂，不仅百姓谓我自然，其实乃因自然。进而言之，天道自然，所谓“功成事遂”，乃现实人事之评价，在超越境言，无所谓“成”“遂”。国治民和，乃治理者依道而和。国乱民乖，乃治理者违道而行。再进之，上所言两种情况，皆道之自然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