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2年9月，深圳19位家长的一封联名信，将患有自闭症的五年级学生李孟赶出了校园，只因他“患有自闭症、无法自律自己的部分行为”。而这，也是李孟第四次被劝退了。老师不允许李孟走进教室，他就一个人偷偷地从后面进入，坐在全班最后一排听课；后来，学校决定不给他发新的课本，希望能让他回家，李孟的母亲便帮他借书听课；再后来，校方直接搬走了李孟的桌椅……
有人形容他：“他一个人，靠着墙壁，站得老直，像一朵蘑菇。”
李孟的母亲，一个离了婚的女人，只身带着孩子的病历、一张填满正确答案的数学作业本、一张细心塑封的钢琴六级证书四处求助，希望能有一所好心的学校给她的孩子提供一个接受正常教育的机会……
两年后，这个引燃社会各界舆论的事件被翻拍成了一部电影《喜禾》—— 一个自闭症家庭渴望融入社会，却并不曾得到理解的故事。
影片的开始，喜禾的妈妈在地铁站教喜禾读书。然而面对妈妈的指令，喜禾无动于衷。
原来，7岁的喜禾是一个典型的自闭症儿童，之前经过长期的灌输和重复训练，喜禾对于如何上课已经有了按部就班的习惯和固定的准备流程。
直到有一天，原本的语文课突然被老师改成了数学课。这在普通的孩子看来稀松平常，但却破坏了喜禾心中的秩序感，引发了喜禾的暴怒，他突然情绪失控，推倒前来好心帮他的小胖，咬伤了小美。
这成为了整个事件的导火索。
由于喜禾不定时的情绪爆发给普通学生的家长造成了恐慌，最终导致19名家长联合给校方施压要求开除喜禾，并说道：“自闭症的儿童就应该上特殊教育的学校。”
而母亲田琳拒绝妥协，为了喜禾能够回归普通学校，她尝试了所有的办法。
她给学生家长道歉，但对方根本不接受。第二天，她亲自带着喜禾来到校长办公室，让喜禾开口道谦并保证不会再添麻烦了。
校长同意了，但万万没想到在校园里遭到了家长的阻拦，并发生了争执。校方迫于其他家长的压力，只能暂时让喜禾待在家里，等待校方的讨论决定。
为了继续给孩子争取一个上正常学校的机会，妈妈带着喜禾去医院做智商鉴定，逐一联系那19位家长，希望他们可以理解并重新接受喜禾，在入学申请书上签字。
在这个过程中，有的家长支持，有的家长却坚决反对。
最终学校经过讨论，给喜禾提出了单独教学的方案。但是喜禾的妈妈还是希望喜禾可以和正常人接触，可以融入这个社会，最后校长勉强同意了她的请求。
满心欢喜的妈妈以为喜禾终于可以正常上学了。
然而当她领着喜禾走进教室，却看见学生家长举着反对喜禾上学的牌子在教室里阻拦他们回到座位，她准备跟他们耗下去。
学生家长却跪下说：“这个城市有这么多的学校，我求求你换一间吧”。
面对教室里下跪抵制喜禾上课的家长们和无力的校方，喜禾妈妈只能无奈而气愤地说出：“你们就这么容不下一个自闭症的孩子吗，他只是需要一张课桌而已。” 而后带着喜禾悲愤地离开了学校。
由于不能上学，妈妈每天在地铁上扮演老师给喜禾上课。（因为喜禾的认知里，坐地铁就是去学校，所以他每天准时出门坐地铁）
这件事经过媒体的宣传，引起了社会的关注。
志愿者团体发起了座谈会，邀请教育局、学校、喜禾妈妈等各方商讨解决方案。
然而，到最后影片结束，喜禾的上学问题也还没有得到落实……
值得注意的是，片中还有另外两个自闭症患者，喜禾的舅舅田贵和自闭症孩子子翔。
在乡下，农村人不知道自闭症，总是把喜禾舅舅当作神经病看待。舅舅被锁在笼子里，折磨得人不人鬼不鬼。
而另一个和奶奶相依为命的自闭症患儿子翔，没有喜禾这样的家庭条件，年迈的奶奶也没有精力为他奔波努力，只能在走投无路之后选择带着子翔一起自杀……
事实上，电影已经美化了太多，真实远远比镜头下更残酷。
影片中自闭症儿童的融合失败，反映了自闭症家庭与社会各界的矛盾。例如：
校方的接纳敌不过部分家长的阻拦；其他家长为了自己孩子拥有良好的学习环境，而选择驱逐自闭症儿童；媒体的报道为了夺人眼球和曲解事实，并没有真正理解自闭症家庭的困境。
这种矛盾让我们反思了整个社会对自闭症儿童的包容度，也更迫切地激发了普及自闭症和融发展合教育的必要性。
正如影片中医生说的那句话：“其实小孩的自闭症并不可怕，关键是我们家长不能自闭，要不，我们这个社会不就封闭了吗？”
星宝家长们为了孩子能有生存的一席之地，为了能够融入这个社会，甚至可以不惜尊严地争取本应属于他们的权利。
作为不费吹灰之力就能享受一切权利的我们，为何不尝试付出多一份理解与包容？
没有障碍的人，只有障碍的社会，放过那些看似异常的行为吧～生命本来就该多姿多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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