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蔡元培（1868—1940） 蔡元培，字鹤卿，号孑民，伟大的教育家、思想家。 1868年1月11日出生于浙江绍兴，1940年3月5日病逝于香港。 临终前，当诊治医生互相争辩之际，蔡元培却自顾自地喃喃自语。 因牙齿漏风，说话模糊不清，所以身边照顾他的周新也只是零星地听到这样的话：“世界上种种事故，都是由于人们各为己利。……我们要以道德救国，学术救国……” 这便是他生平最后的话。 “道德救国，学术救国”——这八个字是蔡元培一生事业所在，是其伟大的人格所在。 蔡元培先生病逝的消息迅速传开，举国上下，同声哀悼。 国民政府发出褒奖令：“国民政府委员蔡元培，道德文章，夙负时望。早岁志存匡复，远历重瀛，研贯中西学术。回国后，锐意以作育人才，促进民治新规，士气昌明，万流景仰……” 毛泽东发来唁电：“孑民先生，学界泰斗，人世楷模”！ 蔡元培作为革命元老、学界领袖，生前多任高官要职，但他从不为一己谋利，乃至身后极其萧条。就连医院医药费一千余元都无法付给，衣衾棺木等费用全由王云五代筹，国民政府特拨付五千元作为丧葬费用，以国葬待之。蔡元培的伟人风范感染着周围所有的人。 人们在泪眼模糊中，想到蔡元培先生70岁寿辰时的情景。 晚年最想做的几件事 当时，已到晚年的蔡元培，仍然没有自己的住房，一家五口还在租房子住。蔡元培自己没觉得什么，学生、朋友们心里却很不好受。在蔡元培70寿辰前，蒋梦麟、胡适、罗家伦等人联名倡议，大家筹款为蔡先生建造房子，作为七旬寿礼献给蔡先生。此倡议很快得到百余人的响应。他们写信给蔡元培：“我们知道先生为国家，为学术，劳瘁了一生，至今还没有一所房屋，不但全家租人家的屋子住，就是书籍也还分散在北平、南京、上海、杭州各地，没有一个归拢庋藏的地方。”因此，大家很恭敬地要把“先生此时最缺少的一所可以住家藏书的房屋”作为礼物，献给蔡先生。此事因抗战爆发没能实现，但大家对蔡元培的仰慕之情已表露无遗。 1936年，在中国科学社为蔡元培举办的七秩寿宴上，蔡元培致辞，简要讲述自己70年来的人生体验，最后他提到了自己晚年最想做的几件事：“鄙人是一个拿笔杆的人，所敢夸口的也只能在笔杆上多尽点力。'假我数年’，鄙人想把刘先生寿文中道及的'以美育代宗教’的主张，著一本书；还想编一本美学，编一本比较民族学，编一本'乌托邦’；胡适之先生常常劝鄙人写自传，如时间允许，鄙人也想写一本。” 蔡元培开始撰写《自写年谱》，他的脑海首先出现了他的故乡，他的亲人，他的童年时光…… 魂梦间的故土亲情 文化古城绍兴，自古人杰地灵，王羲之、陆游等人皆出生于此。近代以来，又出现了蔡元培、鲁迅等伟人。 蔡元培出生在绍兴府山阴县城笔飞弄。笔飞弄是笔飞坊中的一弄。这里有很多美好的传说。据说，书圣王羲之居住于此，有一老妪总来请求题扇。王羲之不胜其烦，终于忍耐不住，大怒之下，掷开手中的笔，笔飞去。这便是笔飞名坊的来历。传统文化代代相传，形成很好的文化氛围，蔡元培不能不受影响。 蔡元培的祖先都是生意人，直到父亲这一辈，才出现一名读书登科之人，就是他的六叔。六叔对蔡元培的影响不小。对蔡元培影响最大的当然还是他的父母亲。然而父亲在蔡元培11岁时即去世，对蔡元培的影响相对小一些。父亲为人厚道，“持己待人，都要到极好处”，这对蔡元培的性格有影响。蔡元培的母亲带着孩子极节俭地度日，她教给蔡元培如何做人。蔡元培后来回忆：“我母亲最慎于言语，将见一亲友，必先揣度彼将怎样说，我将怎样对。别后，又追想他是这样说，我是这样对，我错了没有。且时时择我们所能了解的，讲给我们听，为我们养成慎言的习惯。”母子情深，有一年母亲胃病疼得厉害，蔡元培听到一种治疗方法，竟偷偷将自己臂上割了一块肉，和在药中，让母亲喝掉。他以为这样可以治好母亲的病，但母亲还是在次年去世，给蔡元培留下不尽的思念。 蔡元培早年接受的是中国传统教育。从进私塾读《诗经》、《百家姓》开始，到一步步经历各级科举考试，20余年传统教育的熏陶，为蔡元培打下深厚的国学底子。 朗朗的读书声，严厉的李塾师，由简而繁的八股文，乌篷船上的晚餐，有着恶臭味的乡试考场，得益最大的三本书，科场得意、金榜题名……在种种难以忘却的人生经历中，蔡元培走进了科举考试所能达到的最高殿堂，供职翰林院。 “点翰林”之后的第二年，蔡元培“行万里路”，几乎走遍了自1842年以来最早与海外通商的口岸和地区，为他开拓了视野。 蔡元培的第一次婚姻也在他23岁时完成。 寻找救国之路 1894年的甲午战争，1898年的戊戌变法，这两场改变中国命运的历史事件，均给蔡元培以极大的刺激。他在清廷中央机构任职，看到了清廷种种腐败，他也开始抬眼看世界，广泛涉猎西学书报，由一名封建翰林向新型知识分子转变。 对于变乱纷乘的世界，蔡元培始终保持独立的思考与判断。康有为领导的戊戌变法最终以失败告终，蔡元培认为：“康党所以失败，由于不先培养革新之人才，而欲以少数人弋取政权，排斥顽旧，不能不情见势绌。此后北京政府，无可希望。”出于对清政府的失望，蔡元培毅然弃官归乡，走上了教育救国的道路。他担任绍兴中西学堂总理，引入新的教学方法，让学生选修英文、法文、日文。后又到上海，执教南洋公学，发起成立中国教育会，创办爱国学社和爱国女学，多有创建，领风气之先，但也遭到种种阻挠和打击。 在历史的风雨中，蔡元培毫不妥协地前进着…… 1900年，蔡元培的第一位夫人王昭病逝。蔡元培悲痛之余撰悼文一篇，哀祭亡妻。之后，友朋们多劝蔡元培续娶，并为他介绍女子。蔡元培按照自己的新思想，对女方提出五条件：（一）天足者；（二）识字者；（三）男子不得娶妾；（四）夫妇意见不合时，可以解约：（五）夫死后，妻可以再嫁。这五条件一提出，使许多传统观念下的人感到不解和恐慌，但蔡元培最终找到了合适的伴侣，与黄仲玉结婚。他们的婚礼也是别具一格的。 《苏报》是爱国学社的机关报。1903年7月“苏报案”发生。对于清廷的镇压，蔡元培不仅没被吓倒，反而走上革命道路。他在上海创办《俄事警闻》，以报道俄事为名，宣传鼓吹革命。他还一度信仰暗杀暴动，以爱国女学为据点，加入暗杀团，秘密试制炸弹。1904年冬，蔡元培联合浙江会党，创立光复会，亲任会长。光复会的誓言为：“光复汉族 还我山河 以身许国 功成身退”。 1905年8月，中国同盟会在日本东京成立，蔡元培由何海樵介绍入会，并担任同盟会上海分会会长。在革命活动一再遭受挫折后，蔡元培重新萌发了求学救国的念头。此时，蔡元培已41岁，但他为了理想、为了信念，决定重新当学生，到国外寻求真知。 沉浸于美学的国度 美是人类共有的，是超越民族和国界的。 蔡元培第一次留学的地点是德国的莱比锡大学。他在这里听讲三年，“于哲学、文学、文明史、人类学之讲义，凡时间不冲突者，皆听之。尤注重于实验心理学及美学”。此后，蔡元培一直特别重视美学，不仅在学术上重视，更将美学作为可以提高国民素质的重要方式而加以大力提倡。 莱比锡大学一景 这一段光阴是美好而绮丽的，美术与音乐熏陶着蔡元培，使他留恋其中，深得其中真髓。正如他本人所讲：“我于讲堂上既常听美学、美术史、文学史的讲演，于环境上又常受音乐、美术的熏习，不知不觉地渐集中心力于美学方面。尤因冯德讲哲学史时，提出康德关于美学的见解，最注重于美的超越性与普遍性。” 在学习西方文化时，蔡元培总是自觉地考虑中国的文化，在对比中寻求中国问题的解决之道。在德期间，他编著了《中学修身教科书》五册、《中国伦理学史》一册，并翻译了泡尔金的《伦理学原理》。 创建民国的动荡岁月 1911年10月10日，辛亥革命爆发，蔡元培发动留学生响应革命，并于11月28日返回中国，参与创建民国的活动。 民国临时政府成立后，蔡元培被孙中山任命为教育总长。在他的主持下，教育部成为廉正、高效、精干的典范。此时的蔡元培已具有全新的教育理念，进行了影响深远的改革。之后不久，政府北迁，蔡元培留任教育总长。 在历史的转折关头，蔡元培决心抛开一切私利，为国家的教育事业奠定一个坚实的基础。他强调：“现在是国家创制的开始，要抛开个人的偏见，党派的立场，给教育立一个统一的智慧的百年大计……” 他有一个梦想，就是：“在普通教育，务顺应时势，养成共和国民健全之人格；在专门教育，务养成学问神圣之风习。” 在主持民元教育部的半年时光中，蔡元培费尽心血，主持制定了新教育的体制和细则，从而构成此后实行十年之久的“壬子癸丑学制”的基本内容，开辟了中国近代教育史的新纪元。然而，民国初年的政治斗争也是复杂多变的。1912年7月，为反对袁世凯专制独裁统治，蔡元培毅然辞去教育总长的职务，再度赴德留学。 1913年5月，蔡元培奉孙中山之招，自柏林返国，参加“二次革命”。革命失败后，蔡元培携家眷前往法国。他与李石曾等人发起成立勤工俭学会，出任华法教育会中方会长，积极推动留法勤工俭学运动，致力于传播先进文化。 蔡元培（中）与友人合影 主持北大 兼容并包 1916年10月，教育总长范源濂邀请蔡元培回国，就任北京大学校长。1917年1月4日，蔡元培正式到北京大学就职。 主事北大之初，蔡元培即提出了“囊括大典，网罗众家，思想自由，兼容并包”的十六字办学方针，并切实地按照这一方针办事。 所以，在他的领导下，北京大学内既有像陈独秀、胡适这样的“新派”人物，也有像辜鸿铭、黄侃那样的保守教员。 “新派”的、“旧派”的，他一样地予以保护，促成了学术上不同派别在自由竞争中的多元发展，使得学术自由和民主不再是一句空话。 蔡元培提倡以美育代宗教，主张教育独立，大力改革北大的教学体制和管理体制，实行教授治校，把北京大学从一个官僚养成所改造成一座名副其实的全国最高学府。更重要的是，在蔡元培的主持下，北京大学成为新文化运动、五四运动的发源地和中心，极大地推动着中国历史的进程。 此时，蔡元培的事业达到了辉煌，中国的思想史、教育史将永远铭刻他的名字。 蔡元培的人格魅力散发出巨大的光芒，让世人打心眼敬重。关于蔡元培的佳话也四处传播开来。蔡元培聘请陈独秀是一佳话。蔡元培邀请只是中学毕业的梁漱溟到北大当讲席也是一佳话……在这个时候，北大群星璀璨，成为永恒的传奇。蔡元培则是传奇的中心。 吴敬恒这样描述：“蔡先生志愿立大学，虽然无时不忘他的主张，但也并不一定反对别人意见。……他在北京大学教书时候，不问这个有辫子没有辫子，只看他有没有学问，有一点长处的人，他没有不器重他。这种态度，就是所谓'和而不同’。” “中国一定有出路” 1923年1月，蔡元培为抗议北京政府教育总长彭允彝干涉司法独立、蹂躏人权，声明辞去北京大学校长职务。7月，携眷前往欧洲游学。1926年2月，因北大同仁和教育部一再电促，蔡元培返抵上海。他拒绝回京做北洋军阀统治下的北大校长，而是在南方与沈钧儒等人发起苏浙皖三省自治联合会，响应广东国民革命军北伐。1927年南京国民政府成立前后，蔡元培作为国民党元老，也介入了一些重大的政治事件，但他始终保持学人本色。其主要精力还是放在中国的教育和科学事业上，先后担任了大学院院长和中央研究院院长。 面对日本的侵略，蔡元培始终旗帜鲜明地反对国民党对内镇压、对外妥协的政策，他号召国人放弃个人恩怨，以国家民族利益为重，调转枪口，一致抗日。 抗战全面爆发前两年，蔡元培请时任行政院长的汪精卫吃饭，苦劝汪改变亲日行为，说：“关乎中日的事情，我们应该坚定，应该以大无畏的精神抵抗，只要我们抵抗，我们的后辈也抵抗，中国一定有出路。”说着说着，蔡元培想到国家的艰难，忍不住热泪滴到了杯盘中，举座无不动容。 1932年12月17日，蔡元培与宋庆龄、杨杏佛等在上海组织中国民权保障同盟，任副主席，不遗余力地保障民权。杨杏佛遇刺身亡，蔡元培悲愤万分。在公祭仪式上，蔡元培悲痛地说：“人孰不死？所幸者先生之事业、先生之精神，永留人间。元培老矣，焉知不追随先生以去？同人等当以先生之事业为事业、先生之精神为精神，使后辈青年学子有所遵循，所以慰先生者如此而已。” 杨杏佛（左）、鲁迅合影 在香港的最后岁月 1937年11月27日，71岁的蔡元培抵达香港。在这里，蔡元培留下了最后的芬芳。 他撰写的《我在教育界的经验》一文陆续发表，他依然主持中央研究院的院务会议，他为《鲁迅全集》作序，盛赞鲁迅为“新文学的开山”，他还被推选为国际反侵略大会中国分会名誉主席…… 1939年12月7日，就在蔡元培逝世前三个月，他还以《满江红》词牌，为反侵略大会中国分会作会歌。 “我中华，泱泱国。爱和平，御强敌。……”这强劲有力的歌声将永远回荡！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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