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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人合一”的思想是中国古典哲学中核心的思想，而这种天与人的融合，常常建立在包容的基础上。中国学术史上虽然出现过焚书坑儒等为一统而极端的现象，但整体来说，越到后来，儒、释、道、法诸家越能互相并存互相融通，同时他们还在汲取其他学派乃至西方哲学的营养。例如，新儒家的代表邵雍认为：“太极一也，不动；生二，二则神也。神生数，数生象，象生器。”（《皇极经世·观物外篇》）很典型地汲取了道家、佛家、阴阳家的思想。
朱熹则认为：“总天地万物之理，便是太极。”“本只是一太极，而万物各有禀受，又自各全具一太极尔。如月在天，只一而已；及散在江湖，则随处而见，不可谓月已分也。”（《语类》）更是阐明，既要有宇宙“一”统，又要讲求万物各自的独立与统一。
世人习惯上将程颐、朱熹为代表的学派称为“理学”；而将程颢、陆九渊、王阳明为代表的学派称为“心学”。朱熹等人认为，“理”是永恒的。因为有孝亲之理，所以有孝亲之心；同样，因为有忠信之理，所以有忠信之心。以此类推，有“理”才有“心”，即便没有“心”，“理”依然独立存在。陆九渊反对朱熹的“理学”，但同样赞成“天下归一”的说法。他的“一”是指“心”，认为“宇宙便是吾心，吾心便是宇宙”（《象山全集》卷三十六）。
王阳明对“心学”体系进行了更完备的阐述，他说：“心即理也。天下又有心外之事，心外之理乎。”（《传习录》上）这样就把“心”放在第一位。有一次，王阳明的朋友指着山岩中的花与树，问：“天下无心外之物，如此花树，在深山中，自开自落，于我心亦何相关？”王阳明回答：“尔未看此花时，此花与尔心同归于寂。尔来看此花时，则此花颜色，一时明白起来。便知此花，不在尔的心外。”（《传习录》下）这便是有名的“岩中花树”的故事。王阳明探究道理时非常有禅意，他的学说也可以称得上是儒学与佛学相互作用的结果。
诸如此类，中国古典哲学在宽和的背景下，讲究和而不同，并在探索人生智慧的过程中，互相融通而显示出包容的巨大张力，从而不断发展。中国的入世哲学并不强烈地排斥出世哲学。像孔子，便很羡慕出世者的潇洒与放达。而孟子则明确提出“有道则仕，无道则隐”的道德信条。所以，到后来，本来最入世最以天下兴亡为己任的儒家中人，却出现了许多出世者。中国的出世哲学也不强烈地排斥入世哲学。老子虽然出隐，但他所留下的哲学著作实际上是一个“治世”哲学、政治哲学，甚至直接孕育出法家代表韩非子的学说。而且，每当乱世的时候，出世的道人便会很勇敢地担当起拯救国家拯救世道的责任，如诸葛亮、刘伯温等人，莫不如此。
在中国古典哲学中，不入世的出世不是真正的出世；而入世者在责任完成以后，也便功成身退，寻求出世逍遥的生活。中国古典哲学的核心，其实就是在自我的实践与感悟中寻求生命的通透。不管是成就“小我”，达到“大我”，还是超脱至“无我”，都是围绕着人生，解决着内在与外在的矛盾，直至个体生命与社会、自然节奏均无比协调，达到最大的融通——天人合一。中国古典哲学崇尚“水”，认为“上善若水”，“水至柔而能克至刚”——这自然透露出中国哲学坚韧的特色。目标为“一”，而过程则可以“入”与“出”并行，乃至于刚柔相济，互相融通。这也许正是中华文明源远流长的重要密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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