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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逃票生涯要比同龄人早一些。 同村、同乡的小伙伴们逃票是从初一开始的，而我则在10岁的时候就开始了。那一年，“平反昭雪”、“落实政策”等词与“有条件要上，没有条件创造条件也要上”的口号每天早中晚从公社的大喇叭里激昂传出，似乎希望就在火车驶向的地方。 从这个夏天开始，每周两次的上访就如上班一样，变成了我的另外一门课，而穿过这门课的走廊就是蒸汽机车头的绿皮火车。 我们家乡的小站是上个世纪20年代日本人修建的，结实的如碉堡的房子和小的眯眯眼一样的窗子，只有在听到火车汽笛从远处的鸣叫声之后才苏醒过来。接着，从信号灯的方向，向两侧喷着水蒸气的车头好像很累一样呼哧呼哧爬过来，越走越慢，最后停在站台上。 那时候的车站根本不封闭，买票的人凭着一张粮票大小的白色卡纸车票剪上一个豁口就可堂而皇之进站，没票如我的人也可以从车站两头大摇大摆进入。 在站台上，很少有人管这些事儿，但是到了火车上就不一样了。 火车在两节车厢的连接处画上了两条白线，如果你的头顶超过了底下那条白线，你就要买半票；假如接近或超过上面那条白线，恭喜你，你要享受成人买票的待遇了。 一开始的时候，我还在两条线之间。这就像两可之间一样，有的火车班组很认真，决定以高度论，也有的班组睁一只眼闭一只眼，不太在乎这些人芽子们。不过，万一遇见铁路稽察，那可就麻烦大了。 铁路稽察是随意从哪一个站上车，然后开始查票的。 他们行踪无定，没什么规律，而且人很多，一个组十来个。作业方式很独到，眼光老辣。只要他们阴森森的眼光看一眼，没买票的小孩子就会不由自主缩一下脖子，这一下子就露馅了。 而且，他们还擅长识破我们的诡计，或者干脆让我们无计可施。那时候对付一般检票，我们也有一些小招数。最简单的就是一上车就找一个面色和善的大叔或者大姐姐，开始甜言蜜语套近乎。 “大叔你去哪儿啊？” “我去……” “啊！那比我晚下车，我去……” “没买票？” “嗯！” “没事儿，一会儿我的票借给你。” 这种做法要有人配合，至少要两个以上小孩子联络好同等数量的大叔或大姐姐。从过道里看到第一节车厢检票的时候，大叔或大姐的后背坐留下一个孩子，其余的马上逃到另一节车厢。等大叔和大姐们的票被检完，马上收集在一起递给身后这个孩子。这个孩子要大大方方假装去撒尿，到下一个车厢把借来的票分给没票的几个孩子。拿到票以后，他们有的坐在原地，有的往检票的车厢串回来。 后来我想，这些小伎俩可能列车员早就知道，只是懒得戳穿而已。 稽察一旦出现可就玩不成这个把戏了。 他们先是堵住一节车厢两头，从两头向中间查票，没人能逃得了，没有票的大人小孩会被他们像间白菜苗一样揪出来，专门押送往最前边的车厢去。 这种感觉就是，他们剃头一样检查过的车厢是干净纯粹的，没票的“杂毛”们都挤牙膏一样挤向前面未检过票的车厢，准备一窝端。 不过这时也不是完全绝望的，假如这时恰好路过一个小站，生机就来了。没票的人会和到站的人一道下车，然后快跑到车厢后边已经被“洁”过的地方，重新上车即可。稽察不知为什么，从不“吃剩菜”，不会把检查过的地方重新检查一遍，大约他们的时间很紧的缘故。 但是万一在检完票之前没有小站停车可就麻烦了。 他们会把逃票的人按照目的地站点分成几类，不是提前赶下车就是故意拉过站。那时候，两个站之间至少十来公里的距离，那可不是一个小事儿。 不过，我们总要想一些办法来破这个局，这就需要一些技术手段。 高技术手段的逃票方法，直到我去县城住校读书才开始的。 小学结束之后，县里通过一次数学语文竞赛和五年级期末选拔，从各个村子里选出一些成绩好的孩子，集中到50多公里外的实验中学住宿学习。 那是个被辽河与城市隔开的一片荒郊，学校的西大墙外不远处是一片树林，树林下住着先前生活在这一带的人们，他们的坟高高低低，东扭西歪，傍晚的暮色中，似乎在跳着一种舞。 若是在深秋的夜晚，断草的枯茎还会发出呜呜的声音，令这片林子充满恐怖感。 即便环境是这样，因为77、78级这里的高考升学率达到百分之九十几，也成为方圆百里以上的学生趋之若鹜之地。学生大部分住校，每两周休息两天，可探家，这就意味着每个月至少要有两次火车逃票历险记。 县城的火车站也是日本人建造的，大约是旧了的缘故，就在我们开学的那年，县城火车站正在翻新。 建设期间进站的火车临时停靠在站外的一处荒地。 在没有出租汽车的时候，县城里的驴车和人力三轮“倒骑驴”就成了时尚。荒地上挤满了揽生意的这类车辆，把铁路旁边的土地碾压成细碎的粉末，所以随着每一辆揽客成功的驴车老板子鞭子一响，小驴四蹄发力，就会卷起一片烟尘。若是生意好的时候，到站下车的人一出车门就直接钻进灰黄色的烟尘里。 好在这时候不设验票出站口，下了车只要钻进烟尘里，就万事大吉了。 县城车站的修建速度很快，我们开学不久，一个当时看起来恢弘漂亮的火车站建成了，就在我们为它的整洁和漂亮欣喜时，却发现一个不妙的现象：除了进站口，没有随便进站的通道了。站台两侧封住，要想沿着铁道进站，须得经过专门设置的哨卡。 幸亏那时候的人们虑事不周详，很快我们发现了漏洞：从车站侧面的铁道口绕到车站南边，铁路南毫无遮拦，因为一部分铁路家属住在那边，他们往来需要方便。只要绕一点路，跨过两三组铁轨，就可以大大方方攀上一米高的站台了。 进站的问题解决了，可是这时候逃票出现了新动向：一个是大龄化，连我们学校的高中生也要逃票，因为大家一样除了窝窝头的钱之外，再没零花钱了；第二个是时间集中，因为大家放假的时间是一样的；最后一个特点是规模化，特别是我们东行的同学数量大，经历的车站多达7、8个，时间长超过一个小时，很难做到分散隐蔽、穿插行进，传统战术失效。 这令我们成了稽查规律化抓捕行动的目标，成群结队被在中途赶下火车已经是高频事件了。 但是这难不倒我们这些在有希望的学校里上学的学生，大家各想奇招，其中一个好像是父亲在铁社工作的同学做的贡献最大，他爸爸给他打造了一把火车钥匙。 没错，就是开火车车厢门的钥匙。 那时候的火车门锁是个三角形的洞，火车钥匙也就是一个实心的三角形铁条，探进去一拧，车门就开了。 有了这样的钥匙，再遇到稽察把我们集中到某一车厢准备处理的时候就不怕了，只要火车停靠在任意一个小站，我们就能打开车门，在半分钟内泼水一样逃出列车，接着惊鸟一样四散而去。 其实这个办法也不完美，主要是用来对抗稽察们对我们拉过站的惩罚的。因为稽察知道，就是把我们的内裤都翻遍，也翻不出一毛钱来。于是他们就想出一个办法：把我们所有人拉过站，拉出十几公里二十公里以外的站点再把我们赶下去，用这种方法惩罚我们。 配钥匙主要是针对这样的事情的。 至于查票时躲在厕所里不出来，或者钻进三人座下冒充自己不存在，再或者爬到行李架上假装自己是货物这些低技能的方法，成功率很低，我们是很少用的。 逃票止于何时，大概每个人都不一样。我自己第一次堂而皇之地买票坐在座位上，好像是1987年大学入学时开始的。 那是一次三十五个小时的“草原列车”之旅。 坐在属于自己的有座号的座位上，再也不用担心稽察的往来走动了，这才有闲心观察上上下下的旅客。我发现，很多短途的中年人也逃票。不过观察久了才知道，凡是逃票的人，只要一看见深蓝色的铁路工作人员，肢体和眼神都不自然地反应，难怪那些年铁路稽察抓我们一抓一个准，原来我们自己就把逃票的标签无形中贴在自己的脸上了。 到了实名制的今天，我每坐火车，就不由自主地观察、设计现今逃票的方法。面对刷脸、验证等一些列程序和全封闭的车站设计，我看明白了：现今除了火车自己，谁也别想逃出车站了。 （2021年1月28~2月6日，海口） （某个小火车站） （摄影：翟瑛珺）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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