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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部优秀学术著作的价值，不仅在于提供新的知识，更重要的是在于提出一整套思想方法和认知模式，在知识更新的同时给人以思维方式的启发。一部学术著作的生命力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后者而不是前者。罗宗强先生的《隋唐五代文学思想史》（下简称《思想史》）自1986年由上海古籍出版社刊行以来，十多年过去，仍历久弥新，不减光彩，就因为其中贯穿着极富启发性的视角与方法。 罗宗强先生为人正直而富于道义感，热切关注现实生活，对当前的文化和学术问题敏于发表自己的看法。这种胸襟决定了他的学术研究具有开阔的视野、闳通的见识和看问题的穿透力。在当今学界的第二代学者中，罗先生是不多见的感受性和思辩性俱强的学者之一。他的古典文学研究既有丰富的感性认知，又有深刻的理性分析，可以说是情理兼长。作为主要是研究古代文学理论的学者，他与一般古代文论研究者最大的不同在于他首先是一位优秀的古代文学研究者。在写作《思想史》之前，已著有《李杜论略》、《唐诗小史》等著作，后来又写出《魏晋玄学和士人心态》、《魏晋南北朝文学思想史》。丰富的文学史知识和文学研究经验，使他总是能将古代文学理论放到特定的文学背景中去理解，从而对历史上的文学思想作出合理的解释和说明。《思想史》是集中体现罗宗强先生的学术特点，同时奠定他的学术地位的一部力作，也是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以来中国古代文学研究值得重视的成果之一。十多年后重读，仍让人不能不为其思想方法、具体结论的独创性和洞察力所折服。这里略谈一点粗浅的认识。首先需要指出，古代文学理论研究这门学科，最早是以批评史命名的，后来又有文学理论史、文学理论批评史等名目，自诞生之日起，它就被从理论和批评的角度来把握。那么罗先生将他的著作命名为“文学思想史”，其内涵、外延又有什么不同呢？关于文学思想史研究，书中并没有明确给“文学思想史”下定义，只是在“引言”中强调：文学思想不仅仅反映在文学批评和文学理论著作里，它还大量反映在 文学创作中。作家对于文学的思考，例如，他对于文学的社会功能和它的艺术特质的认识，他的审美理想，他对文学遗产的态度和取舍，他对艺术技巧的追求，对艺术形式的探索，都可以在他的创作中反映出来。某种重要的文学思想的代表人物，有时可能并不是文学批评家或文学理论家，有时甚至很少或竟至于没有理论上的明确表达，他的文学思想，仅仅在他的创作倾向里反映出来。一个文学流派的文学思想，就常常反映在他们共同的创作倾向里，而一个时代的文学思潮的发展与演变，大量的是在创作中反映出来的。因此，研究文学思想史，除了研究文学批评的发展史和文学理论的发展史之外，很重要的一个内容，便是研究文学创作中反映出来的文学思想倾向。离开了对文学创作中所反映的文学思想倾向的研究，仅只研究文学批评和文学理论的发展史，对于文学思想史来说，至少是不完全的。熟悉古代文论学术史的读者应能体会，这段话包含了一种全新的历史认知方式，即作者关注的中心不在于一个时代的人们如何谈论文学，而在于他们实际如何理解和对待文学，其核心是对特定时代文学观念及其历史语境的全面把握。这种观念在上世纪八十年代中叶提出来，是具有划时代意义的，它在方法论上的启发性至今为人称道。多年后，罗先生为学生张毅的《宋代文学思想史》作序，始对文学思想研究的具体内容和方法作了较明确而全面的阐述。将此序与《隋唐五代文学思想史》引言参看，可以得到他对文学思想史研究的完整见解。罗先生强调“文学思想就是人们对于文学的看法”，具体内容包括：文学的特质是什么？它是功利的还是非功利的？它在社会生活中应占有什么样的位置，扮演什么样的角色？它应该是个什么样的面貌（体裁的探 索、风格韵味情趣的追求等等），应该如何构成这个面貌（方法与技巧的选 择、修辞与声律的运用，等等）？它的承传关系是什么（应该接受哪些和摒弃或者改造哪些传统，文学传统上的是是非非等等）？它应该如何发展？历史上人们对上述问题的看法都属于文学思想史研究的内容，而从文学思想的结构层次来说，则包括个人的文学思想、流派的文学思想、地域的文学思想、 时代的文学思潮。基于上述前提，他指出文学思想史研究与传统的文学理论史、批评史研究的主要区别，在于它与文学创作的关系更为密切。这可以从三个方面来理解：首先，文学思想直接体现于创作中。罗先生认为“文学思想史的研究对象显然比文学理论批评史更为广泛。文学理论与批评当然反映了文学思想，是文学思想史研究的主要对象。但是，文学思想除了反映在文学批评与文学理论中之外，它大量的是反映在文学创作里。有的时期，理论与批评可能相对沉寂，而文学思想的新潮流却是异常活跃的。如果只研究文学批评与理论。而不从文学创作的发展趋向研究文学思想，我们可能就会把极其重要的文学思想的发展段落忽略了。同样的道理，有的文学家可能没有或很少文学理论的表述。而他的创作所反映的文学思想却是异常重要的”。“如果我们忽视文学创作实际所反映出来的文学思想，那么我们便会把文学思想史重要方面忽略了，就会写出一部不完整的文学思想史。”这一论断无疑是发人深省的，它对后来的古代文学理论研究产生很大影响。其次，文学创作更真实地反映了作家实际的文学思想。罗先生说：“由于汉中叶以后，儒家思想一直是中国社会的基本行为规范，是各个朝代的统治思想，违反了它，个人无论在仕途上还是立身处世上，便都可能遇到麻烦。因此，在公开场合，言行符合于儒家规范，便常常是大多数入仕的士人所共同遵守的准则。对于文的种种言论，同样受着这一观念的深刻影响。在公开的场合，说一些冠冕堂皇的话，而自己的真实爱好，却流露在创作里。我们常常看到一种奇异的现象：有的人在文论和文学批评里阐述的文学观，在自己的文学创作里却并不实行；他在创作里反映出的文学思想，是与他的言论完全相左的另一种倾向。究竟哪一种倾向更代表着他的文学观，这就需要将他的言论与他的创作实际加以比对，作一番认真的研究。如果我们不去考察他的文学创作倾向，而只根据他的言论作出判断，那么我们对于他的文学思想的描述，便很有可能是片面的甚至是错误的。”这虽是很容易理解的道理，但过去在我们的古代文论研究中却很大程度上被忽略了，《思想史》的实践唤起人们对这一问题的重视。复次，文学理论和批评只有与创作相印证才能真正地把握和理解，罗先生在《隋唐五代文学思想史》引言中曾以“风骨”概念为例来说明这一点。“风骨”作为一个完整的文学理论概念被提出来，始自刘勰。刘勰释风骨，更多地带着纯粹理论的意义，力图在理论上说明风是什么，骨是什么，风骨作为一个完整的概念，又指什么。但在理论阐释之外，他对于什么才是理想的风骨，却表现出明显的倾向，那便是“梗概而多气”的建安风骨。到唐代，从“四杰”、陈子昂到盛唐诗人都提倡风骨，在理论主张上也崇尚建安，然而其创作实践所反映的对风骨的追求，虽有魏晋人那浓烈壮大的感情、磅大的气势，却已变梗概悲凉而为明朗昂扬。刘勰的风骨概念，兼指诗文，既包含对情感的要求，也包含对义理的要求。后人所谓风骨往往偏指诗歌，重心在“情”而不在理。他们所说的风骨，实偏指风；所谓骨气，则偏指气。类似这样的情形，如果离开创作倾向的考察，便不能确切地把握“风骨”概念在不同诗学语境下的所指。罗先生强调，只有“把在文学创作中反映出来的文学思想倾向，与文学批评、文学理论相印证，结合起来研究，我们才有可能写出一部完整的文学思想史”。由此也可以看出，文学思想史研究之强调理论、批评与创作的相互关系，从某种意义上说具有涵摄文学理论和批评的意义。《思想史》在方法论上的另一个贡献，是在历史分期上打破朝代框框，以文学思想史自身发展的阶段性特征划分时段。除隋、五代起始两章外，唐代文学思想史被划分为如下七段九章：第四章转折时期（玄宗天宝中至代宗大历中）文学思想（上）第五章转折时期（代宗大历中至德宗贞元中）文学思想（下）第九章晚唐（敬宗宝历初至宣宗大中末）文学思想（上）第十章晚唐（懿宗咸通初至昭宣帝天祐末）文学思想（下）这一分期与古来流行的四唐说有很大不同，缩短了初、盛唐的时间跨度，增加了转折期，中唐一分为三，晚唐再分为二，四百年间文学思想的历史发展以前所未有的崭新面貌和阐释深度更清楚地呈现在我们面前。这是与作者对唐代文学史本身的深入研究分不开的。对文学创作的重视，不仅为理解和说明文学思想的发展提供了丰富的背景知识，同时也使它本身成为一部优秀的隋唐五代文学研究著作。读这部著作，常常给我们文学思想研究和文学创作研究两方面的启发。
《思想史》作为一部断代的文学思想研究著作，不仅在整体把握一个时代的文学思想上显出闳通的理论眼光，对作家、作品的具体论述也不乏独到的认识和见解，书中除了对前人或流行观点的驳正外，有些与作者的学术观念密切相关的见解也是值得注意的。 第一，罗先生的研究力求在对文学创作的总体把握上讲文学思想。这一点看似寻常，真正做到的人却很少。就拿隋代来说，学界一向关注较少，批评史往往只提一下李谔的《上隋高祖革文华书》。而罗先生在《思想史》中却有较细致的论述，他认为隋代是文学史上的一个过渡时代，其基本特点表现为：（1）文学创作相对沉寂；（2）南北文学互相吸收，但并未融合为一个统一的文学进程；（3）创作中表现了一点真实质朴、刚健雄深的生气。在这样的背景下看隋代的两次改革文风的主张，就很容易看出其文学观明显是重功利的，没有反映文学发展的趋势。这一结论大大深化了我们对隋代文学和文学思想的认识。 第二，在强调文学思想史与文学创作的关系的同时，又注意文学思想史与文学史的区别。他指出，文学史的任务是展现历史上文学创作的全貌，而文学思想史则只关心体现一人一地一个流派或一个时代文学思想的文学现象和文学作品。尽管文学思想史有这种视角的限制，但基于深刻的文学史认识，罗先生还是提出不少新问题、新见解，其中最重要的是有关转折期的论述。在时间上，他将转折期的开始提前到玄宗天宝中，从写生民疾苦的创作倾向和理论主张的出现，追求严格的写实方法与主张传神，提倡苦学、功力与讲究声律等方面分析天宝年间文学思想的转变，显出敏锐的历史眼光。 第三，注重从心态史的角度阐释文学思想的变迁。在《宋代文学思想史》序中，他提出“影响文学思想的最重要的因素，是社会思潮和士人心态的变化”。他的《魏晋玄学和士人心态》就是从心态角度进行文化史研究的成功尝试。在《思想史》中，对特定时期作家心态的描述常是最具独创性见解、特别引人入胜的笔墨。尤其是对转折期士人心态的描述，极为精彩。他肯定：“大历初至贞元中这二十几年，随着创作中失去了盛唐那种昂扬的精神风貌，那种风骨，那种气概，那种浑然一体的兴象韵味，而转入对于宁静、闲适，而又冷落与寂的生活情趣的追求，转入对于清丽、纤弱的美的追求，在理论上相应地主张高情、丽辞、远韵，着眼于艺术形式与艺术技巧的理论探讨。”造成这种变化的根本原因，他认为是作家精神面貌的变化：“地主阶级的知识分子在突如其来的大战乱之后，似乎还没有从惊慌失措中振作起来。他们缺乏充足的自信心，无所作为了。他们看不到前途。特别是以文章入仕的这一批人，在锦绣前程已因战乱而希望暗淡之后，他们再也唱不出高昂的歌了。要经过这个短促的惊慌失措的时期之后，地主阶级的知识分子，它的智囊们，才惊觉起来，寻求挽救正在衰落的唐政权的种种药方。”这一描述和分析，至今看来仍是很精辟的，深为学术界所赞同和接受，我本人对大历诗的认识从中受到不少启发。
第四，注意从创作实践来比较理论主张相近的作家的差别。例如，杜甫和元结的文学思想中都有反映生民疾苦的倾向和理论主张，但罗先生通过比较两人的诗歌创作得出结论，杜甫所主张的兴寄与元结所主张的规讽美刺有很大的不同。最根本的一点在于，“杜甫不否定诗歌的感情特征。他虽然多用赋的手法，叙述时事，间发议论，但是这一切都是在感情激发的情况下进行的，（中略）他是赋中有兴，兴在赋中。这是他在创作上的很大创造。而元结则不同，他否定诗的抒情特征，把诗当作表达理念的手段，他是在用理智写诗”。类似这样的比较书中相当多，尤其是关于中晚唐诗，流派与流派、作家与作家的细致比较，最见出罗先生对隋唐五代文学史的深入研究。 应该说，《思想史》是一部包含许多创见和启示，对隋唐五代文学创作和文学理论、批评研究都很有贡献的著作，对以后的隋唐五代文学研究影响很大。尽管随着学术的深入发展，书中的内容逐渐变成一般的知识，变成学界的共识，但仔细阅读这部著作，还是能体会到它独特的魅力，获得不同程度的启示。原载日本大谷大学《文艺论丛》第59号（2002年9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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