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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十年代以来，唐代文学可以说是古典文学研究中一个成就卓著的领域。这一领域的研究之所以能取得长足的进步，与一批学术带头人始终致力于学科的基本建设，具体说就是努力从事基本资料的搜集整理工作，是分不开的。由一些学者独立完成、或合作完成的一批实用的工具书，如《唐五代人物传记资料索引》、《唐诗《大辞典》、《中国文学家大辞典》（唐五代卷）、《唐刺史考》、《全唐诗人名考》、《唐才子传校笺》、《唐人交往诗索引》、《全唐诗重篇索引》、《全唐诗补编》、《元和姓纂校证》、《唐方镇文职僚佐考》等，将唐代文学的基本文献作了全面的整理，为进一步的深入研究奠定了基础。 
对唐诗研究而言，这批著作中最重要的一项成果是《唐才子传校笺》。这部由现任唐代文学会会长傅璇琮先生创意并主持，二十多位学者合作完成的著作，将唐代近四百位诗人的传记资料从史源学的角度作了一番集成性的整理，为学术界提供了一份齐备而实用的研究资料。有了它，研究者可省却许多搜集原始资料的时间，省却不少翻检之劳，将有限的精力投放到更进一步的研究活动中去。这对改变传统研究小农经济式个体作业的状况，大大提高唐诗研究的社会化程度，无疑是有重要意义的。“学术乃天下之公器”，这一古训在《校笺》中被赋予了新的含义。傅璇琮先生对学科建设怀有强烈的责任感，从八十年代中期以来他一直有计划地组织、领导着唐代文学研究的学术活动，他对唐代文学学科建设所作的贡献，应该说要超过实际获得的赞誉。尽管《校笺》的工作达到相当高的水平，出版后获得学术界的一致好评。但他并不感到满足，鉴于唐代文史研究飞速发展、出土文献大量增加的态势，在《校笺》全四册出版不久，他又提出了继续订补《校笺》，作为其续编出版的设想，并得到陶敏、陈尚君两位唐代文献专家的支持。经过两年的勤勉工作，现在，陶、陈两位先生的订补已作为《校笺》的第五册面世。作为同道末学，捧读之余，我由衷地感到高兴和钦佩！不仅钦佩两位作者的学识，也钦佩主编者虚怀若谷的泱泱风度。
第五册“补正”，在充分吸收新出研究成果的基础上最大限度地展示了陶、陈两位多年积累的资料和考订成果。《唐才子传》收作者近四百人，“补正”约涉及二百八十余人，而且多为重要诗人，其内容之丰富可以想见。陈尚君博闻强记，搜讨极广，在订补《全唐诗》、《全唐文》的过程中，他将唐代文献的基本史料及其来源做了一番彻底的清理工作，涉猎所及不光是唐人著述，宋元以来的总集、金石、方志、谱牒、说部乃至敦煌文献、佛道二藏都巨细无遗地筛滤了一遍，域外汉籍的资料也广泛搜罗，使《补正》的工作首先立于丰富完备的资料基础上。陶敏先生的学问以考订精审见长，由于图书资料使用的不方便，陶先生难以像陈尚君那样上穷碧落下黄泉地狂搜博讨，但熟悉基本史料，读书细致，发微抉隐，考辨精致则是陶先生的擅长。如果将陈尚君的作风比作外家功的话，那么陶先生的作风就是内家功，一个见多识广，一个心细如发，一个多补，一个多订，如李端、张仲素、姚合、唐彦谦及诸诗僧条所示，彼此所作的内容虽各有侧重，但同样都补苴详赡，考辨精审，向读者展示了唐代文献研究的最新水平。他们的工作不仅使《校笺》的资料进一步完备，也使诗人生平事迹的考订更臻精密。
通览《补正》一书，参之平日参考两位论著的收获，我感到他们的文献考证有很多地方是值得我们学习和借镜的。傅璇琮先生在“前记”中已提到的利用文物考古材料，掌握材料的面要尽可能广，不轻易下断语三点，前两点是搜集资料的原则，第三点是处理资料的原则。《补正》以成功的实践再次证实了这些基本原则的确不可易。在新材料的补充方面，王勃条介绍了日本钞本《王子安集》的材料，李峤条介绍了日本所藏三个系统的七种钞本《李峤杂咏》，张子容条以《休宁浯田程氏族谱》订正其中进士年月；綦毋潜条用《玉海》引韦述《集贤注记》订正其历官，贺知章条引金石法书资料补其历官，修睦条用宋陈舜俞《庐山记》补其事迹，法宣条；据《续高僧传》补其事迹并辨《全唐诗》慧宣、法宣、道恭之误，卢纶条用新出土的弟卢绶墓志订补其仕履，王涯条介绍了复旦大学所藏的《元和三舍人集》，施肩吾条以道书考论唐宋两施肩吾并集中伪诗，王毂条以《永乐大典》所引《清源志》补其事迹，廖图条广采宋籍考其家世亲族事迹，均足以见《补正》采摭之广。尤其值得一提的是，著述考的部分，陈尚君用他准备多年的课题《唐集考》的材料作了大量的补充，弥补了《校笺》在这方面的薄弱。在处理材料方面，首先值得我们学习的，是两位严格甄别史料，不轻信史传记载的严谨态度。平心而论，辛文房的学养和工作态度远不像时下研究者所称赞的那么好，《唐才子传》中随意剪裁原始记载与附会臆说随处可见（如张继传取《杨公谈苑》载宋初内侍张继常事乃其尤者）。原笺虽力求从史源学的角度，搜寻出辛文房载记的来历，但有些笺注由于不注意史料的甄别，不审慎地使用资料，就使校笺的结论出现明显的失误。如张志和传笺谓张志和谒颜真卿在大历七年，张仲素传笺引《光绪宿州志》的张美退，杨衡传笺引《犀浦县令杨鸥墓志铭》所载杨鸥卒年，鲍溶传笺引《郡斋读书志》所载评论误张为为张荐，李廓传笺据《唐诗纪事》姚合《送李廓侍郎赴夏州》一诗谓李曾任刑部侍郎、夏绥节度使，即属所据史料原文有误未加审核而致。《全唐文》卷七九七皮日休《论白居易荐徐凝屈张祜》一文，论中唐诗者多引之，其实本为陆龟蒙文，《唐诗纪事》误引为皮日休，《全唐文》编者不加细考，并纪有功语钞为一篇，徐凝传笺沿袭致误。鲍君徽传从唐宋选集留下的资料来看，很可能是将鲍君徽与鲍参军妻张文姬混为一人。李端诗《酬前大理评事张芬》，乃是张芬酬李端之作，因附录于李端集，署名窜入题中而讹为端诗。凡此种种，“补正”均细致地加以订正，避免了以讹传讹的结果。另一点值得称赞的是准确地理解资料。我们知道，考证的结论常基于对资料的解释，对史料的不同理解会得出完全不同的结论，许多作家生平考证的结论差异就是由对材料的不同解释产生的。为此，考证时需要运用多方面的综合知识进行判断，给予史料以准确的解释。鲍溶传谓“客死三川（即河南）”，原即可疑，笺乃谓“鲍溶入川，有诗可证”，引《巫山怀古》、《寄峨嵋山道士》诸诗证之，是又误三川为蜀地。张仲素传笺以元和元年六月剑南大破叛军及九月高崇文擒刘辟后张仲素两表作于朝中，断定他时已入朝任职，杨衡传笺据李渤《 少春再游庐山》“萧魏故已尘，符杨亦川驰”之句谓杨衡长庆中“尚在尘世奔走”，薛逢传笺谓逢《送庆上人归湖州因寄道儒座主》诗道儒为柳景，亦皆属误解原始资料得出错误结论。“补正”不仅一一订正了这些疏误，还通过细致的解读，从一些常见资料发掘出新的内容。如陶先生考孟浩然诗中张明府、张郎中并非张子容，而是张愿，僧广宣俗姓廖，李益性妒嫉，陈尚君考张碧时代，均未用偏僻资料，而以对史料的准确理解、综合判断取胜。
陈尚君曾有《文史考据应有所阙疑》（《文学遗产》1994.4）一文强调过考证的原则。我也觉得，在许多情况下，考证不难于提出新说，而难于在证据不充分的时候，抵抗推论的诱惑而保持阙疑的谨慎态度；即使有所推论，也止于据现有资料，作一次可能的推测而已，用陈尚君的话说就是只用一元一次方程，决不搞多元高次方程。这是谨慎可取的态度。细究之，《校笺》中出现的失误，多半是出于好为标新立异之说，而无充分论据。李益传笺见“司空”就认定是工部尚书；王建传笺以建未中进士，就谓其“无所谓释褐”，修睦传笺据李咸用《读修睦上人歌篇》“陈陶赵睦相寻次”一句谓修睦姓赵，即属主观武断。以这种主观的论断为考据的基础，结论自然就缺乏说服力。同样，以孤证立说也是危险的，清代朴学家即已立为考据禁忌，但今人多不注意。《校笺》方干传笺据《全唐诗》卷六四九方干《收两京后还上都兼访一二亲故》诗，断定方干至光启年间仍在，并曾于收两京后往长安访亲故。《补正》据《通鉴》所载当时北方战乱情形，认为诗人以七十余高龄难有此入京之行。再证以史传有关光启中收复京师之记载均无“收两京”之说，而诗题“还上都”亦与方干越人籍贯不合，故疑此诗为中唐人诗窜入方干集中。考方干集中确有中唐诗混入，仅戴叔伦诗讹入即达十三首之多，《收两京后还上都兼访一二亲故》诗孤证，实不可为定论。尤其是清编《全唐诗》中讹乱情况严重，像戴叔伦、殷尧藩、周繇、唐彦谦、张继、方干等集都窜入大量他人之作，举证尤须谨慎。《补正》从正反两个方面加以论辨，与己说不合的地方也作了解释和交待，结论较为审慎。 众所周知，资料的准确是学术研究的基本前提，然而资料的搜集和考订也是最琐碎和枯燥的事，而且需要具备多方面的良好修养，否则就随时会出不该出的错。如《校笺》张南史传笺谓其于长沙遇刘长卿，是未明历史典故；冷朝阳传笺谓其集唐宋书志无著录，是不熟目录之学；熊孺登传笺谓其元和十一、二年间祗役湘中，是不明人物；杨巨源传笺谓“亚相”指中书舍人，是不明职官沿革；伍乔传笺谓乔佐宣州幕，是不明地理沿革；薛逢传笺谓“道儒座主”为主考，是不知释家称谓。反过来说，《补正》在这些细节上的订正就显出两位作者的功力。《补正》这种拾遗补缺工作，看似细小，许多人以饾饤鄙之而不屑为。其实它是最难做的，其难度远过于一般的考证，更超过原题目的创始之作，因为易见的资料，显豁的问题别人早就说过了，作订补需要具备过人的学识。我作大历诗人的考证就切实地感受到，最难的考证实际上是《大历诗人研究》中“大历诗人事迹订补”那一条条零星的考辨。这种订补工作，许多人没能力做，许多人望而生畏，更多的人则不愿坐冷板凳，只想吃浮头食，写哗众取宠的××论、××史。甚至连别人辛勤考证的成果都不利用，闭门造车，自逞臆见，以呓语为别解，以瞽说为创新。如此炮制出的著作，怎么可能有深度呢？所以，当今之时我觉得尤其应该对甘坐冷板凳，默默地作资料整理工作的学者保持特殊的尊敬。也许他们的精神才是学术的真正希望。原载《书品》1996年第3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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