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蒋寅|二冯诗学的影响与虞山派诗论

金陵生论学 2021-07-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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吴中自明代以来号称人才渊薮，常熟一邑也是人文荟萃之地。归允肃《虞山先正诗序》云：“吾虞风俗最为近古。里巷社会，少长班白提挈，蔼然有仁厚之泽。其君子涵泳诗书，类多博闻强识。好古之士，俯仰流连，啸歌于山颠水涯，以廉让修饬自持。耻于干谒奔走，驰射声利，有《伐檀》《考般》之素履。古称文学之邦，盖无愧云。”[1]严格地说，在当时以一邑的人才或学术是很难构成一个自足的文化圈的，但虞山却很特殊，其学术和文学在江南文化区域中都有点另类。比如李贽之学，为公安派所发挥，风行一时，江南学者都斥为邪道，群起而抨击。太仓学者陈瑚《读藏书日纪序》云：“明当隆、万之季，天下治平，其时之文人墨士习帖括之陈言，以博科名而肥妻子，孔孟诸书委诸口耳而已。其黠者諆而非之，以为不破除世俗之见闻，不可以抒吾之孤愤；不颠倒古今之是非，不可以动天下之信从。而于是李氏有《藏书》之作，盖公然敢悖乎吾儒之说，而自为一书。”[2]但钱谦益因渊源于公安之学，对李卓吾就比较优容。又比如明代诗学独宗盛唐，晚近江南诗家大抵都宗奉陈子龙云间派，阳羡诗人陈维崧也“独是心慕手追，在云间陈、李贤门昆季、娄东梅村先生数公已耳”[3]。而钱谦益又因承教于袁氏兄弟，多有取于中晚唐诗人，时时染指白居易、陆龟蒙。里中后学陆贻典等因取传为元好问编、多取中晚唐诗的《唐诗鼓吹》，校订重刊，请牧斋作序以传。王应奎说：

《唐诗鼓吹》一书，乃后人托名于元遗山者。自吾邑陆敕先、王子澈诸人服习是书，重为剞劂，而是书遂盛行于世。《才调集》一书，系韦縠所选，韦官于蜀，而蜀僻在一隅，典籍未备，此必就蜀中所有之诗为之诠次者。自冯已苍兄弟加以批点，后人取而刻之，而此书亦盛行于世。后学作诗，以此二诗为始基，汩没灵台，蔽固识藏，近俗近腐，大率由此。[4]

姑不论王应奎对虞山诗歌创作的具体评价是否恰当，他的看法起码表明，后人已注意到唐诗选本的刊印、流行对虞山诗风的影响。这是一个很值得玩味的问题。我在其他论文中也证明，陆游诗文集的翻刻，《玉台新咏》、《才调集》、《瀛奎律髓》诸书的批点、翻刻，无不对宋诗风的兴起或中晚唐诗风的炽盛起了推波助澜的作用[5]。这显然不是孤立的偶然的现象吧？

众所周知，虞山在明清之交尤以藏书风气浓厚闻名海内。钱谦益不仅以绛云楼庋藏之富甲于天下，还在乡里提倡藏书。“自宗伯倡为收书，虞山遂成风俗。冯氏、陆氏、叶氏皆相效尤。毛子晋、钱遵王最著”[6]。富赡的藏书培养了虞山的文化底蕴，兴盛的刻书业又适时地翻刻古本和名家批点本，为文学风气的酝酿提供了支持，也为文学创作和研究奠定了物质基础。考察虞山文学风气的形成和影响，书籍刊刻几乎占据了最重要的位置。其乡后进敢于夸耀“钱蒙叟倡于前，冯钝吟振于后”，“诗坛旗鼓遂凌中原而雄一代”[7]，就因为钱谦益、冯氏兄弟编纂、注释和批校的若干诗歌总集、别集直接主导了江南乃至全国的时尚。在宋元以前，无名位的批评家很难产生广泛的影响，因为他们无法将其观念传播得很远。明清以来，出版和图书业的发达改变了上述状况，像冯氏兄弟这样的小邑诸生遂也能凭藉发达的雕版和图书流通、收藏事业来传播自己的诗学，鼓荡一时的文学风气。

王应奎说，“吾邑诗学自钱宗伯起明季之衰，为一代宗主，而两冯君继之，其道益昌”[8]。由于二冯的广泛影响，其乡人都认为冯氏兄弟尤其是冯班承传钱谦益的衣钵[9]，光大了虞山诗学。然而通过考察史料我们却获知，二冯诗学的取径基本上不同于老师。考钱谦益康熙三年（1664）下世时，冯舒早已在十五年前遇害，而冯班也在钱殁后七年去世，这就是说，二冯诗学大体是与钱谦益并行于世的，结果虞山后学没有宗法钱谦益，却衍伸了二冯的余绪。康熙三十五年（1696）曹禾撰《海粟集序》曰：“虞山之前辈曰宗伯钱先生，其论诗也苛，其自为言也足，门墙士多从冯氏学在乡邦。”[10]冯班《钝吟杂录》卷三何焯批：“辛巳春日，过虞山钱遵王丈，出示其所著论诗语数纸，大抵本之冯氏为多。”[11]辛巳为康熙四十年（1701），此时连钱谦益侄孙钱曾论诗都本之二冯，他人可以想见。

二冯诗学其实早在他们生前就为乡里所追趋了，他们的批点本都为学人辗转传录。康熙三年（1664）陆贻典跋毛扆所藏冯班批《瀛奎律髓》云：“定远评驳此书凡有三、四本，斧季此本其一也。复取他本评语一一载入，前后心目庶可考见。余又从友人处见已苍阅本，用墨笔录于卷内，以征两冯手眼之同异云。”[12]从今存各种《玉台新咏》《才调集》《瀛奎律髓》版本的跋语，都可窥见虞山后学重视、研究冯氏批点的情形。费经虞《雅伦》的记载也有助于我们了解二冯批《才调集》在当时的传播和影响：“《才调》体亦类西昆，以轻倩纤细为主，宋初盛行。近日有遵奉此书以为准的者，承学者往往流入浮薄，亦大雅之忧也。”《雅伦》在顺治十二年(1655)编成初稿，后作者移家江都，又有增订，于康熙七年（1668）成书[13]。然则至迟到康熙初，学《才调集》的风气已在江南一带蔓延开来。邓汉仪《诗观》初集卷七宗元鼎《小楼》诗评：“戊申秋杪客苕上，与薗次（吴绮）有《唐诗永》之选，阅温、李全集，乃知古人词虽秾丽，而魄力之大，意识之高，迥非时流可望。后人徒用粉饰，遂尔比拟西昆，其实去之甚远。”戊申是康熙七年（1668），这里所批评的比拟西昆的“后人”自然也是指二冯而言。就现有资料看，二冯的影响一直持续到康熙后期。汪瑶说：“近日诗家尚韦縠《才调集》，争购海虞二冯先生阅本为学者指南，转相模写，往往以不得致为憾。”[14]正是在这种风气的鼓舞下，他才取二冯批本付梓行世，赶个利市。当时里中得冯班指授者，如陈玉齐、戴淙、瞿峄、冯行贤等固然学晚唐之工稳细腻[15]；影响所及，陈煌图、钱曾、钱龙惕、陆贻典、孙江、陈帆、陈协、瞿世寿、钱谦孝、黄仪、周桢等也学晚唐、温李，且喜好作艳体诗。这股风气与钱谦益倡导的宋元诗风无疑会相牴牾，因此乡里一直就有非议。冯班《陈邺仙旷谷集序》曾说：“虞山之谈诗者，喜言宋元，或学沈石田，其文如竹篱茅舍、渔蓑樵斧，清词雅致则不无之，而未尽文章之观。吾辈颇以炼饰文采为事，而时论殊不与。”康熙十年（1671）冯班下世前后，正是王渔洋倡导宋诗风方兴未艾之际，宋诗风的迅速流行大有席卷二冯晚唐诗学之势。康熙十八年（1679），顾景星撰《青门簏稿诗序》称：“今海内称诗家，数年以前争趋温、李、致光，近又争称宋诗。夫学温、李、致光，其流艳而佻；学宋诗，其流俚而好尽。二者皆诗之敝也。”[16]这是就全国的情形来说的，若虞山当地则追随二冯者还是越来越多，以致当世有“虞山诗派”之目[17]。

钱谦益撰《题冯子永日草》，说冯班告诉他“里闬少年，偕其子（无咎）称诗者凡十余辈，皆有文理”[18]。钱陆灿撰《含星集序》，称虞山之诗初推孙永祚、冯已苍、定远兄弟，后虽略见萧条，但仍有瞿有仲、翁宝林、王誉昌、薛熙、冯行贤较有影响。周亮工曾编订《虞山诗人传》，竟有四卷之富[19]，可见常熟一邑文学之盛。崇祯十五年（1642）陆贻典编邑人诗为《虞山诗约》，请钱谦益撰序[20]，已有标举虞山诗派的意向。到康熙二十三年冯窦伯辑《虞山诗家先正》，录瞿文懿以下二十多人的作品，归允肃序之，云：“惟虞山数公，足为诗坛树帜。呜呼，诗学至是而极盛矣！吴中之工毛、郑家言者，莫盛于娄郡，而吾虞一邑与之相埒。娄郡之诗家，以发扬蹈厉、沉郁顿挫为工，其材雄；吾虞之诗学，以体物浏亮、悠扬不迫为宗，其情逸。”[21]隐然以一邑之诗学为标举之名。

有关虞山派的诗家，胡幼峰举出了宗钱谦益的孙永祚等十三人，宗冯班的陈玉齐等九人，及其他诗人钱曾、陆贻典等十余人[22]，足见彬彬之盛。据王应奎说：“吾邑诗人，自某宗伯以下，推钱湘灵、冯定远两公。湘灵生平多客金陵、毗陵间，且时文、古文兼工，不专以诗名也。故邑中学诗者，宗定远为多。定远之诗，以汉魏、六朝为根柢，而出入于义山、飞卿之间，其教人作诗，则以《才调集》、《玉台新咏》二书。湘灵诗宗少陵，有高旷之思，有沈雄之调，而其教人也，亦必以少陵。两家门户各别，故议论亦多相左。湘灵序王露湑诗云：'徐陵、韦縠，守一先生之言，虞山之诗季矣。’又序钱玉友诗云：'学于宗伯之门者，以妖冶为温柔，以堆砌为敦厚。’盖皆指定远一派也。”[23]然则虞山诗学在钱谦益身后实际上是分成了两派，一派宗冯班，另一派宗钱陆灿。正像王应奎指出的，冯班于诗学更专门，又足不出里门，所以追随者更众。赵永纪说“一般所谓虞山派，主要是指二冯及其追随者中提倡晚唐、学西昆体的那部分诗人”[24]，应该说是不错的。胡幼峰《清初虞山派诗论》对钱曾、钱陆灿、严熊、钱良择、王誉昌、王应奎六人单独作了论述，不过谈的主要是创作，很少涉及诗学，这里我想对陆贻典、钱陆灿和钱良择的诗学作一些补充。

据我所知，虞山诗人除二冯兄弟外，以陆贻典和钱陆灿较为著名，身后评价则以徐兰最高。陆贻典（1617-？）字敕先，诸生，与冯班同师从于钱谦益，王应奎称他“师东涧而友钝吟，学问最有原本”，“钱曾笺注东涧诗，僻事奥句，君搜访咨助为多”[25]。但他后来成为二冯诗学的忠实追随者，凡二冯批校本都热心搜集，冯班的遗诗就是他编集付梓的。他也曾批《瀛奎律髓》，用的是明成化三年紫阳书院刊本，有跋语，现藏于台湾中央图书馆。他批诗手眼一似二冯，而见解不免稍逊。但他也有一个好处，就是不太执着于唐宋分界。如批王安石《次韵陪驾观灯》云：“立言得体。中四句皆为定远批抹，以为句法宋甚。夫诗必取唐，唐以后皆可不存矣。固哉，言诗也！”[26]批宋之问《登越台》又云：“陈简斋（《渡江》）心哀中原，而所咏者唯吴岫；宋考功身留越地，而所望者乃日边。时异，人异，而情一也。知此则樵歌巷曲可与《三百》同观，何唐宋之别乎？”[27]这在当时是很通达的见解。将他和二冯的批评加以对比，就可见他对宋诗远较二冯为宽容，二冯诋斥处他往往有所回护，这或许是师从钱谦益的影响也难说。

钱陆灿（1612-1698），字尔弢，号湘灵。明崇祯八年（1635）拔贡，顺治十四年（1657）顺天乡试举人，以奏销案废。教授各地，弟子著录达数百人，多知名之士。他于钱谦益谊属族孙，牧斋在世时绝不依附，身后却力驳吴乔《正钱录》之非，人皆服其无私。康熙三十七年（1698）他辑《列朝诗集》作者小传刊为一书，于立春日撰写序言，四月间就故世了。钱陆灿师从顾大韶，论诗虽同以杜甫为宗，但取向明显不同于钱谦益，因而对严羽也不像钱、冯师弟那么排斥。王应奎已注意到这一点：“严沧浪《诗话》一书，有冯氏为之纠谬，而疵病尽见。即起沧浪于九原，恐亦无以自解也。然拈'妙悟’二字，实为千古独辟之论。冯氏并此而诋之，过矣。（中略）沧浪又云：'诗有别肠，非关书也。’此言虽与妙悟之说相表里，而又须善会之。惟钱圆沙先生云：'凡古人诗文之作，未有不以学始之，以悟终之者也，而于诗尤验。’此论虽本沧浪，而以学始之一语，实可圆非关书也之说，尤足为后学指南耳。”[28]按：钱陆灿之说见于康熙三十四年（1695）为蒋廷锡《青桐轩诗集》所撰的序言中，该序最能见出他诗学观念的折衷色彩，即以学问为基础，又出之以妙悟，最终归结于温柔敦厚。他说：“用古从读书中出者为上，从读赋中出者次之，从读诗中出者为下。是就诗学诗，诗无是处。况进而问近道要、如有神者，又何物乎？”他称赞蒋廷锡早悟诗理，“咏叹淫佚之余，别有微笑粲花之助，近道要者是，如有神者是。从此日浸灌而不已，所谓《三百篇》温柔敦厚之义者是矣”[29]。这种趣向明显已近于神韵一路，视二冯论诗之旨自然会有“以夭冶为温柔，以堆砌为敦厚”的感觉。事实上，他在康熙二十五年（1686）序门人王誉昌诗，就以王铎、王士禛两位王姓诗人为张本，说“孟津之诗专学杜氏，独得其浑雄；新城之诗无所不学，自得其深秀”，“两王氏之学为近代诗人宗决矣。露湑岂有意于其间乎？何其浑雄、深秀之间出于其篇也！”[30]由此观之，他有取于妙悟以至近于神韵一路的立场再也清楚不过。钱陆灿虽然诗文兼擅，不屑于仅以诗人名世，但平生颇用功于诗学。同在作《青桐轩诗集序》的康熙三十四年，他还写了《戏为论诗绝句三十首》，其中不乏有意思的见解：

诗教云亡大雅乖，后人香艳堕淫哇。若云闺阁温柔是，未蹋宣尼敦厚阶。

先师学博仲恭箱，杂任居抽腹笥香。每到问诗推不会，温柔敦厚有何长。

律诗带古方成律，古体原无律不成。老杜篇中钩锁处，草蛇灰线续弦情。

体格何人跨盛唐，《香奁》《才调》误丹黄。会须学力与溟涨，直抵篇中接混茫。

诗家自古例相轻，楚国三袁妙入情。未必竟陵无好处，莫将诗病定平生。[31]

这里涉及对冯氏提倡晚唐香奁诗体的批评及对其所谓温柔敦厚的质疑，涉及自己的师承，涉及古近体诗的声律问题、学力问题，最后就钱谦益、二冯对公安、竟陵的不同态度批评其门户之见。由此可以看出，他与钱谦益、二冯的界线是很清楚的。他的议论表明，到康熙中期，随着二冯诗学逐渐成为虞山诗学的主流，其流弊也日渐明显起来。“是时邑中诗人率以冯氏为质的，循声按响，寸寸尺尺，虽或雕缋满眼，而真气不存”[32]。这使得一部分有识之士，在追随冯氏，继承其诗学的同时，又力图摆脱其影响，超越其局囿。钱良择是其中一位有代表性的人物。

钱良择（1645-？），字玉友，号木庵。少有才名，见赏于冯班，诗学得其指授，同时也为其所局限。康熙三十五年（1696）他跋冯班诗云：“钝吟诗谨严典丽，律细旨深，求之晚唐中亦不可多得。然独精于艳体及咏物，无论长篇大什，非所能办。凡一题数首及寻常唱酬投赠之作，虽极工稳，皆无过人处。盖其惨淡经营，工良心苦，固已极锤炼之能事，而力有所止，不能稍溢于尺寸步武之外，殆根于天也。吾虞从事斯道者，奉定远为金科玉律，此固诗家正法眼，学诗者指南车也。然舍而弗由，则入魔境；守而不化，又成毒药。李北海云：'学我者拙，似我者死。’悟此可以学冯氏之诗矣。予年未舞象，携诗谒定远，极为所许，亲聆其指授，苦吟二十年，始能尽弃其学。九原可作，定远当不以予为异趋也。”[33]从这段甘苦之言中，不难体会到他对冯班的影响爱恨交织的矛盾心情。他在诗歌创作上最终走出了冯班的阴影，但在诗歌研究方面还是继承其诗体学，在康熙四十三年（1704）刊行了《唐音审体》一书。此书旨在辨析各种诗体的体制，故各体作品前都冠有序论，述其源流。论乐府能顾及与歌行的区别，论古诗能注意与齐梁体的消长，论古近体各式而及唐诗名家的体制特征，见解大体本于冯班。有时直接引用或暗袭冯班语，但论述较冯班更清晰而有条理。比如“古诗七言论”云：

七言始于汉歌行，盛于梁。梁元帝为《燕歌行》，群下和之，自是作者迭出，唐初诸家皆效之。陈拾遗创五言古诗，变齐、梁之格，未及七言也。开元中，其体渐变。然王右丞尚有通篇用偶句者。旋乾转坤，断以李、杜为歌行之祖。李、杜出，而后之作者不复以骈俪为能事矣。歌行本出于乐府，然指事咏物，凡七言及长短句不用古题者，通谓之歌行，故《文苑英华》分乐府、歌行为二。[34]

这段序论将歌行的外延、内涵及历史沿革、概念演变叙述得相当清楚，有一定的参考价值，不可仅以常识目之，而应视为冯班诗体学的整理和传承。赵执信《谈龙录》说“常熟钱木庵良择推本冯氏，著《唐音审体》一书，原委颇具，可观采”[35]，也给了他较高的评价。

赵执信（1662-1744）虽系山东人，却是光大虞山诗学的功臣。到康熙中叶，二冯诗学因局限和流弊日渐明显，已开始为虞山后学所扬弃。要不是赵执信在弱冠之年读到冯班遗著，“一心爱慕”（《谈龙录》），最终成为冯班诗学的传人，或许冯氏诗学到康熙后期便会式微，更不要说将影响扩大到全国了。据赵执信说，“其《钝吟杂录》八卷，先生长子行贤尝携以入都，大为时流惊怪；中间《严氏纠谬》一卷，尤巨公所深忌者。执信与先生邑子陶元淳，独手录而讲习之”[36]。王应奎《柳南随笔》也记载：“益都赵秋谷宫赞执信，少负才名，于近代文章家多所訾謷，独折服于冯定远班。一见其《杂录》，即叹为至论，至具朝服下拜焉。尝至吾邑谒定远墓，遂以私淑门人刺焚于冢前。”[37]赵执信游虞山在康熙三十九年（1700）秋，是去探望座师翁叔元，居翁宅两阅月[38]。想是此行访得冯班全部稿本，康熙四十五年（1706）遂梓行了《钝吟全集》，几年后又为冯武等所刻冯班遗稿作《钝吟集序》，称冯班“为文考据精确，了无牵合傅会。其论古今成败，必了然于其时势，依倚人情，可见诸行事，不肯迂谬诡激，求人之短。其诗原本《诗》《骚》，务裨风教。至于条缕体制，含咀《雅》《颂》，北宋以来未之有也”[39]，可以说是推崇备至。后来他在《谈龙录》中也说：“诗之为道也，非徒以风流相尚而已。《记》曰：'温柔敦厚，诗教也。’冯先生恒以规人。《小序》曰：'发乎情，止乎礼义。’余谓斯言也，真今日之针砭矣夫。”又说：“司空表圣云味在酸咸之外，盖概而论之，岂有无味之诗哉？观其所第二十四品，设格甚宽。后人得以各从其所近，非第以'不著一字，尽得风流’为极则也。严氏之言，宁堪并举，冯先生纠之尽矣。”[40]这些议论告诉我们，赵执信从诗学的基本观念到论诗趣味都全盘继承了冯班的学说，而他的才名和游历又足以将冯班的诗学发扬光大，这就给人留下了“冯氏诗学得赵秋谷主持，遂为谈诗家立一赤帜”的印象[41]。

二冯诗学继续扩大影响的后果是中晚唐诗的地位得到大幅度的提升。无锡人杜诏（1666-1739）承二冯之说，“为诗缘情体物，风流绮靡，类出入于义山、飞卿之间”[42]。雍正三年（1725）杨绳武序其《云川阁集》，说：“云川之能为温、李也，正其善守少陵之家法者也。宋王介甫云学杜当自义山入，而前辈虞山冯定远亦云读山谷诗粗硬槎桠，殊不耐看，若从义山入，则都无此病。近数十年来，学者多思托足于宋元，外为新奇怪愕之状，而内不免于空疏鄙俚之失。其说往往尊西江而陋西昆，不知西江之诗粗才枵腹皆可以袭取而形似，而西昆之诗非于古人之书沉浸秾郁，含咀英华，不能工也。（中略）云川之诗无学杜之面目，而有学杜之神爽，与介甫、定远之论有深契者。”[43]鉴于明代以来流行的格调派经典选本《唐诗品汇》多录贞元以前诗，杜诏在康熙四十三年（1740）与杜庭珠同编《中晚唐诗叩弹集》十五卷，选元和以后诗一千八百七十多篇，尤详于晚唐。自序称“唐人如白香山以迄罗、韦诸家，不拘蹊径，直抒胸臆，或因时感愤，或缘情绮靡，使神无不畅，景无不宣。而好色不淫、怨诽不乱之旨，未尝不存乎其间，求其所谓尽与俚者不可得”，在内容和艺术形式两方面都给了中晚唐诗以全面的肯定。书授梓后风行于世，竟上达宸听。康熙五十一年（1712）正月，杜诏在京候会试，康熙帝遣中官到他寓所取《中晚唐诗叩弹集》五部，复命武英殿监造缮写进览。杜诏有《壬辰会试榜发后（中略）纪恩八首》纪其事，其六写道：“几束残编旧讨论，元和诗体及西昆。敢云风雅师前哲，何意流传达至尊。”[44]这一富有传奇色彩的事件意味着，到康熙末年晚唐诗也受到了皇帝的注意，我们在考察康熙后期诗坛风会时应该留意这一点。

在赵执信将二冯诗学推向全国，赢得广泛影响的同时，虞山本地的诗论家对二冯诗学却有了更深入的反思，其成果部分反映在王应奎《柳南随笔》中。此书有不少条目涉及清初虞山诗学的流变、虞山诗家的论诗主张，对钱谦益、冯氏兄弟、钱陆灿等人论诗得失都有公允的评述。据沈德潜说，王应奎“平日持论谓杰魁之才肆而好尽，此又学钱而失之，轻俊之徒巧而近纤，此又学冯而失之。窥其意，殆欲以隽永超诣化学两家者之不足”[45]。沈德潜提到的这段议论出自王应奎《西桥小集序》，序对钱谦益、冯班两家的诗风及其渊源作了对比：

蒙叟才大学博，故其诗繁以缛，雄而厚，盖筋力于韩、杜而成就于苏、陆者也；钝吟思苦工深，故其诗沉以细，丽而密，盖根柢于徐、庾而出入于温、李者也。两先生之为近代诗人宗决矣，然予观古人论诗，或云兴在象表，或云妙在酸咸之外，或云如水中月如镜中像，盖意在乎隽永超诣也。执此以观两先生之诗，则均之未逮矣。[46]

由这段议论看，王应奎倒更像是钱陆灿的追随者，同样有些倾向于王渔洋的神韵论，他对两家诗的裁量明显是从神韵论的立场出发的。他所以编纂《海虞诗苑》，或许也有贯彻自己主张的意思罢，但人微言轻，不太有影响。不过这无关紧要，因为到乾隆年间，对二冯诗学的否定性批评便逐渐占了上风，尤以纪晓岚《田侯松岩诗序》《瀛奎律髓刊误序》为代表。杭世骏跋《才调集》云：“固哉，冯叟之言诗也！承转开阖，提倡不已，乃村夫子长技，缘情绮靡，宁或在斯？古人容有细心通才，必不当为此迂论，右西昆而黜江西。夫西昆沿于晚唐，西江盛于南宋，今将禁魏晋之不为齐梁，禁齐梁之不为开元大历，此必不得之数。风会流转，人声因之，合三千年之人为一朝之诗，有是乎？二冯可谓能持诗之正，未可谓遂尽其变者也。”[47]此论可以说深中二冯诗学的结症。迨嘉道以后，冯氏及虞山诗学的影响遂告式微，因为他们所倡导的晚唐诗风早已风流云散，而他们的晚唐诗批评和诗体学研究相形乾隆诗学的专门化和精致化工夫，也成了浅显的常识，不能再给人新鲜感了。

[1]归允肃《归宫詹集》卷二，光绪刊本。

[2]陈瑚《确庵文稿》，京都大学文学部藏清刊本。

[3]陈维崧《迦陵文集》卷四《与宋尚木论诗书》，四部丛刊本。

[4]王应奎《柳南续笔》卷二，中华书局1983年版，第167页。

[5]详蒋寅《陆游诗歌在明末清初的流行》，《中国韵文学刊》2006年第1期，收入《陆游与越中山水》，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虞山二冯的诗歌评点略论》，刊于《周勋初教授八十华诞纪念文集》。

[6]曹溶《绛云楼书目》跋，《明清藏书目三种》，北京图书馆出版社2003年版，第709页。

[7]陈祖范《海虞诗苑序》，王应奎《海虞诗苑》，古处堂刊本。

[8]王应奎《海虞诗苑》凡例，古处堂刊本。

[9]翁心存《知止斋诗集》卷二《论诗绝句》：“红豆山庄迹已陈，虞山诗学数谁深。默庵太峻湘灵僻，衣钵终须属钝吟。”光绪三年刊本。

[10]顾复渊《海粟集》卷首，雍正八年刊本。

[11]冯班《钝吟杂录》卷三，丛书集成初编本，第40页。

[12]李庆甲辑《瀛奎律髓汇评》所载康熙四十九年刊本过录陆氏评，上海古籍出版社1986年版，下册第1811页。

[13]费经虞辑，费密补《雅伦》卷二，康熙四十九年江都于王枨刊本。其书编纂经过详蒋寅《清诗话考》下编“清诗话经眼录”，中华书局2005年版，第305页。

[14]汪瑶《二冯批才调集》跋，康熙四十三年刊本。

[15]王应奎《海虞诗苑》卷四，古处堂刊本。

[16]邵长蘅《邵子湘全集》卷首，青门草堂刊本。

[17]关于虞山诗派的名称，胡幼峰《清初虞山派诗论》(台北国立编译馆，1994)、罗时进《虞山诗歌流派研究》（《花园大学文学部研究纪要》第32号，2000.3）都举出沈德潜《国朝诗别裁集》卷四论钱陆灿“其诗不为虞山派所缚”一语以证。实则“虞山诗派”在清初即有定名。曹溶《静惕堂诗集》卷四十四《杂忆平生诗友十四首》其九：“情芽本易惹闲愁，红豆庄前粉镜秋。别体江河成日下，西昆翻讶少风流。”自注：“虞山诗派，沿袭不已。”这是康熙间诗家提到虞山诗派的例子，李世英《清初诗学思想研究》(敦煌出版社，2000)已引用。有关虞山派文学的研究，还有赵永纪《论清初诗坛的虞山派》（《文学遗产》1986.4）、何振球《虞山诗派的形成发展及诗论》，《常熟文史论稿》，南京大学出版社1989年版；及罗时进博士论文《虞山诗派研究》（苏州大学，2000）。

[18]钱谦益《牧斋有学集》卷四八，下册第1576页。

[19]丁祖荫等编《民国重修常昭合志·艺文志》著录，民国间铅印本。

[20]钱谦益《虞山诗约序》收入《牧斋初学集》卷三十二，自署写作年月为壬午涂月。

[21]归允肃《归宫詹集》卷二，光绪刊本。

[22]胡幼峰《清初虞山派诗论》第五章“虞山诗派的分途及其他重要诗人”，第319-363页。

[23]王应奎《柳南随笔》卷五，中华书局1983年版，第88页。按：王氏所引王露湑诗序，见于王誉昌《含星集》卷首，原文作：“吾邑自先宫保云亡，孙氏、冯氏老宿俱无在者，余又不能为人轩轾，五际无闻，六义不讲，徐陵、韦瀫，守一先生之书，间或流于鄙俚率易，虞山之诗季世矣。”

[24]赵永纪《论清初诗坛的虞山派》，《文学遗产》1986年第4期。

[25]王应奎《海虞诗苑》卷五陆贻典小传，故处堂刊本。

[26]李庆甲辑《瀛奎律髓汇评》卷五，上册第224页。

[27]李庆甲辑《瀛奎律髓汇评》卷一，上册第21页。

[28]王应奎《柳南续笔》卷三，中华书局1983年版，第182页。

[29]蒋廷锡《青桐轩诗集》卷首，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藏清稿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