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律约束大框架，道德约束基础行为，以此为基础形成了社会契约论

关于社会契约的重新阐述，解放了人们思想 其实社会契约论理论，并不是在法国启蒙运动时期才提出来的，当然也不是卢梭本人首创的，早在古希腊时期，就已经出现了契约论的说法，主要代表就是伊壁鸠鲁学派的创始人伊壁鸠鲁。 在古希腊当时哲学流派纷纷出现之时，伊壁鸠鲁从哲学和政治的角度，阐释了自己的思想，其根据现实社会中的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人与政权之间的关系，创造了契约论的说法。 当然，既然被称为契约，那肯定要有一个经过人们普遍认同的原则或者规则，不然的话契约又从何而来，以契约治国更无从谈起。 而在伊壁鸠鲁时代的古希腊，尚未形成完全的法律体系，而且当时人们似乎对于法律，这种过于暴力和强制的方式不太认同。 因此当时人们主要是按照社会习惯、社会舆论，也就是我们常说的自然法，作为一种共同承认的契约，这也是伊壁鸠鲁契约论的重要内容。

可是时间来到了将近两千年后的法国，无论是从政治、经济，还是文化、军事等方面，此时的社会发展自然不可同日而语。 特别是法律制度体系的完善和发展，已经使得原有的自然法，似乎不再占据主导地位，人们更愿意使用这种明文规定上的条文，来进行彼此和统治者之间的行为言语约束，由此塑造一个有秩序的社会。 这种法律的存在，其实就是卢梭社会契约论出现的重要基础，而这种通过实体法、成文法来约束社会中人与人之间的行为关系的方式，也是和伊壁鸠鲁所提倡的契约论的重要不同之处。 但是卢梭并没有单纯否定自然法的地位，他认为出于社会现实的复杂情况，单凭成文法将进行管束的话自然不太现实，必须要依靠自然法来管束人们内心的道德，由此才能够最大发挥出契约社会的优势。

社会契约论有一个很重要的内容，那便是人与人之间要签订，或者约定俗成一种共同的“契约”，而维护这个契约顺利履行和实施就是国家政权了。 在这个过程中，国家政权只是保护人与人之间权利和义务的机构，而统治者这是这个机构的主要代理者，其应该属于人民群众意志的履行者和体现者。 既然是人与人之间的契约，那么社会契约论，必然也就离不开使其存在的最终基础，也就是人的存在。

只有一个社会有了一个个的自然人，才能够保证这种契约形式的存在，因为契约的遵守主要就是针对人，也是为了维护人的权利，因此离开了人，社会契约论自然也就没有存在的必要了。 所以说，社会契约论能够在启蒙运动中，有如此巨大的影响力，最重要的就是其有广泛的群众基础。 社会契约论所宣传的就是天赋人权，人民主权，这种在政治、思想上的强力号召和动员，实际上令当时长期处于封建君主专制下的法国人民心声共鸣。 如此一来，社会契约论的思想自然也就能够广泛传播，这使得其影响力不断扩大，甚至已经不仅仅局限于法国内部，其对周边封建国家的思想冲击，也在不断冲击。影响力的扩大，成为社会契约论在当时成为重要政治思想的重要原因。

社会契约论的思想基础和重要条件，其实并没有将传统的社会道德规范所抛弃，相反，在卢梭的政治思想和理想的政权建设中，其对社会道德的重视是非常明显的。 道德与人类社会相始终的，而且道德作为人类内心的一种意识范畴，其是在社会实践的长期过程中逐渐形成的，因此道德与法律的相互配合，相互促进，才是卢梭对契约制社会构建的重要观点。 卢梭所强调的契约社会，并不是人与人成为独立个体的社会，他强调的是每个人在能够获得个性的自由、解放之后，其能够将整个国家政权作为自己奉献终生，引以为傲的对象。

这种将小我和大我结合起来的思想，充分引发了当时整个社会中的思想共鸣，对于传统封建时代的自私自利的道德传统造成了巨大冲击，这也是非常符合当时兴起的一股自由、民主的氛围的。 一个稳定的社会的建立，单靠法律建设和强制管理是非常不现实的，而且法律也是有其显著的局限性的，毕竟其不能够去管理人类社会中发生的点滴琐事。 如果法律能够面面俱到的话，我想国家的司法机关恐怕早就人满为患了。因此，更为基础性的道德建设和呼吁号召，才是理想社会建立的重要标志，只有坚持法治与德治的相互统一，相互促进才能够保证社会有序进行。

卢梭对于法律和道德的重视，恰恰是他社会契约论体系的重要支撑之处，他倡导每个人都能够获得理想的天赋人权、人格尊重和参政权利。 同时也呼吁每个人，都能够用严格的道德标准要求自己，做一个高素质人才，这种思想，在当时的法国其实还是引发了不小的轰动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