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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焦克志 
父亲是个“憨实在”的人，这是母亲对他的评价。“实在”的本意是“老实本分”，充满了褒奖和赞扬，加上个“憨”字，就多了些贬损和指责的味道了。父亲十九岁就没有了父亲。他的父亲，也就是我的祖父，解放前，是我们村子里有名的文化人。他老人家能写会算，算盘打得噼里啪啦，蝇头小楷写得力透纸背。他是共产党和国民党都非常喜欢的人才。祖父先前是跟着一个叫程区长的人干文书，后来国民党反攻倒算，他和程区长跑散了，只好一个人回了家。还乡团的人用了十九棵枪，押着他又去了国民党那里干差事。虽然，父亲的祖父花了三亩地的银钱才赎回了我的祖父，但他毕竟还是留下了为国民党做事的污点。有了这个污点，解放后不久，祖父就被定成了“反革命”。和后来的“地主”、“富农”、“坏分子”并称为“四类分子”，一同被管制，成了革命专政的对象。一九五九年的一个冬季，不堪忍受游街批斗折磨的祖父，偷偷在自己身上绑上家里的石磨跳河自尽了，撇下十九岁的父亲和孤苦伶仃的祖母相依为命地生活着。在哪个“唯成份论”的年代，可以想象，父亲会养成怎样唯唯诺诺的性格!只能老老实实，不准乱说乱动，这是那个时代的要求，也是父亲生存必须遵守的底线!父亲从此下了学，开始学着参加集体劳动。因为出身身份的歧视，父亲只得干最重的农活，好多年只挣半个劳力的工分。父亲并没有被眼前的社会现实和艰难困苦的生活所吓倒，相反，他养成了默默无闻、坚韧不拔、认真做事的好习惯。在父亲的眼里，生活再难，也没有过不去的火焰山;农活再累，也没有累趴下爬不起来的人。生产队锄草，父亲的锄头挖得深，大草会翻到草根朝上，小草也不能根上带土，每棵玉米苗的周围他都要用锄尖刮干净。常常别人都在地头吸完一袋烟，父亲才锄到地头。施肥的时候，一人一垄，人家都都是稀针大麻线，坑刨的少，肥点的多，不一会儿就完了事。父亲总是把坑刨得又深又密，肥料也不多加。即使惹人嗤笑，他也毫不在乎。他觉得种地是个良心活，不能糊弄。人胡弄庄稼一时，庄稼就会糊弄人一季。包产到户以后，父亲着实欢喜了很久。他渴望一辈子自由地种地，他喜欢在地里苦干。日出而作，日落而息。用那个把每滴汗珠子摔成八瓣的诚实劳动，换取自己当家作主的生活。种小麦，种玉米，种大蒜.....父亲快乐的思维在大地上驰骋。有一年大蒜丰收，外地的人都来收购，买回家去当蒜种。那真是，萝卜快了不洗泥。收蒜的人都跑到地里去过称，只要愿卖，从不讲价。不少地边邻居都是连泥带土装袋子过称。父亲却不那样，他把蒜头弄得干干净净，不带一点杂质。父亲说：“咱卖的是蒜，人家买回去当种子，不能乱来!老百姓种地都不容易，不能昧了良心!”父亲有很多好朋友，他交往的也都是实实在在的人。其中有两个和父亲并成为“桃园三结义”的人，一个姓张，一个姓王。现在，三个人还经常坐到一起，吸烟喝茶拉大呱。三个老头，都有些耳聋。说话的时候，相互凑到一一起，头靠着头，亲热的不得了!他们拉小时候的事，拉过去过的苦日子，拉现在的社会，拉正在过着的幸福生活!有一次，姓张的大爷对我说：“俺和你爹是患难与共的朋友。过去很穷，他经常从家里偷个菜窝窝给俺俩吃。每次都是你爹拿着，俺俩你一口，我一口，有一次还咬破了你爹的手指头呢!”因为父亲为人处世很实在，他六十多岁的时候，被选为村里红白理事会的会长。村里有两千多口人，大事小事接连不断。父亲总是把别人的是当成自家的事去处理。很多家族的喜事或白事，一忙就是好几天。特别是白事，礼节都替事主做的很周全。如果是一些家族中的老太太去世，父亲都尊之为“坤丧”。礼节都做的繁琐而细致，特别是娘家人，如何送信，怎样迎送，怎样招待，都和事主商量了再商量。他常说：“女人的娘家人最受隆重礼遇的机会只有两次，一次是出嫁，一次是离世。可不能怠慢了娘家人，惹人家生气，也坏了主家的名声。”农村的风俗都是事情过后，事主办个后酬的场，借机表达对“问事”的人的答谢。事主都是带给给父亲两条烟，不足于百元，父亲都是坚决不要。往返好几次，一定给人家送回家!父亲说：“我是大家推选出来的理事会长，大家信任我，我不能腐败!”百元左右的两条烟，父亲都能上升到“腐败”的角度去理解，足见父亲也真是实在到家了!
作者简介：
焦克志，毕业于上世纪八十年代济宁师范专科学校，所学专业为汉语言文学专业。毕业后一直在微山县两城镇从事教育教学工作，工作勤恳、任劳任怨，笃信“一分耕耘，一分收获”的道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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