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比较社会学》包智明著，知识出版社 1995年版 《比较社会学》作者简介 包智明（1963年－）云南民族大学社会学学科首席教授，云南民族大学人文学院院长、社会学系博士生导师。1988年毕业于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民族系，获文学硕士学位; 1989年考入北京大学社会学系，攻读社会学理论与方法专业博士学位; 1991年-1993年作为中日政府联合培养博士研究生赴日本国立综合研究大学院大学留学, 学习文化人类学专业的博士课程。1994年北京大学社会学系博士研究生毕业，获法学 (社会学) 博士学位。主要研究方向为环境社会学、社会学理论与方法等。代表作:《比较社会学》1995年。《科尔沁蒙古族农民的生活》1999年。合著：《中国农村教育发展的区域差异》1999年。《体制政策与蒙古族乡村社会变迁》2010年。译著：《环境社会学》1999年。主编的著作：《内蒙古生态移民研究》2011年。在国内外学术期刊上发表中、英、日文论文数十篇。 《比较社会学》内容简介 本书是国内出版的第一本《比较社会学》专著。作者在第一部分里首先回顾了社会学创立一个世纪以来，比较社会学研究的主要成果，继而评述了比较社会学的不同流派。然后，作者重点探讨了比较社会学研究的分析对象、分析单位以及比较社会学与人类学的关系等几个基本问题在此基础上，提出了作者对比较社会学的基本看法。第二部分里，作者论述了比较社会学传入中国的学术背景及其在中国的发展状况。尤其是对费孝通比较研究的方法，进行了详尽的评述。本书是社会学在中国恢复之后社会学理论研究方面的难得的佳作。 《比较社会学》代序: 谈社会学教材建设 (全文)(费孝通) 这是费孝通先生1982年在北京大学社会学系的一次讲话。费先生认为，成立社会学系最起码应开设6门专业课程，其中一门就是比较社会学。到1991年已开设5门课程，并有教材正式出版，唯独比较社会学领域仍是一片空白。本书作者正是在这种情况下接受费孝通先生的建议，从事比较社会学研究，并开始写作这本专著的。《比较社会学》正式出版之际，费孝通先生以这次讲话代序，会使读者更清楚了解这本书写作的历史背景和老一代学者对社会学学科及其教材建设的一些想法。(本书在引用这篇讲话时，作了一些文字上的删节。) 我们想编一本书，现在叫《社会学概论》，怎么个搞法，我有一些想法，跟大家谈谈，请大家也参加这个工作，算是学习的一部分吧。学习有多种多样的办法，不一定要在课堂上讲，明年我给你们开课，就想试一试这样的方法。 4年前开了一个会，筹备成立社会学研究所，当时乔木同志提出一个任务，要求大学里创造条件成立社会学系。社会学停了近30年，过去搞这行的，现在大都60岁以上了，50多岁的也不多。这是历史造成的。现在怎么办? 当然要办几个系，培养一批20多岁的社会学工作者。没有人怎么行? 这个月我们准备搞一个规划。社会学研究些什么，搞些什么课题，为什么要搞这些课题，怎么个搞法，这要规划规划。搞这个规划，是一个难题，你们考试是教师批分数，我们的规划是要由历史来批分的。假如时机到了，我们没有做出来，历史就会判我们不及格。规划搞出来，没有力量，没有人也不行啊，我们不能老摆“空城计”。诸葛亮有力量，但没有组织起来，他摆个“空城计”，是为了渡过难关，然后再组织力量，打个胜仗。我们也是这样，一面摆“空城计”，一面组织力量，我们想了一个办法，从研究生开始，把其他学科的毕业生招来，当几年研究生，学好了，再“生孩子”。现在我们的任务是练兵，要训练一支20多岁的人的队伍，让学生高中毕业后，就能进大学里的社会学系。 要办系。上海复旦大学分校胆子大，首先办起来了。做得不错，要学习他们的经验。他们是把原来的一个系，分出一支人马转到社会学，成立个社会学系。北大、南开都没有这样的条件，没有一个系肯这样做。我们只好寄胎生孩子，北大寄托在国际政治系里生出个社会学系来，现在算是生出来了，但是还没有本科生，是个有头无身的娃娃。 办一个系必须有一批专业课，这些专业课要有教师来讲。现在我们条件还不成熟。我们不准备好，学生来了没东西吃，要造反。但是，我们又不能把一切都准备好了，把菜都炒好了请大家来吃，这做不到，你们有的人正在讲课，有胆量! 要讲好很难，不要怕喝倒彩，不要怕被轰下来。前几年很多人不敢碰社会学。现在也还有人不敢，这是历史的烙印，一下子弄不掉的。不过情况基本上可以说已经改变了。 一个系必须有五脏六腑，招本科生，最起码得准备6门专业课才行。这6门课是什么，可以讨论。我的初步设想，首先要有一个概论，或者叫做通论、引论。学生来了，就要请他们“入门”呀，给他介绍一下，解释一下，告诉他社会学有什么内容，第二是调查研究的方法，这是基础，没有方法，深入不了实际，看问题很肤浅。第三是社会心理学，人们改变了客观世界，同时也改变了主观世界。主观世界就包括心理，这是人类共同的东西。心理是人的内部世界，他的价值观、态度，明天干些什么，毕业后到哪去，这都是内心的活动。内心的活动影响一个人的行动。有的人上学前很拼命，一上大学就松了口气。为什么? 因为他们心中有捧“铁饭碗”的想法。要深入研究内心世界，还要研究它是怎样由社会力量造成的。没有现实中的 “铁饭碗”，就不会有这种想法。第四是关于社区的基本知识，城乡关系的发展，工业化、都市化的过程等。第五是比较社会学。人类社会从低级向高级发展，有不同的阶段; 不同的民族又有不同的文化，不同的生活方式。各个民族、各个时期都有自己的问题，不能一刀切。这就必须用比较的观点研究这一套。人类学、民族学就是这样的东西。最后，我们还要知道人家对社会有些什么看法，过去别人想过什么，用过什么样的研究方法，有什么成就。这样我们研究中国社会实际时才有个借鉴，才能吸收别人的长处。总共6门基本的课程，其他就是分门别类的课程，如人口、城市、劳动等等，从不同的角度展开各门专业知识这个体系，大家可以讨论，但要有个概论，这也是我们要攻的第一关。 我们的概论要搞成什么样子? 有没有一个一般的社会学，概括全人类共同的东西? 这是个理论问题，可以争论。我个人认为，社会学不是在真空里头，它是社会的反映，有历史性、民族性、阶级性，社会学是随着社会变化发展的嘛! 同50年前比，中国的实际生活就发生了很大的变化。还有就是一个人看问题，总有一个立场方法，有一个价值观念在里头，这样就很难有一个一般的社会学了。最近到国外转了转，也看到这样一个趋势，各国都在搞自己的社会学，解决自己的实际问题，不想再搞那种一般社会学的空架子。澳大利亚没有黑人问题，加拿大也没有，他们的社会学研究黑人干什么? 英国的社会学不发达，它的人类学发达，为什么? 就因为过去它有很多殖民地，碰到许多不同文化的社会，它要统治这些殖民地就必须研究它们的文化，于是发展出社会人类学。各国的社会学，问题、立场不同，但都有科学的东西，反映了一定的客观事实。这些东西能不能概括起来成为一般的社会学呢? 应当可以的。但是我看在我有生之年还应当着重从各国具体的实际出发，发展各国的社会学。 现在我们就是要搞中国的社会学，概括地反映中国的社会的面貌。这要求做很多的调查研究，跟上形势的发展。你们看这一年形势发展得多快! 中年知识分子问题，年初提出要改善待遇，发挥他们的作用，现在这就体现在实际生活中了。还有教育，过去受忽视，现在重视起来了，说没有教育，现代化成不了。这次人口普查，发现有2亿多文盲，过去不知道。社会学就是要把中国的实际情况来个总结提高，系统化、理论化，这就是中国社会学的目标。 搞中国的社会学很有用，能解决实际问题，也有前途。这次我们到国外看了看，见了不少同行朋友。我的看法是四个字: “群龙无首”，跟40年前不一样了。那时可以数出几十个人来，芝加哥有派克，哥伦比亚有林登，哈佛有索罗金。现在不行了，没有一个人被公认为领头人。这不是因为他们不聪明，他们人聪明，但他们的社会不是处在上升时期，意识形态领域的东西也难发展，不能起领导作用。最近在墨西哥开了一次社会学国际会议，第三世界代表很不满意，要搞一个组织，摆脱英美的控制。说世界社会学 “群龙无首”，不是说我们要出来领导，我们还没有力量。但也得看到我们是有潜在力量的。我们的社会主义是先进的，这就是我们的基础。我们有希望得金牌，这是客观分析，不是妄自尊大。但是我们要花很大的力量，一代人可能还不行，也许要几代人才能把中国的社会学研究推到世界前列。 中国的社会学有前途，也有很多困难，就说现在，我们没有材料，又没有人。但事情等不来，只能做出来。总要有个开头，然后再努力完成。这也是一个长征。第一步怎么走? 是不是请几个老先生出来，编一本概论? 看来不行。老先生们很忙。编概论也是一大难关。就我个人来说，我就搞不了。我这个人挺怪，不喜欢看一本本的教科书。一段段一条条地搞，我做不到。中国目前也不能有把握说谁能写得好这本书，这得靠大家的力量。第一步也靠大家走，我们条件不成熟，没有材料，但我们不能等，可以先走一步，搞个概论的大体的样子，这个东西肯定不会令人满意，如果一开始就成功，那就太容易了，没那么便宜的事。但我们开始搞也是历史上的记录，走出第一步，才有第二步，第三步。 我们的概论不能照搬外国的，拿来就用。但是我们可以接受它们好的东西。我们的第一步就从这里开始。前年暑假，我们请了一些人办了个讲习班。目的是让大家听听什么叫社会学。先请外国学者讲他们是怎样研究外国社会的。大家听了觉得很有意思，有启发，以前没听过这一套。随后我们又组织了第二期讲习班，主要是讲为现代化服务的社会学。但问题来了，一是语言不懂，二是概念不懂。我们要请外国学者把他们用的概念内容是什么讲给我们听听，这里派生出来的一个任务是我们要有一本字典、辞典。我们要有一本帮别人读外文著作的辞典。比如，英美社会学者讲class (阶级),与我们讲的阶级的含义不同。又如以前讲“法权”，译错了，搞得一塌糊涂，弄出许多错误来，现在不用了。所以要搞本社会学名词汉译词典。编辞典的事我们现在正在做。基本概念如“现代化”清楚了吗?“精神文明”在英语中没有，它是中国概念，我们清楚，外国人不懂。因此，要有人把外国的社会学用中国语言讲解清楚。 对第二期讲习班，教育部给了很大帮助，叫各大学派人来。教育部还发了个通知，让各大学准备开社会学课程。乔木同志讲，不要等开了追悼会再办系、开课。所以7个大学来了人。各大学来的人听完后有些就不愿走了，因无教材，回去无法讲课，所以要求一块备课，准备教材。 我们的任务很清楚，是建立社会学这门学科，所以要培养人，要建系。后来教育部同意7所大学的人集中起来编教材，教育部出钱、北大出房子，但要有人主编。用人的名字，对我本人来说是扬短避长，我的特长不在写概论性的东西。我若是写些短文也许会有人爱看。我一生中也没有想过写概论。我离80岁只有7年多、不到8年时间了。一年算1块钱也才剩8块钱。两毛两毛地花不得了，什么事也做不成了。8块钱要整花，买整批东西回来，好比买个电视机，买个大柜子，买两毛钱花生吃掉不行。但是编教材这个工作不能不做。我为了这个学科的需要，不能不承担这个任务，承担这个挨骂的任务。这个事我知道是吃力不讨好的，明知不好做，非做不可。天上不能掉下现成的东西来，总要有人愿意挨骂，这本教材才出得来。但总有一天，大家会明白这是一件好事，突破了一个关，挨骂也值得。 接着在南开办了社会学专业班。把几所重点大学77级文科学生中愿意学习社会学的人，挑一批集中起来，搞了一个班，南开承担了任务，教育部也大力支持。教材的第一稿出来后在南开社会学班上试讲，我们得到的反应说是“不三不四”。我说不要紧，它反应了我们当时的水平，这是历史文献，我们的出发点就是这样一个水平。将来可以用这个水平衡量我们的进步。现在哪个人有三有四能拿出来?拿出来我们欢迎。但我们的基本标准要清楚，一是以马列主义为指导。我们是社会主义社会，我们要反应的是社会主义条件下的社会情况，它应该是科学的。二是要结合中国的实际，外国人不能为我们建立中国的社会学。我们对中国社会了解得还很少，缺乏系统、科学的认识，但是一定要自己来搞，搞出一个社会学的中国学派。三是我们要为社会主义建设服务，不是单为社会学而创建社会学。 有人说我们是要找外国人来替我们建立社会学，这当然不是事实。但也不能怪人家这样说，因为我们现在还没有拿出自己的东西来。我们的马列主义水平很低，很多人只会抄书，引语录，而不会真正运用马列主义研究中国社会，我们要承认我们的马列主义水平不高，我们要齐心协力，贯彻以马列主义为指导这一条。二是要着重调查研究中国实际。过去和现在我们国家的社会调查是不少，但还没有科学的总结，至少总结得很不够。这次人口普查比较科学，数字给人震动很大，因为它反应了实际。这样的资料我们怎样利用它? 第三条是为社会主义建设服务。目前也还做不到。所以大家批评我们不三不四，一股洋味。说我们讲的都是普通常识。这样的批评我们不怕，大家都生活在一个社会里，我们说的话人家不懂就怪了。有很多事情人们做了，但并不理解。小孩叫妈妈并不考虑为什么叫妈妈，我们从小孩为什么叫妈妈开始研究，这应当是常识，可它是系统的、联系实际的认识。做学问很困难，搞科学的东西错误是不可避免的，只要能改就行。态度要谦虚、诚恳，有缺点希望别人指出来，我在清华念书时，考试就是一张体质测量的数字，老师让我找错。会找错就是学问。听别人批评不要慌，他说得有道理的要接受，没有道理的听了没什么损失。 对这个教材我有个总的想法: 首先讲什么是社会，一个人怎样变成社会的一分子。人生下来，什么都不懂，怎样变成一个社会的成员。人为什么社会化? 生活在社会集体里，形成一个集团，家庭就是最基本的团体，可说是社会的细胞。人不能总呆在家里，以我自己的家来说: 我女儿要出去教书，我爱人生病在家，要请医生来治病，我的孙女儿每天要出去念书，这样就有了学校、医院等等社会机关。这些都不是抽象的东西，是有人有地的。人和社会团体，各种机关、学校等分布在一个地区里，形成一个结构一个系统，这就是社区。我们要对社会的结构进行分析，这个结构是变化的，是个系统工程。我们就得分析它怎样变动和发展。在变动和发展中产生了各种矛盾，要进行各种各样的处理，所以要讲社会问题和社会工作。从人怎样进入社会，怎样自觉地改造他们的生活，一直到共产主义的社会。人从自在的生活到自觉的生活，社会从简单到复杂，社会从乡土到城市等，这些都是概论里要讲的内容。我们先编个社会学试讲稿，尽力开个好头。现在已做到了这个程度，希望大家投入进去。成功也许不在我们这一代人，但可以做一个科学地研究中国社会的先驱者。 《比较社会学》前言（包智明） 比较社会学词出现于1895年，今年恰好是一百周年。可以说，比较社会学一词几乎是与社会学这门学科的创立同时出现的。在长达一个世纪的时间里，社会学及其他分支学科得到了相当的发展，而唯独比较社会学却停滞不前。这在一定程度上似乎应怪罪于这个名称的发明者和它的早期使用者。19世纪末，E.迪尔凯姆提出了比较社会学这个名称，但却把它等同于社会学本身。进入20世纪，A.R·拉德克利夫-布朗忠实地继承了迪尔凯姆的社会学思想，奔波于世界各地讲授比较社会学，而他所讲的比较社会学却是社会人类学。30年代中期，布朗来燕京大学开设比较社会学课程，并应吴文藻先生的要求答应写一本比较社会学的概论性书籍，并拟了8章内容的写作提纲。但遗憾的是，直到他去世连一章都未能完成。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前，在社会学领域里，可以说是无人问津比较社会学这一分支学科。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社会学家们意识到对不同社会进行比较研究的重要性，也做了不少实证研究。但是，比较社会学理论研究并未获得多大的进展。60年代，美国出版了第一本以比较社会学为书名的概论性书籍《比较社会学》(ComparativeSociology，R.M.Marsh，1967)，60－70年代日本也出版了两本以比较社会学为题的概论性书籍《比较社会学展开》(1968)，和《比较社会学论》(1971)，但都出自加藤正泰一人之手，而且并非是笔者在本书所要探讨的比较社会学。 中国社会学界接触比较社会学一词也有70余年。1924年许德珩翻译迪尔凯姆的《社会学方法论》，使人们知道了比较社会学就是社会学本身。1935年布朗来华讲学，中国学术界又发现原来社会人类学就是比较社会学。难怪费孝通把雷蒙德·弗思的《人文类型》(HumanTypes) 这一地道的人类学入门书称之为“比较社会学的教材”。40年代，吴文藻创办《社会学丛刊》，大力提倡发展比较社会学，出版了一批较有影响的社区研究的著作。但是，其中却没有一本中国人自己写的可称之为比较社会学研究的著作。40年代费孝通的“类型比较”可认为是一种标准的比较社会学研究，但在中国并没有能够形成一股风气，仅仅成了费孝通一人的“单干”。 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社会学科分类细目中有比较社会学。美国社会学分类的20种社会学分支学科中也有比较社会学，日本滨岛朗等主编的《社会学小词典》及其有关资料中，排列了当前世界普遍流行的57种社会学分支学科，其中排列第十名的就是比较社会学。80年代初，费孝通在不同的场合曾多次提到成立社会学系最起码应当开设6门基本课程，而这6门课程中就有比较社会学。可见，比较社会学作为社会学的一个分支学科得到了国内外学术界的普遍承认和重视。从事社会学研究的人都知道比较社会学这门学科的存在，但很少有人能够说出比较社会学的学科性质。 社会学在中国恢复已经十几年了，不少大学都设立了社会学系或社会学专业，所开设的社会学专业课程已经远远超出了6门，但比较社会学这门课程至今还没有开设。比较社会学的理论研究在中国可以说是一个空白，在国际上这方面的研究也很薄弱。这本书作为笔者从事比较社会学研究的一个起点，从笔者认为最基本的几个问题入手，并在此基础上对中国比较社会学研究的状况进行回顾。笔者在本书讨论以下几个问题: ①比较社会学的历史与现状; ②比较社会学研究的分析对象和单位; ③比较社会学与人类学的关系; ④比较社会学在中国兴起的学术背景及费孝通的比较研究。 这本书只限于上述几个基本问题的探讨，不能为学术界提供完整的比较社会学理论框架。论述中肯定也会有不少纰漏。但笔者认为，本书的意义不只在于试图解决比较社会学的几个最基本的问题，而更重要的是将在中国开创一个新的社会学研究领域。 1995年作者书于北大 《比较社会学》目录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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