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元1251年初秋，就在金莲川草原即将更换上金装的时候，一大拨蒙古骑兵开始向滦河上源的闪电河畔聚集。
骑马的人群中，一位36岁的蒙古王汗，对眼前的金莲川那秋日的风光如痴如醉，便决定将自己的金帐，扎在这个让人流连忘返的草原上。
此位蒙古王汗，正是日后建立元朝的蒙古大汗——成吉思汗之孙——元世祖忽必烈。
那时候，谁能想得到忽必烈这样一个普普通通，并不冒头的蒙古宗王，竟然在十年后成为了蒙古大汗呢？可能连忽必烈他自己，也不会有这个想法。
那么，忽必烈是如何从一个普通的蒙古王汗，一步步登上大汗宝座的呢？
金莲川——忽必烈的大本营
一个月以前，忽必烈刚参加完在蒙古草原斡难河畔举行的忽里台大会。
这次忽里台大会中，在拔都（率领蒙古铁骑西征，横扫俄罗斯、东欧大草原，建立金帐汗国的拔都）和唆鲁禾帖尼（托雷的妻子，在蒙古帝国内部威望极高）的支持下，蒙哥被推举成蒙古的新可汗。
虽然窝阔台和察合台两家的多数宗王们，拒绝参加此次忽里台大会。但是拔都和托雷系的实力在那摆着，其他的宗王们纷纷出席了忽里台大会表示支持蒙哥。
就这样，在公元1251年的夏天，蒙哥继位成为新一任蒙古帝国的大汗。
忽必烈一直对汉文化感兴趣，也结识很多汉族儒士。因此，蒙哥登基后的第一件事，就是将自己的胞弟忽必烈任命为漠南统领，负责蒙古高原南方的事务。忽必烈这才真正有了施展自己的机会。
忽必烈接到了大汗蒙哥的调令之后，迅速南下，当他到达金莲川草原时，看到当地肥美的水草，便决定将自己的本营设置与此。
金莲川，包括今天内蒙古的锡林郭勒盟、河北张家口市沽源县一带。从辽朝起，至金、元，金莲川就是皇帝和达官贵族们的游猎避暑之地。金代时期又为桓州威远军节度使、抚州镇宁军节度使所辖，这片草原又被称为“桓抚之间”。
当年开创大定之治的金世宗来到这里时，看到满川耀眼的金莲花，他从“莲者连也”，取金枝玉叶相连之意，将此地更名为金莲川。
为什么会选择金莲川？忽必烈此举颇有深意。
其实，忽必烈之所以会选择金莲川作为大本营，可不仅是因为这里的风景优美，更重要的是金莲川的地处战略要地。坐镇金莲川，忽必烈向西可入河套平原，向东是科尔沁草原，北上是开阔的蒙古高原（蒙古人的大本营哈拉和林），南下则又可以过燕山直通华北平原。
因此，忽必烈选择金莲川作为自己的大本营，绝不是偶然。
乍一看，忽必烈仿佛无法脱离蒙古高原，卡在蒙古高原东南端的草原上。但实际上，正如前面所讲，金莲川距离东亚大陆数一数二的政治要冲都很近，一旦蒙古帝国内部有所异动，忽必烈可以说是进退自如。
金莲川地处游牧世界与农耕世界的交汇地带，在地势上是连接两个世界的要地，历史非常悠久。所以，我们可以想象，忽必烈是想将金莲川一带作为游牧军事基地，牵制东方的政治基地中都，进而将两地作为核心地区以支配东方全境。
除此之外，忽必烈选择金莲川还有一个重要原因，这里是札剌亦儿部族的封地。
大家对札剌亦儿部族可能不熟悉，但我说一个人，熟悉蒙古历史的人肯定知道。那就是木华黎。
木华黎是蒙古四杰之一，成吉思汗在西征时将中国地区托付给了木华黎这位股肱之臣。不仅如此，成吉思汗还为木华黎配置了“五投下”。
所谓“五投下”，除去木华黎部外，有两个是成吉思汗的外戚，另外两支是兀鲁兀族与忙兀族，都是骁勇善战的部族。
除了木华黎之外，札剌亦儿部还有一个能人叫忙哥撒儿，这位兄台是托雷的家臣，为蒙哥登上大汗之位立下了汗马功劳。他的后代脱欢、脱儿赤、帖木儿不花，都是蒙古大将。
忽必烈将大帐设置在金莲川，名副其实地凌驾于札剌亦儿国王家族之上，其意欲已经不言而喻，就是要收编这股重要的力量。
札剌亦儿国王家族之所以让忽必烈坐镇金莲川，其实他们与忽必烈早就有联系。
札剌亦儿国王家族的第四代领导人速浑察死得早，他临走前将自己后继者忽林池托付给了胞弟霸都鲁。而这时霸都鲁，也就是后来忽必烈的股肱之臣，跟忽必烈是连襟。
不仅如此，“五投下”的另外的重要一支，弘吉剌驸马家的现任首领斡陈，则是忽必烈的大舅子。
这个弘吉剌驸马家也大有来头，是成吉思汗正后孛儿帖的娘家。成吉思汗年幼时曾经在弘吉剌家长大，两家世代关系友善。后来，弘吉剌氏因为跟随成吉思汗起兵征战有功，被赐名特薛禅。特薛禅和他的儿子斡陈追随成吉思汗建国立业，所以成吉思汗又赐予按陈国舅封号，加封王侯爵位，赐银几十万两，统领蒙古各部。
后来，成吉思汗有旨：“弘吉剌家生女为后，生男尚公主（驸马），世世不绝”。弘吉剌驸马家，因此而得名。
正是因为忽必烈与“五投下”有这样的关系，蒙哥才让其统领东方事务。“五投下”也对忽必烈极其拥戴，将部族的未来堵在了忽必烈身上。历史也即将证明，他们押对了宝，“五投下”各个家族都将迎来复兴。
其实，除了实力雄厚的“五投下”，忽必烈还瞄准了一股更大的势力——蒙古东方三王族。
公元1206年，成吉思汗建立了大蒙古帝国之后，马上对蒙古的军制进行了改革。
成吉思汗开创了千户制，作为一个军政合一的基本编制单位。
千户，又称千户那颜，一般都是开国功臣，具有世袭的权力。在千户的本管范围内，拥有分配牧场、征收赋税、差派徭役、统领军队等权力。千户制的特点是，将全部牧民用军事方式编制起来，使之隶属于各个千户那颜。每个千户。既是军事单位，又是基层社会组织。
千户下又设有百户，百户下设十户。其实千户名为千户，实际上有的千户的规模有几千甚至上万人。
除此之外，成吉思汗又将全蒙古的军队分为左翼和右翼两部分，两翼的首领分别是自己的三个兄弟和三个儿子，而两翼之下，又各自统领四部。成吉思汗自己则坐镇在中央，统筹指挥这总共二十四部游牧集团的行动，开始对外发动大规模的征服战争。
蒙古左翼，也就是蒙古高原的东方，是成吉思汗的三个胞弟所属的王族及其汗国。从北到南依次是二弟拙赤·哈撒儿（Jo’chi Hasar）、幺弟铁木哥·斡赤斤（Temüge Odčigin）以及三弟哈赤温（Qači’un）为始祖的三个王族，并成为东方三王族。
蒙古右翼，也就是阿尔泰山一带，则是“西方三王族”，是成吉思汗的三个嫡子，术赤、窝阔台、察合台的汗国。而忽必烈的父亲托雷则跟在成吉思汗的身边，统领蒙古大本营的中央汗国。
到了1251年，东方三王族中斡赤斤已经坐大。而忽必烈最重要的课题，就是搞好与东方巨藩斡赤斤家的关系。
一开始，以忽必烈和“五投下”的势力，跟东方三王族相比还是稍有逊色。但因为同属东方，两股势力一直保持着互不侵犯、互相妥协的状态。
远征云南的收获
蒙古大汗蒙哥在解决了窝阔台、察合台两家的反对势力后，开启了蒙古帝国的新一轮的远征。
首先在西线，蒙哥安排胞弟旭烈兀西征，蒙古铁骑先后占领了波斯，血洗了巴格达，一直到达了地中海沿岸。伊斯兰世界遍地哀嚎，基督教世界则如临大敌。
在东方，蒙哥则采取了忽必烈的建议，先远征大理，从战略上合围东亚最强大的对手——南宋国。忽必烈则作为灭大理的总指挥，与同样南征的东方三王族有了第一次合作。
这一趟南下，忽必烈可以说收获不小，他不仅跟东方三王族搭上了关系，还悄悄地与阔端王族的首领悄悄地搭上了关系。
这里需要浓墨重彩地介绍一下这个阔端王族了，阔端是蒙古第二代大汗窝阔台的嫡次子，封地在原来的西夏国。阔端这个封地，在战略上可不是一般的地方，它就是自古以来决定中国兴衰的战略要地——河西走廊地区。
不仅如此，忽必烈在与蒙哥都汗见面后，还得到了一个无价之宝——八思巴。
这个八思巴，可不是什么物件，而是一个人，一个来自西藏的喇嘛，非同一般的喇嘛。
公元1247年，八思巴跟随其伯父——西藏萨迦派宗教领袖萨迦班智达从西藏到达凉州与阔端汗举行了会谈。这就是著名的“凉州会盟”。自此，西藏历史上第一次正式纳入中国的版图。
“凉州会盟”后，八思巴一直留在阔端身边，后来在六盘山随蒙哥都（阔端次子）见了忽必烈后就一直留在了忽必烈身边，成为了西藏佛教萨迦派第五代师祖。
蒙古人一直信仰萨满教，因此，忽必烈深知宗教的力量。有了八思巴这个宗教权威，帮助他在西北、华北地区开展宗教活动，他就能够很轻松地将这些地区的势力，牢牢地笼络到自己的金莲川营帐下。
忽必烈是如何成功逆袭的？
公元1259年，在旭烈兀的西征军到达红海沿岸后，东线的蒙哥大汗也兵分三路正对南宋发起着猛烈的攻击。
东方三王族由塔察儿统领，攻击南宋的两淮制置司；而忽必烈的攻击目标是京湖制置司；蒙哥大汗自己所负责的攻击目标则是四川制置司。
1259年9月，就在忽必烈接替塔察儿将要跨过淮水与南宋两淮宣抚大使贾似道在鄂州决战时，正在蒙哥本队从军的异母弟——末哥，派来了一位密使。这位密使带来了一个让忽必烈震惊得合不拢嘴的消息——蒙古大汗蒙哥已经逝世。
原来，蒙哥在率领西路军进攻四川合川钓鱼山时，因为感染了疫病而不治身亡。
忽必烈得到这个消息后，马上在汝南召开了幕僚会议，最终会议商议的结果是继续向鄂州发起进攻。
忽必烈的这个决定，对于很多人来说是很难理解。他为何不立刻北上争夺汗位呢？
蒙哥死得太突然了，以致于他都没能来得及确立自己的接班人。这个时候，虽然从理论上讲，蒙哥的四个儿子班秃、阿速台、昔里吉和玉龙答失，三个嫡兄弟忽必烈、旭烈兀、阿里不哥都有继承蒙古大汗之位的资格。
但事实上，蒙哥的儿子们那时都只有二十几岁，恐怕难以担此大任。因为对于蒙古人来说，他们的这个年纪虽然已经是成年人了，但若要成为大汗还要另当别论。
按照当时的局势，其实对忽必烈是非常不利的，虽然蒙古也不像汉族政权，有明确的父死子继的原则，但是在蒙古帝国的继承顺位上，按说怎么排也排不到忽必烈。
论战功和威望，旭烈兀肯定排在忽必烈之上。但是，当时旭烈兀远在西亚，无法参加忽里台大会。从西亚骑马到蒙古高原，最快也得两三个月的时间。形势根本等不了他从西亚赶回来，蒙古不可能长期没有大汗。
因此，忽必烈的竞争对手就只剩下一个阿里不哥。然而根据游牧民族的继承传统，偏偏就是这个幼弟阿里不哥的继承资格也得排在忽必烈的前面。
因为，游牧民族的继承制度，跟我们熟悉的汉人的嫡长子继承制刚好相反。游牧民族有幼子“守灶”的传统。这里的灶就是炉灶的意思，代指财产。
这个“守灶”的基本逻辑是这样的，游牧民族都是以家庭为单位逐水草而居，过着游牧的生活。一个家庭不断繁衍，如果太大了，游牧迁徙、寻找草场，就显得不方便了。所以，当一个家庭的孩子长大成人，家长就会给他一些牲畜等财产，让他离开家庭，自己出去自立门户。长子成年，分家出去的时候，父母通常都还在壮年。又过了几年，次子再分家，父母也还干得动。以此类推，当最后当父母老迈，没有劳动能力的时候，留在他们身边照料他们的，就是最小的一个儿子，由于他承担了赡养老父母的义务。所以，当父母死后，家里的遗产自然也就由幼子来继承。
这个就叫幼子守灶，也有的书上叫幼子守产，是游牧民族一种习惯的继承制度。
之前，成吉思汗就是让幼子托雷守灶，接管了自己最精锐的“中央军”。后来蒙哥靠着托雷留下的军队，才有可能从窝阔台家夺回大汗之位。
阿里不哥也是奉蒙哥之命，留守蒙古的首都哈喇和林。蒙哥死后，阿里不哥就援引幼子守灶的传统，要求继承蒙哥的大汗之位。
阿里不哥有法统上的优势，当时蒙古四大汗国当中，有三个都是支持阿里不哥的（旭烈兀的伊尔汗国因为与金帐汗国有利益冲突选择支持忽必烈），金帐汗国甚至都发行了印有阿里不哥名字的货币。蒙哥的儿子和后妃也都支持阿里不哥，因为忽必烈在攻打南宋之前曾经与蒙哥有过不合。
所以，这个时候忽必烈面临一个挑战：是北上争夺大汗之位，还是继续南下攻打南宋？忽必烈之所以选择了后者，因为这是一条表面放弃争夺汗位，实则在努力争取的缓兵之计。
忽必烈在名分上已然落了下风，此时如果匆忙北还，在库力台大会上称汗的可能性微乎其微。
所以，再三斟酌之后，忽必烈决定不如就按照前任大汗蒙哥所制订的作战计划，包围鄂州。
忽必烈此举像是壮士断腕，必然会让那些正处于观望的一众势力对自己刮目相看。因为就在人们都猜想忽必烈会选择北还，争夺汗位时，他却带领蒙古大军战胜对“海”的恐惧成功渡过长江，展现了其继承前任大汗遗志的态度，这必将成为扭转舆论劣势的关键点。
同时，忽必烈此举也让他自己的军队主动成为散布在中原各地的蒙古各路军队的“后卫”，在形象上有了极大的提升。
事实证明，忽必烈赌对了。东方三王族的塔察儿首先被忽必烈的魄力折服，决定合入忽必烈的队伍一起进攻鄂州。而后，鄂州之役又间接将从云南孤军北上的兀良哈台部解救出来。
兀良哈台，是蒙古名将速不台之子。解救了兀良哈台后，忽必烈马上北上到中都（北京）召集幕僚，而后回到了金莲川开平府。忽必烈没有接受哈拉和林的蒙古中央命令北上，参加蒙哥的葬礼以及即将召开的忽里台大会，而是在开平府召开忽里台大会称汗。
此时的忽必烈，不仅手握着“五投下”，还有了东方三王族的支持，西边有阔端王族、旭烈兀的伊尔汗国支持，还有八思巴的宗教加持，实力上已经远远压过了阿里不哥。
阿里不哥，虽然有金帐汗国、窝阔台汗国、察合台汗国以及蒙古中央的支持，但是他能调动的军队十分有限。虽说他在听说忽必烈称汗后，也在哈拉和林称汗，但很快就被忽必烈给打败了。
忽必烈的成功，暴露了蒙古帝国怎样的政治秘密？
成吉思汗开创了千户制这样的军政合一的制度，蒙古帝国在组织效率上是提高了，但是，在政治形态上，蒙古用得依然是一千多年来游牧民族的那一套东西。
千户制，在本质上仍旧是由一个个以家庭为单位的族群构成的。这些族群在非战争时期，仍旧要不断地迁徙、放牧。他们认同单于、可汗为自己的最高首领。因此，从蒙古大汗到一个普通牧民之间，要隔着无数的大汗、中汗、小汗。跟农耕帝国以郡县制为基础的官僚体系不一样，蒙古帝国的中央权力并不能一竿子插到底。
换句话说，就是普通牧民虽然知道自己是大蒙古帝国的臣民，但具体到生活，或者是战争，他还是要听自己的族长的，族长又听小汗的，小汗听大汗的。他们虽然认同蒙古大汗是自己的最高首领，但大汗并不能直接控制某一个小的族群，他需要通过控制某个大的汗，间接控制小的汗，把自己的命令一层层传下去，最后抵达一个具体的族群。
因此，蒙古帝国虽横跨欧亚大陆，但是包含了很多不同的部族，鱼龙混杂，并不是铁板一块。事实上，“大蒙古国”并不是一个部族的称号，而是一个将草原上不同民族、不同语言、不同文化的首脑层联系起来的共同体概念。
蒙古虽然强，但它的政治形态决定了它必然会沦为一个松散的部落联合体。辉煌时期，蒙古之所以团结，是因为成吉思汗时期蒙古帝国不断扩张能给他们带来巨大的利益。一旦帝国无法继续扩张，帝国的中央也就失去了向心力。这就是蒙古帝国的政治秘密。
忽必烈正是看准了这一点，利用了蒙古帝国的这一点特性，将分散的部族势力整合起来，最终完成了人生的逆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