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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33年十月的一天，萧瑟的秋风撕扯着残破的落叶，72岁的太子太保、礼部尚书、文渊阁大学士、天主教徒、上海人徐光启最后看了一眼他深爱的人间，在神父的祷告声中，恋恋不舍地闭上了才华横溢的双目。 在他身后，这片他念念不忘的热土却是被鲜血和炮火灼烧得更热。外有皇太极的铁骑虎视眈眈，内有农民起义军声势浩大，大明王朝风雨飘摇。 在他生命最后的时刻，他是那么忧虑，那么不甘。 历史是公平的。尽管徐光启拼尽全力也未能挽回在十一年后走向灭亡的大明王朝，但他在各个领域杰出的贡献却超越了一朝一姓的更替，永远在人类文明史上熠熠生辉。他翻译的《几何原本》成为了近代数学的奠基，他的故乡因他而改名“徐家汇”，如今养育着百万上海儿女。 我们在教科书上更多地学到他是一位著名的科学家，却往往忘了他是一个国家灭亡前夕的位高权重的士大夫，一个中西文化碰撞初期的虔诚的天主教徒。这三个身份都决定了他是一个有信仰的人。 信仰会使得他的形象、他的人格有迷人的辉光，这是立体而鲜活的徐光启。与在诗文中肆意表达感情的文学家们不同，中国历史上的“理科生”们不仅处于历史传统的边缘，还经常被他们的科学成就掩盖了情感和人格，但实际上他们都是有血有肉、令人感动的个体，是徐光启让我明白了这一点。 我从小生活在徐汇区，小时候住在蒲汇塘路文定路路口，直到现在才知道文定路是因徐光启的谥号命名的。以前也经常去南丹公园玩，里面有徐光启的墓，后来那里改名徐光启公园了。可以说，在徐家汇长大的我对徐光启有很深的感情。 这学期，我选择了徐光启作为我明清大作业的传主，主要搜集他的作品流传与版本、研究情况等资料。这份漫长而甜蜜的折磨最后创造出100多页、6万多字的报告，也让我有幸看见了这样立体而鲜活的他。 感谢苗大王给了我机会来随意地聊聊徐光启和他的作品。我不想写得学术和全面而丧失了感性，我想使用这一份文献学的资料搜寻工作带给我的，零散而琐碎的视角；我想写写与电脑和千古英灵们相伴的漫漫长夜中，那些久久低回的感动。 1600年，39岁的徐光启在南京见到了西洋传教士利玛窦。1604、1604年他赴京考试时又与已经获准在北京传教的利玛窦深入交游，由利玛窦口译，徐光启笔述翻译了古希腊数学家欧几里得的《几何原本》前六卷。 汉译《几何原本》之所以如此著名，在于它的开创意义。它是西方科技进入中国的开创之书。 《四库全书总目提要》评《几何原本》曰：“光启序称其为穷方圆平直之情，尽规矩准绳之用，非虚语也。又案此书为欧罗巴算学专书，且玛窦序云：前作后述，不绝于世。至欧几里得而为是书。盖亦集诸家之成，故自始至终，毫无疵纇，加以光启反复推阐，其文句尤为明显，以是弁冕西术，不为过矣。” 从科学史和中西文化交融的角度说，《几何原本》在中国的翻译是有里程碑意义的。因此，从整理和流传角度就可以看见，《几何原本》是被收入后世数学类丛书或者丛书中的数学编最多的作品之一。 但1610年徐光启敬佩、喜爱的好朋友利玛窦就去世了，甚至因此连《几何原本》都来不及译完（《几何原本》没译完的原因在学术界有多种说法，此为一种）。人生非金石啊，古人在时间这方面的感受一定是更强烈的。 徐光启年老了，他相见恨晚的朋友离开了，他的书没有译完。译书的工作非常艰难，很难有机会再次凑集起那么一屋子优秀的中外学者，但中西文化之间巨大的阻隔依旧像愚公门前的山一样巍峨高大。 我无法想象徐光启想过什么，只看见他继续这一事业，比如和熊三拔翻译了《泰西水法》。直到200年后的1857年，带着遗憾的《几何原本》才等到了李善兰与英国人伟烈亚力。 但《几何原本》需要等的不仅仅是译完它的人。这是一部生来无知己的著作。徐光启在《跋几何原本》里写道：“绩成大业，未知何日？未知何人？书以俟焉。”他没能翻译完《几何原本》，同样也没能看它在轻视科学的中国传统社会中被接受。 朱维铮老师说他最欣赏的徐光启言论是：一是徐光启向利玛窦请求合译《几何原本》时，利玛窦因为难度太大而劝他放弃，他回答，“一物不知，儒者之耻”；二是传统的庙堂“儒学”质疑几何对齐家治国平天下无益时，徐光启说，“不用为用，众用所基”。 他甚至知道《几何原本》在自己在世时是不能被普遍接受的，但他写了更多相关作品（《测量法义》《测量异同》《勾股义》等）。 在这里，科学精神未必不比人文精神动人，徐光启在循环史观统治的旧中国相信人类文明的前进性，他把启蒙和希望的火种留给了遥远的后世。 《徐氏庖言》是徐光启的军事著作。因为他以一介书生言战场之事，自认为越俎代庖，所以起了这个名字。徐光启为何要越俎代庖呢？因为他在世时，战火频仍，大明王朝已经摇摇欲坠。徐光启是进士，是儒家士大夫，他对国家的忧心如焚是不需要别的理由的。 《徐氏庖言》同样命运多舛，因为反清性质在清初被禁毁后，国内已无收藏，幸好在巴黎法国国家图书馆发现了明刻本《徐氏庖言》孤本，徐光启后代徐宗泽将原书拍摄后回归，于1933年据影印件排印，第一次正式在中国出版发行。 很少被提及的是，击伤努尔哈赤并最终要了他的性命、帮助袁崇焕赢得宁远大捷的“红衣大炮”（原名轰夷大炮）是徐光启的手笔。他曾经特意派人去澳门进口西洋大炮，以他钻研科学的热情潜心研究，并培养了炮火专家、明末名将孙元化。 孙元化是徐光启的学生和朋友，因为他的影响加入天主教，也是他用大炮卫国的军事思想的实践者。 在徐光启年过古稀、位极人臣之时，这位他的爱徒和爱国将领被刚愎多疑的崇祯皇帝杀死（有野史说传教士汤若望曾化妆成狱卒为临刑前的孙元化祈祷，这个故事也十分动人）。 徐光启奋力营救未果，在明末长城各处轰然倒塌的现实中，于第二年去世。烽火漫天，明朝忠诚又能干的将军一个接一个地被毁掉，他们的头颅和血肉被遗弃在菜市场和愚民的碗里，他们的骨头被污名掩埋。为了击退敌人而勇于钻研全新的炮火兵器的士大夫徐光启，在生命的暮年看见了这一切，又会作何感想呢？ 《崇祯历书》比较特殊，它其实是集体创作，徐光启担任主编。我认为徐光启本人也许最重视这部著作。因为修历是与国家政治直接相关的重大事件，被任命主持历局是对一个科学家和一个士大夫的肯定和奖赏。 徐光启观测天文兢兢业业，甚至69岁高龄时在观象台跌伤。但在他去世后一年，《崇祯历书》才由他的传教士朋友和中国同僚编完。又因为采用西法的争议而推延不得实施，直到明朝灭亡。 后由传教士汤若望删改后，改名《西洋新法历书》献给顺治帝，成为了被清朝使用的官方历书。后又为了避乾隆皇帝（爱新觉罗·弘历）讳而改名《西洋新法算书》。这就是《崇祯历书》别名众多的由来。 它的流传情况很好，版本很多，但这正是因为徐光启和整个历局的心血为他人做嫁衣裳，它的名称改易也是为了清朝政治服务，无法不显得讽刺和悲哀。 《明史》说徐光启才华横溢、有志报国，只可惜得到高位时已经年老，加之其实当时还有激烈的党争（残破不堪的明王朝居然这种时候还在内斗消耗着），在一个士大夫价值观中最重要的政治上可谓是掣肘重重。他为了救国还有许多“实学”上的实践，比如为了让人们吃饱饭研究农学、水利，但有许多著作都没有在身前整理出来。 在我们的普遍印象中，徐光启一直是一个成就颇丰的科学家，然而我这才体会到，在他自己看来，自己的人生是多么的时不我待、忧虑重重，甚至是走向毁灭和悲剧的。 徐光启去世后，红衣大炮的炮口转向了歌舞升平的江南。《崇祯历书》开启了新王朝的纪年，《徐氏庖言》终被禁毁。 《农政全书》也是一部在徐光启身前未完成刊印的著作。后由与徐光启有师生之谊的明末著名诗人陈子龙整理、刊印，所以有平露堂本。它是徐光启农学知识集大成之作。此书极大，共有六十卷，可见浓缩了徐光启多少的实践和经验。 徐光启是农民的儿子。他对农业的关注是与生俱来、贯穿终生的，与他的功名、官位无关。他曾经在服丧期间引种甘薯到上海，曾告病到天津研究水稻，曾为了发展水利翻译《泰西水法》。没有办法统计他一个人的行为救活了多少百姓。 也许是因为天主教义的关系，他的美德可靠得甚至苛刻。他清廉自守，家无余财，虽然子息孱弱，但终生恪守一夫一妻制。他官高时得到的赏赐不少，多捐给了天主教会，用来救济穷人。 他很朴拙，埋头干实事，救人、爱人，他身上神奇地融合了农民的勤俭和教徒的博爱。 直到民国时期，基督教还因为与中国传统文化的尖锐对立而遭到中国人的排斥，很难想象徐光启是怎样被累积千年的中国传统文化养育，却敞开心胸接受西方文化的。 我只能猜测，他是热爱科学的性子，这种人热爱求索和创新，像没有污点的玻璃窗一样开明。他无私地帮助他的传教士朋友们，同时全力向中国人宣传西方宗教、科技等的事迹，自不必多言。 说起传教士，大概是被徐光启《辩学章疏》等作品感染了，我觉得他们非常伟大。这些传教士都是当时他们祖国最杰出的人才，可他们仅仅为了信仰（这么非物质的东西！）历经千难万险、跨越万里、付出惨痛代价（路上死了好多人）来到中国，只为了传教。他们大量地客死异乡，大量的生命也浪费在极其不便捷的交通上（这种时间和风险与《西游记》的旅途也差不多了吧？）。 他们无偿地为明清的中国带来了书籍、器械、知识。比如利玛窦死后，其他传教士不畏艰险、前赴后继地继承他在中国的传教方法和事业；比如在罗马教会捐助和自己的努力下，汤若望居然远涉重洋为中国带来了传说中的“七千部西书”，而这些书居然没有被翻译几本，就散佚和沉寂了，真是令人痛心万分。 徐光启为了国家拳拳终生的精神与这异曲同工。徐光启的信仰、传教士的信仰，都非常动人。 以前没有成为汉语言文学系的学生的时候，我完全不知道怎么去了解一个古人。因为不清楚资料的来源，只能看一些今人写的也不知道出处的科普，感觉自己与真实的历史存在了很大的隔膜。但现在我有这项技能了，这项大作业也真的让我全方位地了解了徐光启。 我没想到枯燥的资料整理、收集工作确实更能让人贴近历史和人物。我原先以为，阅读传记或者其人的作品才是最好的了解方式，但花了大量时间考证著作版本，搜集论文研究之后，我发现我也对徐光启的一切非常了解了，而且特别地全面，因为很多犄角旮旯里的资料会提供细微而真实的细节。 我觉得文献资料的重要作用是可以从另一个视角来审视历史和它的被接受（不是直接看传记、看内容的视角），而且这个视角非常清晰，既宏观又琐碎。特别是这种如同史海拾贝的琐碎是阅读被规整好的资料所不能得到的，真的可以关注到没人提及的资料。 还有，有时候做着做着就不由自主地“开小差”看起感兴趣的论文来，比如徐家汇的历史、教堂区的形成，这种徐光启相关的边缘知识我都有所涉及，更不用说本人一些不容易被注意的细小的点了。如此鲜活而具体的徐光启就这么被还原在了我的眼前。 有一个下午我整理到一半就很感慨，利玛窦、徐光启、汤若望等等人都在我脑子里了，那么多事情我都知道，但现在他们的痕迹都风流云散，谁又像我一样几天几天地沉浸在里面去感叹他们的努力、失败和不甘呢？ 我也是第一次那么深入那么全面地接触海量的资料。单就是徐光启这么一个人，资料编纂的工作非常大，都是汇集了几代学人的大量精力，并且传承、继承的。我找资料的时候总是反复看到一些熟悉的老先生们，对他们感到敬佩和感动。 论文资料看多了也让我有很多感慨和颠覆观念的地方。以前只知道徐光启和利玛窦和《几何原本》，不知道他官做得那么大，和整个晚明史的关系也非常大。 官能做到这个高度，能带领整个历局编《崇祯历书》，在当时的影响力和名声自不必言了。农业、天文、数学等等学科他都有涉及，更了不起的是他一面做西学方面的“优秀理科生”一面考中了进士，还披挂上阵主持守城，简直是全能型人才。 另外，当我一字一字敲打李杕的《徐文定公集序》时，看见他叙述是怎样从西方人和徐家后裔那里一点一点收集资料，去追索徐光启的历史存在的。李杕不无悲哀地感叹徐光启的遗作亡佚大半：“然延至今日，知公者谁？” 我与李杕同叹的同时，感叹古往今来人类记录这一习惯的伟大，一个人如果活得有价值，就是可以被留存的。身边总有人会记下你。尤其是在中国，我们一直有留存史料的习惯。 这些零零碎碎的感想都印证了苗大王的谆谆教导：文学系才不是只看小说的呢。我们要认认真真读书，勤勤恳恳学文献，才会有所收获。 读完这篇随笔，希望你和我一样喜欢徐光启。他非常的聪明，可是他依旧开明、好学、努力。他是那么热忱。他明知道大明王朝是那么的破烂和腐朽，却仍旧为救国救民奔走号呼。 他那一双农民的儿子的双脚在庙堂、战场、田地上奔跑，他那极度聪明的、中西会通的头脑为国家的一线希望殚精竭虑，他那么宽容、博大、通透的心胸甘愿为人民的未来笼上层层忧虑…… 他让我们看见了一个科学家、一个士大夫、一个天主教徒身上的非常美好的东西，他的时代赋予的悲剧升华了这些东西：尽管科学家的研究只能“书以俟焉”，士大夫保护不了他行将就木的家国，天主教徒看见传教士们死去、西书沉没，但徐光启依旧相信，依旧努力。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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