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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津师范大学 余华是以先锋派作家的姿态出现在中国当代文坛上的，这种先锋性质的写作并不是横空出世，在很大程度上是受到了国外作家的影响。在余华最初的创作中，日本作家川端康成给予他很大的启发，他迷恋于川端康成对于细部的描述，可是此后他又一度陷入困境。在这时余华遇到了卡夫卡，是他将余华从困顿当中解救出来，诚如余华自己说的：“在我即将沦为文学迷信的殉葬品时，卡夫卡在川端康成的屠刀下拯救了我。我把这理解成命运的一次恩赐。”[1]笔者主要从两个方面，一是极简主义的叙事风格，二是真实与异化的写作特点，来探讨一下卡夫卡之于余华的深远影响。
一、极简主义的叙事风格 中国当代作家群里要说在国际上被谈论最多的两位作家，当属莫言和余华，可以说他们两个是较多产生“国际影响”的作家。西方一直强调的是对人性的关注，认为这是文学中最应该具备的特质，而余华很好的做到这一点。 “他通过对历史的’简化’而使'中国人民的经验’世界化了——他把这些本来很'民族化’的经验抽去了其具体的时间和历史背景,并由于背景的抽离而具有了接近于'永恒的形式’的意味,从而将其有效地形式化和’哲学化’了。[2]他把小说的内容以及叙事结构和形式都做了简化，就像是化学实验里的提纯、萃取一样，把文本简化到一种极致，却不简单、肤浅，这让不管是东方人还是西方人都极容易进入文本，而且最终得到一种哲学的启示，就像卡夫卡一样。 细看两个人的文本，你会发现两人似乎都在进行“减法”的活动，就拿《活着》和《城堡》来看，《活着》完全可以概括为，福贵这个赌徒从一个富家子弟、家产万贯的恶少最后输到一无所有、身边的亲人相继离开，直到剩下自己一人的凄惨故事。抽离到中间的生离死别、痛苦难过，最后还原出一个最古老和最朴素的经验原型——一个人输得有多惨，赌博在这里已然超越了道德的范畴，给我们展示了更为深刻的内容。福贵用自己的生命在跟命运顽强地作斗争，从富有到贫穷再到完全剥夺，从小人慢慢成长直至最后的死亡，这是一个由“原罪”到“赎罪”的过程，完全符合西方人的阅读心理。在来看看卡夫卡的《城堡》，故事是更为简单，一个外乡来的土地测量员K受命赴城堡实施工作，不料却受阻于城堡大门外，于是K就同城堡当局不断地就能否进入城堡一直在商讨，来来回回很多次，每次都以失败告终。可是在这极简主义的背后，却潜藏着复杂的深意。城堡里腐朽、颓败的生活就像是那个时代的缩影，每个人都以城堡为敬仰对象，甚至不惜沦为其奴隶而存活。而初来乍到的K却顽强地与命运做着殊死的斗争，但是结果却不尽如人意，让人不禁想起那些希腊的悲剧英雄来，更为不幸的是K永远也无法像英雄们一样高昂着头颅勇敢地走向死亡，而是最终在孤独与寂寞中消磨一生，这不是一个人的脆弱和无助，而是那个时代所赋予人的一种精神气质，是那种巨大的外在力量将人压垮，把梦想碾碎，卡夫卡不乐观却也不悲观，他看到了现实一种，但却没有让自己沉沦于此，而是像一个英雄一样，坚持着自己的尊严、原则、底线，勇敢地与命运做着完美的斗争。
二、真实与异化的写作特点 谈到文学的真实，大家自然而然地就会想到是写作者对世界、生活切实的感悟，但是随着历史境遇、社会环境的改变，文学的真实也发生着巨大的裂变。在卡夫卡看来，生活的本质就是荒诞的，世界本来就是非理性的，小说的任务并不是去描摹那个凌乱、混乱的世界，而是挖掘潜藏于梦幻中的生存真相。细节的真实是卡夫卡被公认的一个叙事特征，但是他却绝不相信那种传统的写实手法，相反他总是将现实极度扭曲、把叙事充挤在想象边缘的幻觉里，使得读者在无限接近现实的一刹那又恍然发觉原来一切只是一场梦，因为他深信，只有人的内心世界才更加接近事实的真相。余华完全认同于卡夫卡对于“真实”概念的理解，就像他自己所说的那样：“到《现实一种》为止，我有关真实的思考只是对常识的怀疑。也就是说，当我不再相信有关现实生活的常识时，这种怀疑便导致我对另一部分真实地重视，从而直接诱发了我有关混乱和暴力的想法。”[3] 两人文学的共同追求都是反叛传统的文学模式，以一种异化的形式和荒诞的主题来表达自己对于真实地理解。在现实里我们绝对想不到人怎么会变成昆虫，但是在卡夫卡的《变形记》里，一切都成为可能，格里高利在不堪现实生活的重负之下，一觉醒来竟就变成了甲壳虫，现实的荒谬并没有让我们啼笑皆非，而是充满着巨大的无奈与心酸，卡夫卡将人异化，揭露了人在资本主义社会下非人的生活状态。在余华的作品里，经常会有血腥、暴力的场面，他一反之前文学世界里的温情脉脉和梨花带雨，而是将暴力最大化。在《一九八六年》里描写了一位热衷于各种刑罚的历史老师在文革中倍受折磨，多年后成了一个疯子后又返回家乡，在春天的街头向人民展示中国历史上得各种刑罚，用锯子割鼻子，用石头砸自己的阳具，余华用疯子的生命为我们呈现历史的真实与不幸，把那些被人们所刻意遗忘的“记忆”又再次唤回。 两人除了在艺术技巧上有相似之处外，在思想观念、审美情趣等方面也有着诸多的共鸣，余华曾说：“在我想象力日渐枯竭的时候，卡夫卡解放了我，卡夫卡让我学到了写作的精髓。”[4]余华在借鉴了卡夫卡的写作风格的同时，又融入自己对于中国现实的认识和理解，成为20世纪80年代”先锋文学”的领军人物，影响了中国当代一个时期的创作风格。
注释： [1]余华：《虚伪作品》，《余华作品集》第二卷，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4年版，第3页。 [2]张清华《文学的减法》，《南方文坛》2002年第4期。 [3]余华《虚伪的作品》，《余华作品集》第二卷，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4年版，第281页。 [4]余华《我能否相信自己》，《余华随笔选》，人民日报出版社,1998年版,第 91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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