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余国良：用最开心的方式放肆地活着

医药魔方 2021-07-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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热爱生活吧，用你觉得最能让你开心的方式放肆地活着，这是基因赋予生命的自由。如果10岁不幼稚，20岁不莽撞，30岁不自负，40岁不自省，50岁不感恩，60岁不天真，这都是对人生的浪费。

——余国良

第一次听到他的名字，是在2020年3月采访三迭纪创始人成森平时。我问她在求学和工作中深受影响的人是谁，她说——

“我的创业导师对我影响很大。作为生物医药圈内声名远扬的连续创业者，余先生从30多岁起就在美国和中国持续不断地创业。他对创业的喜欢发自内心，就好像刚翻过一座山，他就会一刻不停地再去爬另一座山。他一直告诫我要做十年之后大家仍然认为技术先进的项目，不要跟风，要有自己独立的判断力、预见性和前瞻性。用长期目标管理近期业绩是非常重要的战略思路，我也一直以此传递三迭纪的理念。”

当《遇见创新者》第二季系列访谈录定义为“连续创业者”的时候，顾问团——医药魔方创始团队的几位成员都不约而同地写下第一位受访者的名字——余国良。

余国良：生物医药科学家、企业家、投资人、创业导师、公益事业推动者、科普作家，Apollomics董事长兼CEO。复旦大学生物化学学士、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分子生物学博士、哈佛大学医学院博士后。师从2009年获得诺贝尔生理学/医学奖获得者伊丽莎白·布莱克本（Elizabeth Blackburn）教授，并参与发现了端粒酶及作用机制。曾在《Science》《Nature》《Cell》等刊物发表40多篇论文，是400余项国际专利的发明人。他在癌症、心血管代谢疾病、人类基因组、免疫和单克隆抗体多领域的研发和创新中均有重要成果。

他是20余家生物技术和健康产业公司天使投资人，被誉为生物医药圈的“独角兽捕手”。他还担任吴瑞基金会、美国癌症研究基金会、百华协会等多家生物医药行业协会理事，并荣获2019全球浙商金奖、第20届北美华人生物医药协会（CABS）生命科学大奖等殊荣。

第一次微信联络余国良先生时，他刚到旧金山。我并没有意识到旧金山时间是几点，就开始沟通访谈流程等事宜。他对每一条微信都积极回应，并给我发来一张图片，是《遇见创新者》的封面，并说已拜读过我的新书。

后来我才知道，那时是旧金山当地时间凌晨三点，因为时差反应，他刚起床。冒昧地打扰到他，我心里有点抱歉，但同时又有些感动，因为他完全没有因为我的冒昧而有一丝一毫的怠慢。

一周后的视频采访持续了两个多小时，他始终微笑着回答我的各种问题。他在微信朋友圈的签名是“传播快乐”，仅仅两个小时的在线交流也能感受到这一点。

“我看过很多关于您的报道，谈及连续创业，您多次用了'好玩儿’这个词。对您而言，'好玩儿’的含义是什么？”

“'好玩儿’的前提是我很感兴趣，认为能做成，并能达到比较大的社会效益。'好玩儿’已经成了我的口头禅，比如我想去吸引某人一起做事，我就会说这件事很'好玩儿’，希望一起玩儿。一个人的时间精力毕竟有限，如果很多志同道合的人能一起共事就会达到更大的社会效果，那种满足感、幸福感会放大很多倍。”

“您有太多的身份标签，比如科学家、企业家、投资人、创业导师、公益事业推动者、科普作家等等，在这些身份中您最喜欢哪一个？”

“科学家始终是我的本质，因为我一直保持着好奇心、想要探知事情的根本原理，这也是科学家的显著特点。但如果让我定义我自己，其实我是一个生活爱好者。创业者、投资者等等身份标签，都只能代表我做过或者正在做的事情而已。”

「我的导师获得了诺贝尔生理学/医学奖，她感谢我曾在端粒研究中的付出」

1979年，毕业于杭州二中的余国良参加高考，考了全校第二，想当工程师的他报考了浙江大学激光系和复旦大学物理系。结果杭州二中接到复旦大学招生老师的电话，“这个孩子各方面都好，但物理没有考满分，考物理系要求这门科目满分，有没有兴趣改报生物系？”

这个电话，改变了余国良的人生。

从复旦大学生物系毕业后，余国良考入中国科学院上海生物化学研究所读研究生。当时正值改革开放初期，他通过了第三届CUSBEA项目考核，1984年远赴美国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攻读分子生物学博士。

CUSBEA（China–United States Biochemistry Examination and Application，中美生物化学联合招生项目），是我国改革开放后生命科学领域最早的国家公派留学项目。

改革开放初期，我国的科技教育水平和世界先进国家的差距很大，急需利用国外的条件培养科技人才。旅居海外具有较高学术声誉的一些华裔科学家，主动担负起了牵线搭桥的重任。继1979年华裔物理学家、诺贝尔奖获得者李政道教授发起中美物理学联合招生项目CUSPEA后，华裔分子生物学家、美国康乃尔大学教授吴瑞于1981年发起CUSBEA，在中国选拔优秀学生赴美学习生物化学和分子生物学研究生课程，直至1989年项目结束的八年间，共招收422名中国学生赴美学习。

读博期间，余国良师从Elizabeth Blackburn教授。25年后，诺贝尔生理学/医学奖颁布，余国良的导师Blackburn及师姐Carol Greider等3位美国科学家因为发现端粒和端粒酶保护染色体的机理同获此殊荣。当年余国良也是研究团队成员之一，他和导师发表在Nature的论文“在端粒序列和四膜虫端粒酶RNA的突变引起体内衰老改变”被Blackburn视为一生“最得意之作”。

上图：2021年7月25日，余国良与导师Elizabeth Blackburn在他的美国家中畅谈

1990年获得博士学位后，余国良对没有免疫系统和自由活动能力的植物如何抵御外来侵害产生了兴趣。他进入哈佛医学院做博士后，师从Frederick Ausubel教授，专注于植物抗病基因的研究，并发现了第一个植物抗病基因。

「进入人类基因科学公司，弃学从商是我的第二次转折」

博士后研究期间，余国良在业余时间喜欢泡在学术沙龙里发表奇谈怪论。有一天哈佛著名的教授William Haseltine找到他说，基因革命即将到来，历史只会发生一次，问他是否愿意一起开创基因事业。

“我是个被动的人，在哈佛很少有名教授把学生请到家里聊天。Haseltine是哈佛最有演讲天分的学者，如果一群投资人听他演讲，3分钟后就会往他的项目里扔钱，我自然被他说服了。”

1992年，美国国会批准可进行人类基因组学研究。William Haseltine辞去了哈佛教授一职，在美国国家健康研究院（NIH）附近创建了美国人类基因科学公司（Human Genome Science Inc，简称HGS）,这是历史上第一家从事人类基因组测序的公司。

余国良是被说服加入HGS的八位来自中国的博士后之一，从此，他跨入了工业界和生物界。进入HGS后，余国良负责肿瘤坏死家族相关的基因研究，巧合的是，他发现与自己英文名缩写相同的“GLY”序列在基因中反复出现，由此他发现了与免疫有关的药物靶标Blys。

多年后的2011年，以Blys为靶点开发的治疗系统性红斑狼疮的抗体药物Benlysta面世后，HGS市值在三个星期内由几千万暴涨至30亿美金。人类基因组学研究也因成功发现几十个与疾病相关联的药物靶标后成了大热门，一度成为资本市场的神话。

在HGS五年多的研究岁月，余国良也意识到基因研究与临床应用之间距离遥远。这时，他的另一位哈佛博士后导师、孟德尔生物技术公司发起人Frederick Ausubel教授，深知他在植物基因学、人类基因组学的研究背景和经历，邀请他出任孟德尔公司资深研发副总裁，领导60余位学者组成的科研团队。

1998年，余国良接受聘请，举家迁往硅谷。三年后，他领导的团队在Science杂志上发表了全套植物转录因子基因。36岁的余国良这时已在Nature、Science、Cell等期刊上发表论文30余篇，名下的国际专利达120余项。

2001年，人类基因组序列草图公布，预示着人类正走向后基因组时代和蛋白组时代。余国良也把目光投向蛋白的研究，因为抗体蛋白是解决从基因研究到临床应用的途径之一。

“如果留在孟德尔，我可以继续拥有丰厚的物质待遇。但那时我觉得好像时代在召唤，我该跳到海里去了，就萌生了创业之心。”

「在阴暗狭小的实验室里激情高涨，那种感觉就叫'硅谷创业’」

在一次国际会议上，余国良听到加州大学Robert Pytela博士有关兔单克隆抗体技术的报告。当时他正在寻找一种廉价、高效、能高通量生产抗体的方法。与当时普遍采用的鼠克隆抗体技术相比，兔单克隆抗体的专一性、亲和性均优于前者，他就有了创建兔克隆抗体技术公司的冲动。

他的想法与Pytela博士及另外两位研究伙伴朱伟民、张东晓不谋而合。随后四人纷纷辞职，一起创建了生物技术公司Epitomics。

创业难，余国良也不例外。Epitomics创建仅仅一星期，“9.11”事件发生了。

兔克隆抗体技术专利属于芝加哥Loyola大学，想要长期开发这项技术就需要获得独家专利权。购买独家专利权需要500万美元，对于刚刚创建就赶上“9.11”的Epitomics而言，融资极其艰难。余国良抵押了自己家的房子，贷到5万美金。

“我的做法感动了老外，他们从来没听说过有人会抵押房子购买知识产权。可5万美金还是太少，怎么办？很多困难貌似很难解决，这500万美金的专利权可能会让很多人知难而退。最后，对方建议我先用5万美元购买半年专利权，我因此走出了重要一步。”

半年后，筹措资金依然困难，余国良最终说服对方以100万美元获得独家专利权。“其实100万美元我也无法一次付清，后来是分3-5年支付的。在那几年中，用这项技术平台做业务，公司开始融资，也开始成长。”

创业之难还不仅仅如此，虽然回头看时，都已成为笑谈。

“我们当时租了一个特别破的实验室，又阴暗又小。新家总归要打扮一下，我们四人分工，我负责刷墙，我们的首席科学家、加州大学教授负责铺地砖......过了一段时间，一帮西装革履的投资人敲门说找CEO，当时我正拿着工具修马桶，我说我就是。那时工作和生活中遇到的所有问题都要自己解决，虽然很繁琐，但我们激情高涨，那种感觉就叫'硅谷创业’。”

鉴于迫切需要收入，余国良把向生物制药公司提供技术服务和许可作为Epitomics发展的第一步，同年底即获得20万美元服务费。随后与几十家公司合作，Epitomics在业界逐渐有了知名度。

「我内心一直有回国的情结」

Epitomics创建一年多后，2002年，余国良在杭州成立了全资子公司——宜康生物技术有限公司，开始拓展中国及亚洲市场。

“我内心一直有回国的情结，当我提出要到杭州建分公司时，投资人和董事会成员都觉得在美国的公司还没强大怎么能到异国他乡搞分公司？他们都不是从祖国大陆出去的，不太能理解我的内心。我说服他们的理由是：中国的劳动力便宜，可以在短期内培训很多科学家和技术人员，以最快的速度做抗体。”

余国良托人找到了杭州二中所在上城区科技局局长，问能否提供一个实验室。“我们原本素不相识，但他居然花费60万元真的给我提供了一个实验室，我感激得不得了，回国后就拼命做实验。”

余国良的战略是“bio-better”，Epitomics开发的每一个试剂产品都参照世界最高的质量标准。2008年初Epitomics开始盈利，2009年发展到200多名科技人员，市值达到上亿美元。2011年，Epitomics将分拆后的试剂业务以1.7亿美元出售给英国上市公司Abcam，这一价格是当年公司销售额的7倍多。分拆后的Apexigen公司则专注于新药研发。

余国良因此实现了财务自由。

「如果我成功了，一定要像我的创业导师那样去带动更多人成功」

“Epitomics经历了从无到有的成长过程，7年后，当我看到创业成功的曙光后心里就有了数，后面只是规模大小的问题。受我的创业导师影响，从那时起，我就开始扶持新的创业者。”

余国良谈及的创业导师，正是他在Epitomics创建半年后筹措100万美元时求助的朋友、后来成为Epitomics天使投资人的方瑞贤。方瑞贤比余国良年长十几岁，1984年在美国创办了分子生物公司Clontech，十五年后以2亿美元出售给美国BD公司。之后，方瑞贤创立恒信创投（Kenson Ventures）从事天使投资。

“他创业成功赚了很多钱后，朋友们都去庆祝，当时有人说'now you can live like a king’,他却说'I don't want to be a king, but I want to become a king maker’。这句话在我脑海里根深蒂固，如果我成功了也一定要像他那样去带动别人成功。”

余国良前前前后后投了二三十个创业公司，成功的占多数。

“通常是科学家有一项技术，我出于对科技的热爱就会帮他们去完善，他们需要我的帮助我才去投资。如果能充分利用好我的资源，就会为成功铺垫道路，做事也会顺畅。年轻的创业者，有的可教，有的就很难。其实我的帮助并不意味着他们也有完善的能力，我在认知上的这个误区也往往会把自己装在别人的盒子里。这也导致我现在不敢再接受新的项目，因为名声在外，很多人来找我帮助他们，但精力有限，哪怕看好的项目也不能再深度参与。但可以免费咨询我，我还管饭”。

「我想挑战自己的能力，挽救一艘快要沉的船」

2013年，余国良被“四顾茅庐”后，决定接手一艘“快要沉的船”——中美冠科。

中美冠科生物技术公司作为一家CRO，主要提供肿瘤、心血管、代谢疾病领域体内体外的药物筛选、药效、代谢等研究服务，每年亏损1000多万美元。中美冠科的董事长非常了解余国良的职业经历，四次恳请他“出山”。

余国良去征求创业导师方瑞贤的意见，被劝阻，理由是“已经创业成功，没必要再经历失败而'晚节不保’”。

“但我还是想挑战自己的能力。后来很多人问我怎么把中美冠科救回来的，其实很重要的一点就是专注做好一件事。按照我的理念，把专注的领域细分再细分，让所有参与者的思维、能力都聚焦到一件事上，尽全力在一定时间内成为某细分领域的老大。”

余国良认为中美冠科的症结在于业务定位不清晰，没有形成合力。另外，“生物技术产业最赚钱的是做药品，而中美冠科60多位留美博士却选择了做CRO,这就是让天才去干了农民工的活儿”。

最终他决定聚焦肿瘤药效研究，原来250人的团队中有超过200人不得不换岗或离开。

三年后，中美冠科又发展成为600多人的大团队，从每年亏损到实现利润1000多万美元，如愿成为抗肿瘤药效领域的佼佼者。2017年，日本JSR株式会社以4亿美元收购中美冠科100%的股份，是当时中美冠科在台湾股市市值的2倍多。

“但中美冠科作为CRO公司，因为商业模式的原因无法在新药研发上走得更深，所以并购前我做了业务上的拆分，新药研发延续到在美国设立的另一家公司CBT Pharmaceuticals。”

「Apollomics是为了治病救人而存在，不是为了赚钱」

2018年，CBT国内团队在杭州成立，即浙江冠科美博生物科技有限公司。2019年初，CBT更名为Apollomics。

Apollo是古希腊神话中象征光明、预言、音乐和医药之神，Omics通常是基因组学、蛋白组学、代谢组学等学术术语的后缀。Apollomics取意“众神聚集”,契合了公司的使命——成为抗肿瘤新药开发的全球领导者。

余国良也因此再一次躬身入局，成为Apollomics创始人、董事长兼CEO。

“Apollomics的发展方向，我一直强调'我们是为了治病救人而存在，不是为了赚钱”，所以策略定位很简单，就是开动脑筋、用各种各样聪明的方法，最有效地去攻克癌症。癌症属于异质性疾病，很多因素都会导致癌症的进展和耐药，所以抗癌是一场持久战。想要消除肿瘤，就要借助于不同靶点、活性或机制的药物联用，最大程度地改善治疗效果。”

Apollomics官网上写着四类核心产品将引领下一代全瘤种解决方案：肿瘤抑制剂、肿瘤药物增敏剂、多功能蛋白药物、肿瘤联合疗法。所以Apollomics研发策略是小分子、大分子一起做，适时开展联合治疗, 并采用双向创新驱动策略，即把中国的创新带到世界，把美国的创新带到中国。

目前，Apollomics储备了不同开发阶段的10款产品，分属于三大类型：

1）肿瘤抑制剂4个，即靶向治疗药物。导致癌症的多种信号通路的抑制剂包括cMet, Wnt/beta-Catenin, Pan-erbB及多种激酶的信号。领衔的是APL-101，这个在中国自主研发的高活性、能通过血脑屏障的cMet抑制剂，目前正在13个国家和地区的100多个临床中心开展II期临床试验。

2）抗肿瘤促进药2个，即从美国引进、全球独有的E-selectin抑制剂APL-106和活性更强的二代产品APL-108。这类药本身不抗癌，但和其他抗癌药联用时能增加抗癌效果并减少副作用。APL-106在美国已进入III期临床试验，在中国也即将开展III期临床试验。

3）大分子免疫肿瘤药物4个。除了PD1和PD-L1之外，Apollomics从牛津大学引进一种靶向及主动免疫的癌症疫苗。另外一个自主创新的CD40激活性抗体/PDL1抑制性抗体组成的双抗，旨在精准地在肿瘤微环境内激活免疫细胞。

“我们探索产品之间的协同效应，发现并与创新的欧美科研成果合作，把自主研发和商务引进相结合，用'中国速度’推进临床，期待能在3年后从临床阶段进入商业化阶段。”

在生物技术行业，“中国速度”体现得非常明显。以Apollomics的APL-106项目为例，IND审批和突破性疗法的认定都发生在2020这一年。国外Ⅲ期临床实验还在进行的同时，国家CDE批准了I期桥接试验和Ⅲ期临床试验，与国际同步，也是CDE的一次突破。

目前，Apollomics已完成多轮融资，合计融资规模超2.3亿美元，包括A轮获得奥博资本的980万美元融资，安博资本、招银国际、中南创投等投资的1亿美元B轮融资，以及平安集团旗下平安资本的1.24亿美元C轮融资。

“最近几年生物技术行业募到的资金是历史上最多的。除了融资、临床实验等阶段性目标，真正长远的目标应该是有足够的创新、去满足未被满足的临床需求。只有找到真正的需求，做得与众不同，才可能走出自己的精彩。”

「健新原力和药源新地可以成为'百年老店’，我们的余生可以在这片热土上继续发光发热」

正如三迭纪创始人所言，余国良对创业的喜欢发自内心，就像刚翻过一座山，他又会一刻不停地去爬另一座山。事实上，Apollomics这座山的翻越途中，极目远眺，余国良已经在准备翻越另外两座高山了。

健新原力（Innoforce）创建于2018年，位于杭州临空经济示范区，是杭州湾生物科技谷核心企业。健新原力已建立全球产品开发和生物医药制造能力，拥有国际GMP标准的单克隆抗体、重组蛋白、质粒DNA、病毒载体、细胞和基因治疗制造工厂和生物工艺开发实验室，以促进创新药物的开发和商业化，并为合作伙伴提供研发和制造能力、风险管理专业知识、产品开发指导和股权投资。

“健新原力有比较创新的商业模式。今年初麦肯锡出了一篇文章就讲到它，最近美国也有一家公司采用类似的商业模式并受到投资界的热捧，三年前我们创建时这种模式还不存在。”

在创业过程中，余国良深刻体会到成长型公司缺乏什么。比如大分子的生产就是一项重资产、高要求的需求，如果能让创新公司没有后顾之忧地应用，就会帮助他们快速成长，或者免去很多不必要的周折。

“有人把它叫'孵化器’或'加速器’，我们的理念是先把它建好，有需求的创新公司就会来跟我们一起创造更大的价值，用政府的话叫'筑巢引凤’”。

健新原力如何成功？如果仅仅作为服务方是不够的，科研背景的创新公司需要资金、申报、临床实验等等帮助，如果健新原力能帮助他们，就可以在创新公司里有一定的地位，比如通过服务换取一定的股权。所以健新原力真正的成功，就是在这块土地上抚育出几十个、上百个成功的创新企业。

“健新原力已经走上正轨，我突然觉得不对了，因为健新原力做的是后期，而很多创新公司还需要抗体、药效评价、安全评价、临床前申报等等很前期的需求，所以我又创建了一家公司叫药源新地（Innoland）。”

2021年3月，苏州药源新地生物科技有限公司成立，将专注于临床前毒理和药理CRO服务，致力于引领心血管、糖尿病、慢性肝病等全球性公共健康问题的临床前药效评价，助力新药研发企业走向临床。

药源新地与健新原力一河之隔，那条河叫“先锋河”，河上有一座“创新桥”，正好连接着两个服务于创新者的企业。

“我从哈佛医学院做完博士后的第一份工作是在HGS，当年10位同事现在也来杭州跟我一起创业，其中还有两个外国人。这样的热土能够吸引到二十年前在美国的老同事，足以令人兴奋。虽然还不能说它们是我的收官之作，但也许我这辈子会以它们为终点,因为它们可以做成'百年老店’。我们赶上一个好时代，政府也在努力推动整个产业的发展，我们的余生可以继续在这里发光发热。”

「做公益是为了我们的国家、社会甚至人类的未来更美好」

做公益是余国良身上的另一个重要标签，尽管这个标签不像他在医药行业内的光环那么耀眼。

2021年5月21日，余国良在朋友圈分享了他在贵州兴义的一组照片，那是“百华协会”携手“担当者行动”教育基金会组织的第18次到边远地区为乡村小学送图书活动。这个名为'班班都有图书角’的活动，目标是让边远地区的孩子们能像城里孩子一样读到课外书。

“这些书都是教育专家选出来的，我们负责捐钱去建图书角。至今不到5年时间，已捐款大约1500万人民币，资助了云南腾冲、四川雅安的所有小学，马上要完成甘肃平凉的小学覆盖，最近还进驻了贵州兴义，所进驻地区的几万所小学、几十万个班级里都会配有70本课外书的图书架。一个小学生从入学到毕业能读到400多本课外书，我觉得意义非凡。”

谈起公益，余国良滔滔不绝，甚至细致到小学生如何借阅、何时归还、如何培训老师导读等等细节。

实际上，他主导及参与的公益项目几乎覆盖了孩子从出生到读博士的每一个成长阶段。比如围绕贫困地区0-3岁幼儿的营养和智力开发，他给斯坦福的教授提供研究基金，目的是通过科学研究结果影响到各级政府真正重视并落实改善现状。

“针对初中阶段的孩子，我们在云南等地区做了夏令营，已招收近2万个孩子。因为我国高中不是义务制，很多偏远贫困家庭的孩子因为经济原因不得不辍学。我们给这些孩子提供高中学杂费资助，目前已资助上百人，其中一半的孩子上了大学。像我这样的海归博士们每年至少花10天时间去做教师，我夫人更积极，每年会有一两个月时间在那边。”

余国良的夫人卫颖飞，毕业于北京大学生物化学系，经CUSBEA项目赴美留学前与余国良相识，赴美后获加州大学戴维斯（UC Davis）生物化学博士学位，并在哈佛大学公共卫生学院从事博士后研究。1993年与余国良同时加盟HGS，成为HGS首批科学家。近年来，成为边远地区儿童和青少年教育的积极倡导者和参与者。

“我们每次去夏令营，总能碰上回乡做分享的孩子。他们中有的是乡长，有的是律师、医生，原来都家徒四壁，现在有了钱，带我们去看他们为父母买的新房子。他们的人生由此改变，我想这就是做公益的意义吧。”

上世纪八十年代，分子生物学家吴瑞发起的CUSBEA项目改变了400余名中国学生的命运，也影响了中国生物技术行业。吴瑞先生去世后，2009年，余国良等当年受益于CUSBEA的学生以吴瑞先生的名义设立了“吴瑞奖”，每年挑选国内在读博士生10人，支持并帮助他们与当今成功的科学家建立沟通渠道。至今12年间，120位获奖人中已经有半数成为博士生导师，他们自称“吴瑞青年”。

“吴瑞青年”每年都有聚会，会上讨论他们的课题和规划。今年的聚会上，余国良说要做一个天使基金，专门用来支持和推动科技转化。如果成功就进入项目成果分享机制，如果不成功就算做一次尝试。

“我人生中最艰难的一次决定就是从科学研究转到产业界，但我从未后悔过这个决定。我年轻时在世界上最顶尖的杂志里发表论文，接受过科学研究的挑战。再后来我有过400多项发明专利，其中一些转化成产品后，确实在临床上能治病救人，这是我的满足感和幸福感的来源。我国提倡创新，但实际上大多数还在模仿。真正支持早期科学发现的资源并不多，我想为年轻的科学家们创造更多机会。”

宁静：我注意到您做过的两家公司Epitomics和中美冠科都在被并购前做了拆分，CRO业务被出售而新药研发延续到新公司。我去年采访过百奥赛图创始人沈月雷，当时也谈及类似的问题，CRO服务和做新药研发之间是否存在矛盾冲突？CRO公司是否适合发展成为制药公司？

余国良：公司业务从CRO到新药研发我经历了两次，确实都在卖掉前做了分拆剥离。Epitomics早期设立了新药研发部，但需要投入的成本太高，考虑到盈利能力不得不撤销。2008年盈利之后，新药研发得以重启，但直到分拆出Apexigen这家公司后新药研发才走上了正轨。中美冠科也是如此，CRO业务被出售，新药研发延续到Apollomics。

我做事有两个考虑因素。首先，我对自己有一个要求：做任何事都要与众不同，如果相同就要做到最好。以中美冠科为例，当时很多东西做得并不是最好的，那就不如不做。

中美冠科作为CRO，当时有人提出要超越药明康德，我并不认同，这是因为第二个考虑因素：识时务者为俊杰。药明康德的基因是化学，当时的利润比中美冠科的销售额大好多倍，他们可以不断投入扩大市场、优化系统。而中美冠科的研发人员几乎全是生物学家，与药明康德根本不在一个细分领域。中美冠科需要发挥在生物领域的强项，所以我决定做PDX人源化小鼠，每年投入1000万美元。如果没有这个胆略、魄力和眼光，很难走出来。

但机会与环境相关性也很大。十年前做CRO多一些，做新药研发的很少。反思过去，如果当时我把中美冠科定位于新药研发，也许现在已经成为一个BIG PHARMA了。同理，如果Apollomics从中美冠科早分拆出来三年，现在应该已经有产品获批了。

我个人认为CRO与做新药在一起，即使没有业务冲突也做不成。为什么？因为二者拥有完全不同的基因，CRO服务产生营收和投入做新药研发是不可调和的两件事。当碰到困难时，人通常会选择获取看得见的利益，做新药这种相对难的事注定被放弃，这就是人性。所以，CRO与做新药研发只有拆分成两家公司才可能做成功。

宁静：多年前您已经很成功，激励您连续创业的动力是什么？

余国良：我喜欢新的挑战，幸运的是每一次都有惊无险。我也比较擅长整合资源，能吸引一群能干的人一起做事。我参与过很多药物的研发，但还没有亲自领导过一个公司完整地做创新药。

再创建Apollomics后，从建团队、融资、立项、临床实验，以后再做到商业化，这个过程的吸引力是我现在创业的动力。但真正激励我连续创业的动力还是要回到初心和医药行业的本质——做患者用得到的好药、解除病人痛苦、拯救生命。

一个药物从研发到上市要经历马拉松式的漫长过程。以GSK旗下用于治疗系统性红斑狼疮（SLE）的贝利木单抗（Benlysta）为例,它的作用靶点是BLyS（Blymphocyte stimulator），这是我1996年在HGS工作期间的发现，后续又发现BLyS可以作为自身免疫病如RA、SLE的潜在治疗靶点。2003年HGS与Cambridge Antibody Technique合作筛选获得了候选抗体lymphoStat-B；2006年GSK协助HGS完成Benlysta的III期临床研究；2011年FDA正式批准Benlysta用于治疗SLE；2012年GSK收购HGS；2019年NMPA批准Benlysta在中国上市。

虽然这个药成功上市后我并不能获得丰厚的商业回报，但参与其中并有所贡献的成就感和满足感非常强烈。

宁静：都说创业“九死一生”，而您连续创业并屡获成功，秘诀在哪里？

余国良：我没有秘诀，但有一个理念：任何一项事业都是大家的而不是个人的，所以做任何一个公司，我都希望把股份分给大家。

初创Epitomics时我们四位创始人平均分配股份，后来董事会认为我的贡献最大，就多拿到一点。现在Apollomics正在准备上市，起初我只有约10%的股份，公司希望我的股份再多一点否则会被质疑CEO贡献不够。

我个人不愿意多拿股份，是因为希望有更多人愿意跟我一起做事。我希望能把事业放大很多倍，那就需要跟大家分享利益。

你也可以说我比较佛系。很多年前我挣的钱已经一辈子都花不完，获取更多利益又有什么意义？到这个世上走一遭，我的最大愿望是对社会创造价值、贡献最大化。每个人都有自己的路径，我希望用自己的方式回馈社会。

宁静：您投资过二三十个项目，分布在不同的细分领域。以三迭纪为例，3D打印用于制药是颠覆性的，对您而言也是陌生的领域。您基于什么逻辑判断它值得投资并可能成为未来的独角兽？

余国良：在我投资的几十个项目中，很多都具有前瞻性。比如，我在十多年前作为天使投资人所投的第一家公司——美国应用干细胞公司（Applied Stem Cell，ASC)，现在已经是一家成熟公司了，最近基因治疗的一个项目获得了美国 FDA临床批准。我还投过纳米颗粒等当时很前沿的项目，我从不认为我在科学或技术上是最顶尖的，但我的视野很广，前瞻性也比较强。

三迭纪创始人成森平回国前我们就是朋友，大家经常在一起聊天。我觉得她做事非常到位，能够成为比较成功的创业领袖。

投资三迭纪，我的心态并不是投资后我能赚多少钱，而是倒过来的：如果三迭纪拿到我的投资，我能帮他们做什么？三迭纪的技术来自于美国太平洋大学药学院副院长李霄凌，我们也是很好的朋友，所以我了解这个技术。三迭纪今天的商业模式有我的引导，知识产权的布局也有我的参与。成森平执行力非常强，我有想法她就能够变成现实，这是绝配。

宁静：您刚才谈及投资需要有前瞻性，业内很多人称您是“独角兽捕手”，这是怎么练就的？

余国良：归根结底还是要回到初心，做出对社会有价值的事，在生物医药行业里就是治病救人。无论是帮助医生更好地诊断疾病根源还是通过治疗方法减缓病人的痛苦，目的非常明确。

在这样一个大前提下，如果你想做一个公司，首先要想想能做多大？我做的所有事情都是我认为能做得很大的事业，对小打小闹我没兴趣，否则怎么可能成为独角兽？

其次，大梦想都来自点点滴滴的小成功，我经常跟大家说，小成功比大梦想更重要。有的人喜欢夸夸其谈，今天有个主意，明天又换一个，我特别讨厌整天换主意的人，只有先把一件事做成了，才可能再做下一个。

我投的项目并不是每一个都会成为独角兽，但还是蛮幸运的，目前看来至少1/3会成为独角兽，现在准独角兽大概有10个，已经逐渐显露出来。

宁静：去年三迭纪创始人的访谈录发布后，我看到您有一个评价说她“比较乖”，这个词也许有开玩笑的成分。您作为创业导师，如果与创业者有分歧，您会怎么处理？

余国良：我会让他自己去体会，这就跟养孩子一样，有时候他就是会跌倒。举个例子，我的两个儿子特别爱做吃的，小时候他们总是把厨房弄得一塌糊涂，奶奶经常会说这个这么做、那个那么做，我就说不要管，大道理讲完了需要他们自己去琢磨。

一个成功的创业者，不能事无巨细地去教，如果需要提建议，我通常会说“如果我是你，我会这样去干”。其实每个人都是独特的，我不认为我一定能比他们成功，我要给他们机会让他们比我更成功，这就是我的理念。

三迭纪的成森平沟通能力很强。每次见面，我提出的一些想法和希望都远远超出她的期望值，比如融资估值，我每次都把她的估值拔高50%，但她每次都能做到，这就是默契。我的有些学生表面上听懂了，最后在执行上会打折扣。作为老师，如果一个学生执行时从来不打折扣，是不是会很满意？

宁静：作为投资人，您更喜欢具有哪些特质的创业者？

余国良：很重要的一点是能够吸引别人跟他一起干。那些不成功的或者成长非常慢的CEO们，毛病在哪里？不是因为他们科学或技术不行，也不是他们不够努力，而是因为他们团队建设能力太差。

团队建设能力说白了就是人格魅力。作为CEO，要有能力吸引到各方面的人才，甚至比自己还厉害的人一起共事。因为不是所有的技术都优秀，也并不是所有的产品都能成功，但只要有一帮能干的人在一起，没有的东西也能折腾出来。

比如，健新原力吸引了一大批老同事回国加盟，这些人是CEO李玉玲吸引回来的。李博士曾任AstraZeneca（阿斯利康）旗下美国生物制药公司MedImmune的科技和工艺研发主任，以及HGS（现为GSK）的资深主任。她曾获得过医疗行业女企业家协会新星奖，曾担任美国华人生物医药科技协会（CBA）2007‐2008的会长，也是美华生物医药联盟（All‐CABPA）的发起人和创任会长之一。她不仅仅是一位经验丰富的企业管理者，更是具有人格魅力的人。

宁静：我读过您写的书《大健康通识课》，写作很耗时间，您为什么花时间写这样一本科普书？如果有时间，您最想写什么？

余国良: 《大健康通识课》比我想象的受欢迎，我希望通过自己多年来的学术研究和实践经历，为读者提供科学而理性的指引，让大家更好地呵护和管理自己的健康、有强健的心灵和体魄，去应对人生旅程中的风雨和挑战。我觉得自己又能多做一点有意义的事。

也有很多人建议我写创业自传，我的创业导师也说过，随着年龄越来越大，很多认知可能会变，记忆也会丢失，有些东西就不那么完整了。但我觉得自己怎么样并不那么重要，网上已经有很多关于我的采访和报道，我也就没有必要再自己写了。

关于我的创业故事还出版过三本书。《成功无规律》（红旗出版社），讲的是从杭州二中走向世界的27位校友成长与成功的故事。《独角兽捕手》（浙江大学出版社），收录了杭州创投界极有号召力和代表性的15位创投人，旨在通过这些故事描绘杭州“双创”热潮下投资人的经验和思考。《改写生命密码》是在台湾出版的一本访谈录，辑录了12位具有“拓荒传奇”的生物科技精英。

其实，我还写过武侠小说，我是金庸的忠实粉丝，研究生期间读完了全套金庸小说。2020年新冠疫情期间，我的武侠故事以疫情为背景，人物都是百华协会（The BayHelix Group）的成员，施晨阳、杨青、王健等人都化作江湖人物，已经写了十几回，在微信朋友圈里发过，很好玩儿。如果有时间，我想至少得写完一本武侠小说吧。（笑）

宁静：您在微信朋友圈的签名是“传播快乐”。我告诉一位投资界的好友要采访您，他说您是一个非常有趣的人。您是天生的“乐天派”还是因为想要“传播快乐”而变得有趣？

余国良：我觉得是修炼出来的。当你给别人阳光的时候，阳光也就照耀到自己了。现在我每天都怀着特别感恩的心情活着，我能走到现在就觉得自己很幸运，我发自内心想把快乐分享给大家。

好玩儿和有趣也会感染到周围那些正处于糟糕境地的人，让他们用比较积极的方法去面对困境。当年在中美冠科，我上任重组后70%的员工都要转型，中间难免会有不愉快的事，但我一直坚持传播快乐。现在已过去多年，尽管因为转型大家遍布世界各地，但还都相互帮衬，所以我觉得把快乐传给别人，快乐还会返回来。

朋友们跟我在一起很开心，讲得土一点，好吃的好玩儿的不会缺，思想碰撞也不少，也正因如此干成了不少事。

宁静：您有没有感觉特别遗憾的事？还有什么愿望有待实现？

余国良：你是想问我有没有吃过后悔药吧？现在我有点后悔是不是应该继续做CEO。有时我在想，年纪一大把了还做什么CEO？好玩儿的事情太多了！但正好有些事情还没有理顺，还需要我。

如果一定要谈一点遗憾，还真有一件事。我在微信上即兴写过很多诗，估计有上千首，七律五言都有，有些是我很得意的作品，但是我把它们弄丢了，找不回来了。当时如果自律一点，写在本子上或记在电脑里就好了，这事真有点遗憾。

关于愿望，讲一件有趣的事。我这人特好奇，每次看到庙就要进去烧个香，人家说烧香的时候总得许个愿吧？你猜我许了什么愿？我的愿望是——希望这个世界更美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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