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梁枫 写诗的人，是天下最勇敢的一群人，因为诗本质上是一种“袒露”的艺术。在纷繁的隐喻、意象、修辞和叙述之下，总能触摸得到诗人自己那一颗怦然跳动的心，散发着来自肺腑的温热腥气，与这世界声气相求，歌呼唱和。这唱和中有温柔绵密的争取，有深远艰涩的求索，也有向隅难言的忧愤，和贯穿生命的漫长告别。一切谎言、伪装、夸张和矫饰，都不得入侵诗歌的领地。诗因此成为一门天真而深刻的技艺，非赤子之心不能得，非沧桑之后不能语。血肉之躯于常人则为铠甲，求其愈钝；于诗人则为“经世”之感应器，每个毛孔都保持着打开的姿态，风霜可染，雨雪可侵，诗人有的是赤膊上阵，照单全收的一腔孤勇。 写诗的人，也是天下最严厉的一群人，因为诗同样是一门“剔除”的艺术。惯性的说辞、俗套的传播以及时髦的翻译体总在无孔不入地渗透我们的写作。我常常想，汉语诗人要对“欧式絮叨体”、“维多利亚式泛滥抒情”保持足够的警觉。一首诗中，总有要上下打通的七寸要害、隐秘机关，但在飞起临门一脚之前，诗人却不得不踩在日常语言的沉渣碎屑上。在双脚和大地之间，永远横亘着这一层令人心碎的隔断，稍有懈怠或不慎，就难免脚底打滑，力道尽失。日常语言的松散琐碎、油腻绵软、似是而非，构成了“诗奔向诗“途中的路障。只有奋力拨开表层枝叶，甚至剪除一切“可有可无”之物，才能让深处那洁净清白、说一不二的语言之骨得见天日。 写诗的人，又是天下最“博爱“的一群人，因为诗终究要吞吐天地灵气，吸纳四方滋养，才能长出一身丰腴骨肉。好诗有缤纷的内里，每剥开一层有一层的惊艳，每剥开一层也有一层的悲悯。诗人之眼总能穿透寻常物事，见其体内被凝固、被封锁的灵魂，有与人同样的挣脱、袒露、长歌当哭的欲念。诗中的主体与客体，“言志“与”格物“之间无需清晰的界限，反而在彼此关照中更见天地与众生。正因为有对寻常事物的体恤，太阳底下才能日日有新事，诗人笔下才能时时有新意。这诗意冲破形形色色的躯壳，在每一个出其不意的瞬间撞击人心。 本时代的汉语诗歌，在我个人有限的阅读经验中，似乎比同时期的英美诗歌更显深刻和凝练。过去的二十年里，在一个相对更为开放和平稳的生存环境中，汉语诗人们得以有更多静观、反思、选择和中外交流的机会。我希望，汉诗外译能迎来一次八仙过海的大繁荣。而译诗，是一种“再造“。脱胎于唐诗宋词的汉诗语言，天然具备更高的密度，更为精炼，更为紧衬。中式审美讲究字字珠玑，饱满圆润，如落玉盘。相比之下，英文以逻辑清晰为本源和要务，凡修饰限制、主从归属、转折连接处，多半要交代清楚，含糊不得。如何让译诗“绷紧”，此为挑战之一。其次，中文有抑扬顿挫，高低起伏，英文有唇齿并用，长短音交织，重音错落有致，元音辅音开阖自如，别有一番缠绵不尽之意味。如何借鉴，此为挑战之二。此外，东方审美含蓄细腻、静水深流的特质，再加上好诗特有的氤氲缭绕，无形可依、却又无孔不入的力量，要求译文从技术层面脱身出来，呈现整体的精神气韵和美学气息，此为挑战之三。此三大挑战——密度、声调、气息——一旦攻克，汉诗在国际上的影响力将大大提升。 （本文发表于《红岩》文学双月刊2020年第2期）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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