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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社评其为“建国以来我国长城以北地区考古的一个重大发现，为史学界研究鲜卑史乃至北方民族史，开拓了一个新的领域”。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广播是“罕见的重大发现，在国内外都受到普遍重视”。 《光明日报》载文说：“为拓跋鲜卑的发源地和其远祖的口碑史料的可信性提供了重要的依据。” 1981年《中国历史学年鉴》将其列为全国考古的重大成果。 人民教育出版社也将这项重大的历史发现，载入了中学生的历史课本。 运用文献，推断合理， 因而才有了这破解千古之谜的考古重大发现。
栾继生教授 一九八O年七月三十日，在大兴安岭嘎仙洞发现了拓跋魏摩崖祝文（以下简称《祝文》）。《祝文》的文献价值早已为学者所公认，其书法艺术价值也应引起书家足够的重视。 一 鲜卑是我国古代北方民族之一。公元三八六年，鲜卑拓跋部道武帝拓跋珪建立了北魏政权，初都盛乐（今内蒙古和林格尔北）。公元三九八年，建都平城（今山西大同）。公元四三九年，太武帝拓跋焘统一了北方，结束了北方自西晋灭亡以来长达一百二十余年的混战局面。公元四九四年，孝文帝元宏迁都洛阳，积极改革，促进了经济发展和民族融合。然而，关于鲜卑拓跋部发祥地的确切位置，却长期莫衷一是。 《魏书·序纪》记载：“昔黄帝有子二十五人，或内列诸华，或外分荒服。昌意少子，受封北土，国有大鲜卑山，因以为号。其后，世为君长，统幽都之北，广漠之野，畜牧迁徙，射猎为业。……黄帝以土德王，北俗谓土为托，谓后为跋，故以为氏。” 《魏书·礼志》记载：“魏之先居幽都也，凿石为祖宗之庙于乌洛侯国西北。自后南迁，其地隔远。真君中，乌洛侯国遣使朝献，云石庙如故，民常祈请，有神验焉。其岁，遣中书侍郎李敞诣石室，告祭天地，以皇祖先妣配。祝曰：……石室南距代京可四千余里。” 《魏书·乌洛侯传》记载：“乌洛侯国，在地豆于之北，去代都四千五百余里。其土下湿，多雾气而寒，民冬则穿地为室，夏则随原阜畜牧。……其国西北有完水，东北流合于难水，其地小水皆注于难，东入于海。……世祖真君四年来朝，称其国西北有国家先帝旧墟，石室南北九十步，东西四十步，高七十尺。室有神灵，民多祈请。世祖遣中书侍郎李敞告祭焉，刊祝文于室之壁而还。” 米文平先生(右一)向学者介绍嘎仙洞《石刻祝文》 对于大鲜卑山和乌洛侯国的方位，历来众说纷纭。一九七九年，在黑龙江考古学术研讨会上，游寿先生与米文平先生论及此事，以为访得文献中所记载的“石室祝文”，是解决问题的关键。米文平先生深入调查，反复推敲，认为大兴安岭嘎仙洞与文献记载最为接近。他历经千辛万苦，四探嘎仙洞，终于找到了这沉睡了一千五百余年的珍贵资料。 对比《祝文》与文献记载，时间完全吻合，人物与祝词也基本相同。这是新中国考古学的重大发现，它证明：难水即嫩江，乌洛侯国当在今齐齐哈尔西部，大鲜卑山即大兴安岭。它使历史学界长期以来关于鲜卑发祥地以及诸多相关问题的争论得以定论，令世人瞩目。 1982年，游寿先生（左三）踏访嘎仙洞 嘎仙洞是大兴安岭北段上的一个天然石洞，位于内蒙古呼伦贝尔盟鄂伦春自治旗阿里河镇西北十公里，地理坐标为北纬五十度三十八分，东经一百二十三度三十六分。海拔高度五百二十米左右。“嘎仙”系鄂伦春语，词义未祥。洞口屹立在一道百米高的花岗岩陡壁上，方向朝南偏西，距离平地二十五米，高十二米，宽十九米。洞内南北长九十二米，东西宽二十七至二十八米，面积约二千平方米，穹顶最高处达二十多米。《祝文》刻于洞内距洞口十五米的西侧石壁上，与视平线齐。通高七十厘米，通宽一百二十厘米。字大小不一，约三至六厘米（注：据米文平《鲜卑石室的发现与初步研究》）。全文二百零一字，纵向共十九行，每行二至十六字不等。由于石质疏松风化，多有剥蚀，现已用铁板护封。 嘎仙洞石室 二 这是一篇郑重之文。《魏书·序纪》记载，鲜卑祖先“淳朴为俗，简易为化，不为文字，刻木纪契而已，世事远近，人相传授。”《魏书·太祖纪》记拓跋珪诏书说：“昔朕远祖，总御幽都，……逮于朕躬，处百代之季。”拓跋珪距其远祖，已历百代。至拓跋焘时，又过了半个世纪。拓跋人对其祖先长期居住的发祥地已不能确知，只有传说中那遥远模糊的记忆了。 现在，“幽人忘遐，稽首来王。始闻旧墟，爰在彼方”。得知祖庙所在的当年，拓跋焘立即派大员前往告祭，足见其对此之高度重视。使者在其祖先“历载亿年”的土地上，缅怀“拓定四边，庆流后胤”的“惟祖惟父”，既有“威暨四荒”的功业之感，又有“绵绵瓜瓞”的幽思情怀（注：此段引文均出自《祝文》原文）。拜谒祖庙，抚今追昔，自然感慨万千，其虔敬心情可想而知。《魏书·礼志》记载：“敞等既祭，斩桦木立之，以置牲体而还。后所立桦木生长成林，其民益神奉之。” 《爨龙颜碑》拓本 《祝文》未著撰书者姓名，末行有“东作帅使念凿”一句，文献难征。纵观南北碑刻，著撰书者姓名者寥寥无几，此乃当时碑刻之惯例。《广艺舟双楫·十家》称：“三古能书，不箸己名。……降逮六朝，书法日工，而啖名未甚。虽《张猛龙》之精能，《爨龙颜》之高浑，犹不自箸。即隋世尚不炫能于此。”“南北朝碑，书人名者，略可指数，今钩考之，凡得十六人。” 嘎仙洞石室祝文拓片 历数南北碑刻，或为公卿大夫歌功颂德，或为穷乡儿女造像题记，若《祝文》之出自皇家者凤毛麟角。遥追前朝，恐惟秦刻石堪与其比。不难推想，能随钦差祭祖，书写如此隆重之文者，当为一时之有学之士，书坛能手，一般人恐难得此机会。《祝文》书法如此珍贵，只是当时尚无署名习惯，故书家之名不得而知。 三 《祝文》书法艺术在北魏书法史上具有重要地位。 《祝文》中有明确的纪年，为“太平真君四年”。“太平真君”是北魏太武帝拓跋焘的第五个年号，太平真君四年是公元四四三年。可见，祝文刻于北魏早期。
拓跋魏摩崖祝文初拓 北魏早期刻石十分少见，《广艺舟双楫·备魏》称：“孝文以前，文学无称，碑版亦不著。今所见者，惟有三碑，道武时则有《秦从造像王金堂题名》，太武时则有《巩伏龙造像》、《赵王冏造像》，皆新出土者也。虽草昧初构，已有王风矣。”而《广艺舟双楫·购碑》所开列的“魏碑”目录的前三种为：“《邑主秦从州人造像王银堂画像题名》道武天赐三年、《巩伏龙造像》大魏国元年，即太武延和元年、《定州中山赵王冏造像》皇兴三年。”（编者注：“王冏” 为一个汉字） 按：“天赐”是北魏道武帝拓跋珪的年号，天赐三年是公元四O六年；“延和”是拓跋焘的第三个年号，延和元年是公元四三二年；可“皇兴”并不是太武帝拓跋焘的年号，而是献文帝拓跋弘的年号，皇兴三年则是公元四七〇年。可见，康有为所言有前后不合之处。康有为在列举这些碑刻时明确说明：“今将南、北碑目必当购者，录如左。……石所存地著之，不著者，不知所在也。”以上三种均不著“石所存地”，当属“不知所在”者。
《大代华岳庙碑》拓本今人一般认为，北魏碑刻中时间最早者是《大代华岳庙碑》。然此石久佚，传拓稀少。张彦生先生《善本碑帖录》载：“所见拓本只此一孤本，宋欧阳修、赵明诚等著录，明后无见者。清道光间刘喜海收得此拓本，疑碑未佚，此拓本后归王懿荣，王故后归刘铁云藏，今不知所在。传世有印本，亦幸矣。”宋欧阳棐《集古录目》、陈思《宝刻丛编》称其刻于北魏太延五年。“太延”是拓跋焘的第四个年号，太延五年是公元四三九年。
《中岳嵩高灵庙碑》拓本与此相近的还有《中岳嵩高灵庙碑》。然此碑泐损严重，传拓各异。张彦生先生《善本碑帖录》称“所见最旧者为明初拓本。”有的帖商为了省纸，还任意省减其中残损之字，造成混乱。其刻石时间亦说法不一：一说刻于太延年间（公元四三五—四四〇）；一说刻于北魏太安二年，“太安”是北魏文成帝的年号，太安二年是公元四五六年。 相比之下，《祝文》碑石完整，时间清楚，地点明确，是至今已知的我国最北边的摩崖刻石，也是拓跋魏迁都洛阳之前的罕见的刻石材料，当是研究北魏早期历史和书法艺术最为真实可信的宝贵资料。
四 《祝文》书法既有北魏书法的共性，又具备自身的特点。将《祝文》与同时代其他碑刻书法相比较，其特征更加明显。
《石门颂》原石《广艺舟双楫·说分》说：“南北碑莫不有分意。”并列举《开通褒斜道刻石》、《杨淮表记》等“以篆笔作隶之西汉分”，同时指出：“魏太和《石门摩崖》由此体也。”《祝文》早魏太和《石门摩崖》三十余年，隶意盎然，自在情理之中。随着汉字形体的演变，大多数北魏中后期碑刻楷书特点突出，隶书意味仅为残余。而《祝文》书法隶意浓重，楷意淡薄，涩笔沉着，逸气荡漾，朴实茂密。其笔意与《石门颂》神理相通，许多字的结体与汉碑如出一辙，甚至称之为隶书亦无不可。如：对比《祝文》中“应受多福”之“受”字与《石门颂》“高祖受命”之“受”字，即可见一斑。
《乙瑛碑》拓本《中岳嵩高灵庙碑》笔画方棱，结体奇变，楷书意味较重。《祝文》则隶意浓厚，寓雄伟于端庄之中，结体很少变异奇特之处，盖其庙堂庄重之气所致也。如：对比《中岳嵩高灵庙碑》与《祝文》同有之“四”、“应”等字，便可得而知。方朔评《乙瑛碑》：“字之方正沉厚亦足以称宗庙之美，百官之富。”以谓《祝文》书法，可也。
《龙门二十品》拓本造像记，大多棱角分明，锋芒显露，与《祝文》之凝重蕴藉不同。《广艺舟双楫·购碑》甚至说：“六朝碑之杂沓繁冗者，莫如造像记。其文意略同，所足备考古者盖鲜，陈陈相因，殊为可厌。”北魏造像，龙门为最，已多为楷书矣。对比可知，北魏书风，迁洛之前多隶意，迁洛之后则多楷意。
泰山经石峪《泰山金刚经》、《铁山摩崖颂》等盖刻于齐、周间，晚于《祝文》百余年，虽隶意仍多，字形亦大于《祝文》，然其佛门清净之气与《祝文》之雄浑迥异。
《石门铭》拓本《石门铭》飞动飘逸，《郑道昭刻石》劲健严谨，《瘗鹤铭》萧疏淡远，三者皆颇具楷法，与《祝文》之醇厚庄和，隶意犹浓殊别。
《郑道昭刻石》拓片包世臣《艺舟双楫·历下笔谭》说：“北魏书，《经石峪》大字、《云峰山五言》、《郑文公碑》、《刁惠公志》为一种，皆出《乙瑛》，有云鹤海鸥之态。《张公清颂》、《贾使君》、《魏灵藏》、《杨大眼》、《始平公造像》为一种，皆出《孔羡》，具龙威虎震之规……。”以此言之，《祝文》书法，亦当属一种，与《石门颂》等汉碑之朴茂雄强者一脉相传。
《瘗鹤铭》拓本昔阮元提出南北书派之论，虽未尽善，然考以《祝文》书法，足见南北书法差异确是客观存在。南方《谷朗碑》刻于三国吴凤凰元年（公元二七二年），早于《祝文》一百八十年，其楷书意味已相当明显，被称为由隶入楷之先驱。北方《好大王碑》据考证刻于东晋义熙七年（公元四一二年），早于《祝文》三十年，其书法篆书意味依旧浓重。而《祝文》书法则仍然保持着汉隶的传统。
《谷朗碑》拓本《祝文》书法足以与“二爨”相提并论。它真实地体现了隶楷嬗变时期的书法艺术特征。
《爨宝子碑》原石“小爨”刻于东晋义熙元年（公元四O五年），早《祝文》书法近四十年，隶意虽浓，但楷意已多，其笔画方棱，结体多长方，取翻飞之势。“大爨”刻于刘宋大明二年（公元四五八年），结体右抗取势，意韵亦颇具江南风流。《广艺舟双楫·宝南》称其“下画如昆刀刻玉，但见浑美，布势如精工画人，各有意度，当为隶、楷极则。”《祝文》则秉汉分正轨，用笔圆融，横向取势，无明显翻卷之态。
嘎仙洞《祝文》复制《广艺舟双楫·宝南》说：“晋碑如《郛休》、《爨宝子》二碑，朴厚古茂，奇姿百出，与魏碑之《灵庙》、《鞠彦云》皆在隶、楷之间，可以考见变体源流。”试想，若康有为得见《祝文》，亦当以此列入也。
《鞠彦云墓志》被认为是方笔标本此为说明《祝文》书法特点计，故加以对比，不应机械理解，而须辨证看待。正如刘熙载《艺概·书概》所说：“北书以骨胜，南书以韵胜。然北自有北之韵，南自有南之骨。”
游寿先生《题大兴安岭鲜卑石窟摩崖祝文》先师游寿先生《题大兴安岭鲜卑石窟摩崖祝文》说：“书法之摩崖，别有风趣，……秦人始以石刻记游猎，汉开褒斜阁道摩崖题字异于中原碑碣，就崖取势，其磅礴之气未可以点画论之。至乎拓跋魏建都盛乐，凿云岗造像。及迁龙门，造像摩崖题记极一时之盛。虽多小品，究属书法之逸趣。尝登泰山，观石谷金刚经，宽博圆润，叹其豪纵，以为观止。此外，郑昭摩崖，当称逸致，方之金刚经，则拂袖婀娜矣。一九八零年，岁在庚申，竟发现拓跋焘太平真君四年于大兴安岭嘎仙洞摩崖祝文。书法一如当时用笔、取势，而狂悍之气放纵多逸趣，与嵩庙之严整各自不同。大兴安岭荒榛洞穴蕴此文物，湮没千五百余年。寿数十年玩汉魏书法，今老矣，越在北疆二十余年，老耄萧散得而论此，诚大快意。想海内同好或亦乐见之。”细玩味之，先师晚年书法受《祝文》影响十分明显。谨录先师跋语于此，以作结。
《中国书法》1999年 第八期 书影（原载于《中国书法》1999年 第八期） 作者简介
栾继生教授，1963年5月生于黑龙江省鸡西市，1984年毕业于哈尔滨师范大学中文系。师从游寿教授，兼任游寿先生助手10年。一直从事中国历史文献、书法艺术的研究与教学工作。治学同时，进行书法创作，注重碑帖融合，作品富于书卷气息。已出版《栾继生书法作品集》2部，在《中国书法》等刊物发表学术论文 30余篇。《人民日报·市场报》、人民网、《书法赏评》《黑龙江画报》等媒体有专题介绍。 现为哈尔滨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历史系教授、硕士研究生导师，中国历史文献研究会理事，中国《史记》研究会理事，中国书法家协会会员，黑龙江省书法家协会副主席。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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