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一九九四年八月，在新加坡一书画展中，购得《马一浮致丁辅之函》一件。马一浮(一八八三——一九六二)被梁漱溟誉为“一代儒宗”。贺麟则称马氏“兼有中国正统儒者所应具备之诗教礼教理学三种学养，可谓马代表传统中国文化的仅存硕果。”(《当代中国哲学》，页12)既属名学者手泽，弥足珍贵；况且马一浮书法，素负盛名，历几十年而不衰，近年益受重视。使我兴起念头购藏的，实缘该函札内容，关涉熊十力名著《新唯识论》的出版事，具有学术文献的价值。 新儒学在海外，近二十年是显学。在中国内陆，新儒家和新儒学的研究和著作出版，一破几十年的沉寂，然有尾随海外，渐成显学之势，这种趋势，关乎学术思潮，很可注意。马氏此信，对了解新儒学之发展，不无意义，因此乐为之介。 马一浮致丁辅之函，用行草书于长三十六厘米、宽四十八厘米的宣纸上，信末钤有收藏者谢明山审鉴印章二枚。信原文： 辅之先生惠鉴：久不晤教，唯动定胜，为颂！兹有托者，老友熊十力先生近著《新唯识论》一书，愿用仿宋聚珍版排印，留沪自校。此书绝有价值，恐贵局执事人以普通顾客见待，印刷不免稽迟。故不辞冒昧，特为之介。愿藉鼎言为重。嘱诸执事人，务令加工赶印，克日出书，行款一切，悉依熊君所定。至印价纸价，每期核实计算，以示优学者，重视名著之意。专尔奉渎想不为过。新秋渐凉，想益以艺事自乐不宣。 马浮顿首八月卅日 收件人丁辅之(一八七九——一九四九)，浙江杭州人。名仁，号鹤卢，乃著名藏书家八千卷主人丁松生(修甫)后人。丁辅之本身是近代著名书画家，尤善瓜果花鸟，对金石、甲骨文很有研究。早年与吴昌硕等人成立西泠印社。丁辅之又继承其弟丁善之不竟之志，创制了秀丽的方形欧体仿宋字模，以供中华书局使用。马氏致函丁氏，目的在请丁氏协助熊十力《新唯识论》的出版事宜。函内道及“贵局”，显然是指“中华书局”，由之亦可知《新唯识论》乃由当时中华书局印刷厂承印。而函及《新唯识论》当是一九三二年十月出版的文言本初版。马氏函日期署八月卅日，书乃用仿宋聚珍版印就出版，丁氏可谓不负所托了。文言本的初版《新唯识论》是由浙江省立图书馆出版发行。 马一浮不仅为熊十力致函丁辅之，促成《新唯识论》的印制出版，该书虽由浙江省立图书馆出版发行，费用实由马氏和时任图书馆馆长、原北京大学同事单不庵资助。浙江省立图书馆之创设，尚与马一浮有一段渊源。一九一五年袁世凯贿赂马一浮岳父、浙江著名士绅汤寿潜二十万元。马一浮出主意，挪用此笔款项捐给浙江教育会，俾筹建图书馆之用。《新唯识论》文言本，由马氏题签并撰序，序曾先在《大公报》上发表。在《致丁辅之》函中，马一浮已称熊氏此书为“名著”，谓“极有价值”。序中称“十力精察识，善名理，澄鉴冥会，语皆造微……足使生、肇敛手而谘嗟；奘、基挢舌而不下。”可谓推崇备至。另据熊十力自言，《新唯识论》的思想，曾得助益于马一浮，他说： 境论文字，前半成于北都，后半则居杭州西湖时所作。十年病废，执笔时少，息虑时多，断断续续，成兹境论。故文字精粗，颇有不一致者。自来湖上，时与友人绍兴马一浮商榷疑义。明心章多有资助云。明心上谈意识转化处，尤多采纳一浮意思云。(《新唯识论》绪言，台湾学生书局，一九八五) 可见熊十力哲学体系的形成以至《新唯识论》的成书，得马氏启发不少。论者甚至有说：“直到二、三十年代之交，也就是他(熊十力)与马一浮结识后，才发生了根本的变化。”(景海峰，《熊十力》，页72) 近年海内外对熊十力及其哲学思想的研究极盛，但大都从新儒学和近代佛学入手。近代学术思想，受时潮影响极重，对任何学者和思想家的研究，无法回避思潮史的考察。熊十力哲学的建立以及新儒学勃兴，如先在思潮史上去考察，更能彰显其历史特点和地位，对其哲学思想内容更容易了解透彻。 日本著名学者岛田虔次以五四思想为专题去研究新儒家及其代表者。他认为：“五四运动一方面是彻底反儒教主义、反传统主义、破坏偶像的运动；同时一方面又形成了与以上相反的重新评价和继承传统的倾向。”他又认为“'新儒家实际上是和五四运动同时并行的，不怕误解而抗衡产生的”，他进而举出梁漱溟、熊十力和冯友兰等为新儒家的代表人物，并晓示他是“将熊十力哲学的形成看成了五四运动的一部分”。这种看法很新颖且有见地。(《熊十力与新儒学哲学》，页34、41，台北明文书局版，一九九二) 留美学者杜维明则视熊十力“作为后五四时代”的一员，并谓熊氏思想的建立是对后五四时代思想危机的自觉反应。(《港台及海外学者论近代中国文化》，页591，重庆出版社，一九八七) 熊十力研究专家郭齐勇在认为五四反传统运动是“熊氏哲学产生的文化背景”的同时，并一再强调熊十力是“身处五四之后，心却在辛亥之时”。(《熊十力与中国文化》，页35，台北东大版，一九八八年)李泽厚认同郭氏定熊十力哲学为“上升时期的资产阶级补造了更为完备却已经过时了的哲学体系”。李泽厚并进一步说明，“从谭嗣同、章太炎到熊十力，标志着近代中国第一代知识者企图站在传统哲学的基地上，来迎接新的世界和创造新的哲学。”由以上征引诸学者对熊十力在近代思想史上的地位：有视之为辛亥革命期间第一代知识者；有视之为五四时代中人；有视之为后五四的一员，歧异不为不大。这种对熊十力在近代思想史上定位的不同理解，显然非定义的不同，甚至说，从某种角度上说，三种定位都有其理由。从年龄和身预辛亥革命来说，熊十力自然属辛亥一辈；从熊十力哲学思想之受激荡，自然属五四时代；从熊氏哲学体系建立，自然到五四时代之后。如何克服各无不妥而理解歧异的障碍？笔者再举李泽厚的看法为例。李氏既视熊为辛亥期间第一代知识者，但在同一文，李氏则目梁漱溟“作为与陈独秀、胡适、鲁迅同时的五四期的思想领袖，相当敏锐地展示了中国近现代第二代知识分子的感受敏锐、思路开阔、建立思想范式的独创精神。”(《中国现代思想史论》，页288，东方出版社，一九八八)这一对比，理解更困难了。除胡适外，论年纪，鲁迅比熊十力大四年，陈独秀比熊十力大六年；论与辛亥革命的关系之深，陈、鲁于熊氏只有过之而无不及；论在清末发表思想言论，陈、鲁影响亦远深于熊。甚至梁、胡在清末民初在文字的表现，亦无不如熊者，以此如何去划分熊为第一代知识分子和陈、鲁等为第二代知识分子？这种理解歧异和障碍，全由于一直以来，学术界对清末民初思想脉络和人物谱系研究，相当粗疏，疏理不够，容易见树不见林，了解有隔。熊十力及其思想在近代思想史上定位的歧异，也缘于此对清末民初思想脉络和人物谱系，认识不够透彻所致。 我曾提出：“一直以来，学术界都视五四新文化运动为划时代的一个历史时期，而过分忽略其与前此的辛亥革命运动的关连。”并指出“无论从人物谱系和文化思想层面，辛亥革命与五四新文化运动都有着内在的联系，其中的发展有一脉相承的条理。”因为“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倡导力量，不仅原属辛亥革命力量的一部分，而且与辛亥革命知识分子基本上同一世代。”(《五四新文化的源流》，三联书店一九九○年版，香港)从人物上说，蔡元培、陈独秀、钱玄同、鲁迅、李大钊、高一涵、易白沙皆属之。从五四新文化内容上，不管白话文、反传统、新文学新思想的启蒙，都是辛亥革命运动的革命思想的组成部分，而有其渊源。反过来五四时代倡导传统文化而被视为“文化保守主义者”的一群，章太炎、黄侃、黄节、刘三、刘师培、马叙伦等等，其实与上述诸人，同一代人，都属辛亥革命党人，熊十力亦属之。从思想文化的一部分，而且与辛亥革命知识分子基本上同一世代。从思想文化上说，他们是以《国粹学报》和南社诗文为代表倡导的国粹主义和民族文化，所以用国粹主义和民族文化，也是辛亥革命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辛亥革命运动期间发展的多元思想文化，在“反满革命”思想主导下，得到统一，而未分化。而且民国建立前，革命知识分子徘徊于传统文化和外来文化之间，未自觉要到抉择的时候，所以相安无事。直到民国建立，“排满革命”主导思想消融，第二次革命失败，袁世凯的称帝，革命活动消沉，清末民初的革命知识分子才见在西化和传统文化倾向上的明显分化。 经此疏解，熊十力在近代思想上定位，则昭然朗现，而无滞碍了。辛亥革命时期，熊十力除革命思想外，其他思想混传统思想，西方思想观念、佛学思想混成一炉，无所定见。二次革命后是他思想的一转捩点，经五四西方思潮反拨，而始有倾向性追求，到了经二、三十年代孜孜不倦的探索，终形成自己的哲学体系。这是熊十力思想发展的脉络，也是辛亥革命知识分子未形成思想定见下的发展历程，陈独秀是另一种的代表例子，发展历程大抵相同只是思想取径不同而已。 |
|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