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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一生下来，就是一个农民。像我这样的人在全中国据说有八亿多。我虽然读了十几年的书，掩盖住了一些从乡下带出来的泥土气息，但每当别人要有意无意地翻看我的户口本时，就一准露馅，就连别人不看时，也偶尔会觉得心虚。我很久没有在地里做过农活了，现在要让我去做个农民，想也未必合格。 宪法上说，我国是工人阶级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人民民主专政的社会主义国家。我现在恰好处在一个由农民阶级向工人阶级转变的阶段：我先是丢下了镰刀锤子，离开了生养我的小村庄外出求学，把书本和学业当作我要耕作的田地，这算是一种过渡，而如果没有这个过渡，我就很难进入工人阶级的队伍。我们的社会有着很大的市场，有个多种多样的部门，总该有一个是适合你的吧！雷锋同志把自己当作组织的一枚螺丝钉，把自己交给组织来安置，组织需要把自己拧到哪里，就在哪里发挥作用。国家和学校培养了你，他们没有教你如何去耕种劳作，而是教会了你专业的理论和知识，是时候用你的所学，去为社会创造价值了。 经过了这些劳动改造，完成了淬火和锻造，我可以成为一名工人了。可是工人和工人又是不一样的。工人有在工地的，有下车间的，有朝九晚五的，有没日没夜的，有待遇优渥的，有勉强够养家糊口的。人有三六九等，而工人说到底也还是人。人总是会对自己有一个定位，工人总会对工作进行审视。已经工作了的，也许很喜欢，充满干劲；也许早就厌倦，无奈度日。而没有工作的，总是对工作充满了设定，对未来充满着幻想，而这些设定和幻想有时候很明确，而有时候又不切实际。所以，心里既很期待，又有些畏惧。但第一步总是要迈出的，因为旧的角色马上就要到期，马上要进入新的角色。 父母累死累活挥舞锄头，想让自己的孩子不再成为跟自己一样的农民，倾尽所有，供他们上学，希望他们能够成为一名所谓的工人。他们不让孩子碰农具，不让他们干农活，把心思压在他们上。因为父母很清楚“农家少闲月”，也因为他们明白农民与工人的差距正在变得越来越大。而那个所谓的“工农联盟”还存在吗？城市的先富，像是遗忘了农村中渴望带动已久的广大后富。而作为农民，他们已经不再认同自己所处的阶层。水往低处流，人往高处走，城镇化的进度已经赶不上他们内心的渴求。 越来越多的农村青年外出务工，甚至不再年轻的男丁也加入了这个队伍中来，留下老弱妇孺在家守护着家里的田地。只是有些东西守也守不住了，从人心开始背离开始，农村这一多年沿袭的生态体系，农民这一沿袭多年的身份认同，就开始土崩外界。只是，那些进城务工的农民，也许成了各种各样的工人，但他们多半会被冠以“农民工”的字眼。而成了工人，并不意味着就进入了处在“领导地位”的“工人阶级”。毕竟，他们的家，他们的家人，都在农村。 而我和这些“农民工”们又有什么区别？即便我能够拿到城市户口，进入城市里工作，和城市居民一样靠自己的能力和才华养家糊口，甚至过上光鲜体面的生活。那些十几二十年生活在农村的经历，那些也许一生都消除不了的农村烙印，一辈子都割舍不断的与农村的联系，都注定了我们这类人也都还是“农民工”。我们和父母一起设计好的逃离，大概也需要用一辈子来完成。 但仔细想想，在田间劳作，就不算工作？经营庄稼的人，算不上工人？工人的存在是由于社会的分工，而农村不也是社会的一部分，种地不也是一种社会的分工吗？按照这种理解，倒是很容易把农民也划入工人的范畴，可他们却无法进入工人阶级的行列。成为工人阶级，相当于是实现了层级的跃迁，因为宪法规定工人阶级是领导阶级。但这又是不可能的，农村与城市户口坚定地捍卫着城乡二元结构，不会让这样的体系被打破。农民的工具说到底还是镰刀，能用来收割庄稼，却砍不断固定层级的枷锁；而工人们常用的锤子，用来敲一些露头的钉子很容易，却敲不弯日益凸显的分化。 而我，即将成为一名工人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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