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不如归去，乡村已入旧年 注：这篇文章原文经黄帅兄帮忙修改后发表在了《中国青年报》（ 2019年01月31日 02 版）（附文后） 时日已进入五九，冬天的严寒似乎在收敛着它的威力，太阳投射出越来越多的暖意，农历新年的脚步愈发近了。“春节”这个在所有中国人心中有着特殊意义的节日，经过千百年来的沿袭，已经成为中国人最不可或缺的日子，更成为了一种精神的图腾。不过，随着近年来人们物质生活水平的提高，“洋节”等外来文化所带来的猛烈冲击，正在把春节的节日气氛和人们对于春节的期待一点点地冲淡。在很多人看来，如今过年“年味”越来越淡了，曾经集体记忆深处的春节元素在慢慢消失。即便人们在过年时少了一些郑重其事的仪式感，但借着这个节日与家人团聚的集体习惯却并未因此改变。散布四方的游子，无论身处何地，都纷纷停下前行的脚步，踏上归家的行程，亲赴一场庄严、隆重而又盛大的团圆。倘若有人因某些原因无法回家，心里对家人的思念也一定会在这个节日里更加剧烈地发酵，遥远地为亲人送去对新一年最美好的祝福。“年味”虽然变淡了，但“春节”却未曾远离，它承载于我们的行动里，植根在我们的记忆中。 作为90年代出生的人，我的整个成长经历见证了中国改革开放以来最具翻天覆地变化的二十多年，也见证了传统节日和习俗所发生的巨大变迁。移风易俗，影响和塑造着我和我的这代人。印象中大约从2010年上大学以后，就突然觉得年味儿慢慢变淡了，一方面因有经济发展冲击传统节日的客观现实，另一方面也因我自身已经走过童年、少年，开始以一种更成熟的心态来看待这个节日。尤其在参加工作之后，每年返回家乡全方位感受春节的氛围的机会，也就被压缩在短短的七天假期里，且又多流于走亲访友和免不了的应酬。于是，最近几年的过年记忆就越来越单薄，连春晚都懒得看了，而以往过年的场景却仍记忆犹新，仿佛并不需要去费力追溯，就能从脑海里打捞出一件件往事。 对于孩子而言，过年大概是他们一年中最快乐的时刻了。他们可以有漂亮的新衣服穿，特意跑去小伙伴面前炫耀；有好吃的食物可以用来解馋，消解积攒了一年的口水；还可以纵情玩耍，释放无忧无虑的天性。更让他们高兴的是过年还可以收到压岁钱，给长辈磕个头，说声“过年好”就把钱收到囊中。这笔钱或是他们一年中所能拥有的最大一笔财富，但有时也免不了被爸妈花言巧语“骗”去代为保管。孩提时的欢乐很简单，哪怕是短暂的欢愉和片刻的满足。 我小时候也很期待过年，上面提及的乐趣也都是我的乐趣。我和小伙伴们时常在拿到压岁钱后，迫不及待地跑去村里小卖部买鞭炮，然后三五成群在大街上放，或是跑到村南头，站在桥上将点燃的鞭炮扔进河里去“炸”冰，去“轰”鱼，惊扰河的冬眠和鱼的美梦。鞭炮引线并不长，点燃后必须在极短时间里将鞭炮扔出去，不然就会炸到自己的手。村里几乎每个玩炮的小伙伴都有被炸到手的经历。那时人小，玩的鞭炮威力也小，被炸到之后除了有些疼，并不会受伤。后来，人长大了，鞭炮的尺寸也随之变大，从小炮仗换成了“二脚踢”。于是，敢不敢手拿着点鞭炮，敢不敢放“二脚踢”，成为检验一个男孩有没有男子汉气概的标准。那时，几乎每个人都争着去证明自己是勇士，没人愿意承认自己是懦夫。“爆竹声中一岁除”，除夕的氛围里是少不了一声声鞭炮声的烘托的，劈里啪啦的鞭炮将过年的热闹景象推到极致，这声音欢快、果断而又热烈，既是对过去一年霉运的驱除，也是对新一年好运的祈盼。 在老家，大年之夜也是离不开灯的。那时村里没有路灯，各家就在自己门前点上两盏油灯，家庭条件好的会在门口点两支蜡烛。门前就立马变得明亮起来，方便自己出行，也方便路人经过。小时候妈妈经常把白萝卜或胡萝卜切成小段，在中间挖个小槽倒入棉油，用棉花做灯信，一盏盏精致的萝卜灯便应运而生，放置在每个房间和大门的门口。每年妈妈一做完灯，我就小心翼翼地将它们挨个点燃。看着院子里慢慢亮了起来，别提有多兴奋。那时我就在想，每一盏灯都在和黑夜斗争着，而我点燃的这些灯等迟早要熄灭，想着想着就会变得难过起来，但转念想到黑夜也会有尽头，心里的阴霾就会一扫而空。这个世界是公平的。 我和小伙伴们也会跑到别人家门前去偷蜡烛，拿去点炮仗，边扔鞭炮边嬉闹；或是拿去点燃干柴，在暗夜里生起一堆火。小伙伴们便烤起火来，抵御冬日的严寒。站在火边烤火的感觉，像极了春天，也有些许夏日的感觉；在火边，我们就这样完成了跟冬天、跟过去一年告别的仪式。 过年就像一场场宏大的叙事，有鞭炮热烈喧闹的“声”，也有灯火光亮绚丽的“色”，所有人一起来拿起笔，共同奠定了这个节日的基调。而每个人在这一节日里，都写出了不同的故事。旧年已过，昔日的回忆已经收藏在每个人的心中；新春将至，我又将带着一颗崭新的心，去感受这个节日里新的味道。 附：《不如归去 乡村已入旧年》中青报最终发表版 不如归去 乡村已入旧年 李少波 春节已经成为国人一种精神的图腾。但在很多人看来，如今过年“年味”越来越淡了，曾经集体记忆深处的春节元素在慢慢消失。“年味”虽然变淡了，但“春节”却未曾远离，它承载于我们的行动里，植根在我们的记忆中。 作为上世纪90年代出生的人，移风易俗，影响和塑造着我和我的这代人。我记忆中最难忘的春节在2002年。对农村孩子而言，这大概是一年中最快乐的时刻了。我们可以有漂亮的新衣服穿，特意跑去小伙伴面前炫耀；有好吃的食物可以用来解馋，消解积攒了一年的口水；还可以纵情玩耍，释放无忧无虑的天性。更何况，还可以收到压岁钱，只要给长辈磕个头、说声“过年好”，就能把钱收入囊中。孩提时的欢乐很简单，哪怕是短暂的欢愉和片刻的满足。 我和小伙伴们时常在拿到压岁钱后，迫不及待地跑去村里小卖部买鞭炮，然后三五成群在大街上放，或是跑到村南头，站在桥上将点燃的鞭炮扔进河里去“炸”冰和去“轰”鱼，惊扰河的睡眠和鱼的美梦。鞭炮引线并不长，点燃后必须在极短时间里将鞭炮扔出去，不然就会炸到自己的手。村里几乎每个玩炮的小伙伴都有被炸到手的经历。那时人小，玩的鞭炮威力也小，被炸到之后除了有些疼，并不会受伤。后来，人长大了，鞭炮的尺寸也随之变大，从小炮仗换成了“二脚踢”。于是，敢不敢手拿着点鞭炮，敢不敢放“二踢脚”，成为检验一个男孩有没有男子汉气概的标准。那时，几乎每个人都争着去证明自己是勇士，没人愿意承认自己是懦夫。“爆竹声中一岁除”，除夕的氛围里，少不了一声声鞭炮声的烘托，噼里啪啦的鞭炮将过年的热闹景象推到极致，这声音欢快、干脆而又热烈，既是对过去一年霉运的驱除，也是对新一年好运的期盼。 在农村，大年之夜也是离不开灯的。当时村里没有路灯，各家就在自己门前点上两盏油灯，家庭条件好的会在门口点两支蜡烛。妈妈经常把白萝卜或胡萝卜切成小段，在中间挖个小槽倒入棉油，用棉花做灯信，一盏盏精致的萝卜灯便做好了，放置在每个房间和大门口。妈妈一做完灯，我就小心翼翼地将它们挨个点燃。看着院子里慢慢亮了起来，别提有多兴奋。那时我就在想，每一盏灯都在和黑夜斗争着，而我点燃的这些灯迟早要熄灭，想着想着就变得难过起来，但转念想到黑夜也会有尽头，心里的阴霾就会一扫而空。 我和小伙伴们也会跑到别人家门前去找蜡烛，拿去点炮仗，边扔鞭炮边嬉闹；或是拿去点燃干柴，在暗夜里生起一堆火。小伙伴们便烤起火来，抵御冬日的严寒。站在火边烤火的感觉，像极了春天，也有些许夏日的感觉；在火边，我们就这样完成了跟冬天、跟过去一年告别的仪式。 过年就像一场场宏大的仪式，有鞭炮热烈喧闹的“声”，也有灯火光亮绚丽的“色”，所有人一起拿起笔，共同奠定了这个节日的基调。而每个人在这个节日里，都写出了不同的故事。后来我在城市读书、工作，虽然过年的方式越来越多样，现实的烦恼也越来越多，却再也难以找回曾经在农村的“年味”，那一年的春节永远留在了记忆深处，而我也不再是那个天真无邪的少年。 来源：中国青年报 |
|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