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了语词，有了语法规则，学生就开始学习写作。写作属于程序性知识，是语文课特有的教学，其他学科都不会有真正意义上的写作教学，历史、政治或者英语等许多学科可能都会用到写作能力，但是绝不会有写作知识的教学。从政策角度分析，写作知识进入课堂是毫无疑问的。我国义务教育阶段的语文《课程标准》明确规定了从一到九年级从“写话”开始，经历“习作”到“写作”的课程目标。2003版高中《课程标准》也在必修课中有“表达”的目标，在目的、态度、情感、写作技术、创意、语言等各方面都有详尽的规定。再加上目前公认的课程论基本理论认为，课程内容、教材内容和教学内容应该达到一致，所以一线教师一般不会去考虑写作教学是否应该的问题。然而，政策并非无理据的，它是一个结果，而非第一因。正确的逻辑应该是：因为某些原因，所以政策规定了语文课应该教写作，所以我们应该在课堂上有相应的写作教学内容。作为教育哲学的研究，我们仍然应该考虑，《课程标准》为什么要这么规定？即语文课为什么要教写作呢？它果真是自明的么？从语文教学的历史来分析，写作并不是一种先天成立的东西。元代及以前，作文虽然也是读书人修身进学的必要技能，但是在语文教学中，仍然以读书识字、熟悉掌故、精通六艺等为主，即便出现一些可以称得上是作文教学的行为，也很难说它是普遍的。真正成规模的写作教学，恐怕要从明代才开始，针对作文教学方法的论述，也在这个时候开始出现。吕坤《社学要略》规定“作文，出极明浅易于发挥题目。作不得题，细讲一遍，仍作此题。一题三作，其思必尽，其理自通，胜于日易一题也。记文，须选前辈老程文，极简、极浅、极切、极清者，每体读两篇。作文之日，模仿读过文法者出题，庶易引触。”这些规定重审题、重讲解、重修改，重范文，重模仿，放在今天也是能够成立的，但还远谈不上系统化的作文教学。清末科举既废，现代学校制度兴起，但就具体的某个学科的教学而言，历史的惯性还在起着重要作用，从这以后的有关写作知识的教学，很大程度上，只是由于这种历史的惯性。同时，即使我们承认明代以降的作文教学也的确具有一些属于写作原则和技巧的传授，但是彼时之作文教学，纯粹是因为科举考试的盛行而获得普及的，与现代意义上的作文教学，具有本质上的差别。具有严格的现代意义上的作文教学，我以为，还应从梁启超、叶圣陶等近代语文教学奠基者那里算起。尤其是叶圣陶，作为语文教育的祖师级人物，其贡献最为巨大。他的“作文即生活、作文即做人，作文即说话。”的观点，将作文与生活、为人联系在了一起。可能正是源于这样的认识，他才在著名的《作文论》中说：“人类是社会的动物，从天性上，从生活的实际上，有必要把自己的观察、经验、理想、情绪等等宣示给人们知道，而且希望愈广遍愈好。有的并不是为着实际的需要，而是对于人间的生活、关系、情感，或者一己的遭历、情思、想象等等，发生一种兴趣，同时仿佛感受一种压迫，非把这些表现成为一个完好的定形不可。根据这两个心理，我们就要说话、歌唱，做出种种动作，创造种种艺术；而效果最普遍、使用最利便的，要推写作。”[1]这说法将写作与人的各种体验的表达联系在一起，从人的本性角度阐发作文的意义，可以说，对于写作知识的教学，具有划时代的意义了。当代有学者提出一种新的知识类型，叫做“叙述知识”，这种知识不追求数学那样的精确与可靠，转而追求一种“内在的平衡与欢愉”[2]。可以与叶老的观点互为参证。然而，叶老似乎并不认为写作知识的必要性就能等同于写作教学的必要性（也可能《作文论》不是专门针对云客教学的吧），他下一步的推论是：“当写作的时候，自然起一种希望，就是所写的恰正宣示了所要宣示的，或者所写的确然形成了一个完好的定形。谁能够教我们实现这种希望？只有我们自己，我们自己去思索关于作文的法度、技术等等问题。”这几乎就将写作知识直接从语文教学内容中直接剔除出去了，而且措辞如此得坚定，令我等后学，不禁都得反思一下，所谓的“写作教学”果真存在吗？它会不会从一开始就是个伪命题？至少，我们得意识到，叶老的理论还是只能解释写作与生活的关系，尚不能回答我前面提出的，语文课为什么要教写作知识的问题。可以说，写作知识，从来没有摆脱过一个致命危机：我们至今没有论证过它作为课程和教学内容的必然性 ，没有人找到过写作知识非要不可的理由。如果我们真的找不到这样的理由的话，我们就不得不遗憾地遵循叶老先生的另一个观点，他说：“学生须能读书，须能作文，故特设语文课以训练之。”[3]这话与上面所引并无矛盾。因为它将学生的作文与语文课教授写作知识定义为一种机械的因果：因为学生必须得会，所以我们必须得教。而学生必须会，不一定是个人意志的体现，也有可能，甚至我认为主要是社会发展对学生全体的要求。语文课顺从了这种社会需求，从而开设了写作课。这理由固然也能成立，但语文课就因此丧失了它部分的自为性，沦为满足社会需要的工具了。相对而言，在前面所引用的话中，他强调作文只能靠自己，则是从个人的需要出发，将写作视为一种个人意志选择的必然结果，我将要试图找出的，就是语文课在这个过程中，是否可以有所作为。即，并非只是因为学生须写作，我们才上作文课。要解决这个问题，我们还是得先分析清楚写作的本质是什么。如何分析写作的本质？答案的线索还是叶老的那句话，“作文即生活，作文即做人，作文即说话。”要搞清楚写作的本质，总是要重新回到人的本质来分析。这也就意味着，我们最终还是要从哲学家们的思想里寻找答案。对于人来说，“人的存在本身是首要的，至于作为什么东西来存在则是次要的。”这是因为，“人在他的存在中同存在本身打交道。只要人在着，他就对他的在有所作为，无论有意还是无意”。于是乎，“过问自己的在是人的特点。”[4]生存论告诉我们，人和动物最本质的区别就是人可以意识到自身的存在，反思自身。我国哲学家陈嘉映评价海德格尔的《存在与时间》时，就认为它是以人为本来阐释存在的哲学。我们前面已经谈过，海德格尔将人的存在归纳为情绪（对应被抛状态）、领会（对应筹划）与话语的道说（对应沉沦）三种原始的展开方式。这三个环节共同包含着此在的基本特征，即上文所说的能够对存在发问。情绪中最基本的状态就是“畏”，语文课的“畏”抽出了教材和教学内容中所有先行到死的因素，规定了语文课的基本德育功能，引导师生脱离沉沦而进入本真，即个别化地立足于自己而生存；领会奠基了语文课的诠释学循环，揭示了课文是如何构建学生的前理解的，这两个基本的生存环节，都在话语中道说而成为语文课的语言。这也就意味着，语文课的教学过程，实际上就是从文本的理解开始而实现自身的理解。对自身的理解，就是对自身的存在发问，就是柏拉图所说的灵魂和自身对话，不断地进行自我超越，反过来对自身的观点发生怀疑，提出异议的反思活动。这种自我反思的过程一旦开始，就不可能脱离语言这个思维的唯一载体而进行，于是也就立刻证明了诠释学的一个著名观点：“一切理解都是语言问题，一切理解都在语言性的媒介中获得成功或失败。一切理解现象，……都表现为语言现象”[5]“是人，这就是说，是一个说着话者。”[6]“要追问存在问题，就是要把存在带入言词。”[7]唯有通过语言，我们才可以作为人的来反思自身的存在。写作知识的教学，就是要让学生“追问”的能力越来越出色，谁的语言运用更出色，谁对文本和自身的理解就更深刻，更接近于自己的本真。哲学家告诉我们：将这种“我们和自身无止尽的内心对话”不断地进行下去，就表现为对“完全的理解和精确的讲述”[8]这两种理想境界的永无止境的追求。这意味着，我们只有在语言的精确讲述中，才有可能走向真正的自我反思，才有可能真正地摆脱沉沦。因此，一种越来越“精确”的道说的方法，必然被引入语文课课程内容之中，写作知识的教学，于是乎成为了必然。因为自然的语言，是此在最原始的展开，它是必然导致沉沦的。只有经过写作知识加工处理以后的语言表达，才有可能是精确的。只有写作的训练，才可以让语言摆脱口头自然语言的随意状态，口语是即时性的，哪怕说错了，也会很快过去，但是写作不同，写作使得日常的话语被刻写为文本，而文本的形成过程，恰恰就是话语中有意义的部分被刻写下来的过程。写作所写的，是“说话的意义对象。它就是言语事件的意义。”[9]想要完美的表达意义，那么语言表达所关涉的各个方面就必须完善。语文课教授的写作知识，恰恰能够教会学生一套技术，使之得以越来越完善而精确地将话语刻写为文本。“作文即生活，作文即做人，作文即说话。”叶老未必了解存在论的哲学思想，但他的观点仍不失其深刻性。只不过，我们不能将这话理解为作文等于生活和做人，而是应该意识到，作文是对于自己的生活和做人的反思之后的精确表达。作文即说话，也不是说把嘴巴里蹦出来的句子全都原封不动地记下来，而是一种自我理解，自我反思的说话。因此，无论学校教授何种写作知识，其最终目的，就是要让学生“过问自己”。写作知识，作为一种程序性的知识，说到底，就是有步骤地让学生的意识从关注外部世界转而关注自己的内在心灵，并将内在的心灵观照投射到外部世界。上面一节论证的是写作知识在语文教学中的必然性，那么，下面我想再花一点笔墨讨论一下写作的过程，或者说，是写作知识运作的过程。写作和说话有一点是一样的，它们都是语言经验的获取，“在语言上取得一种经验意谓：接受和顺从语言之要求。”[10]这个观点是我下面议论的起始，至关重要，什么叫“接受和顺从语言之要求”呢？我们在写作时常有这样的体会：我们总是先构思好文章的整体框架，列好必要的提纲，整理出思路，或许再打个开头的腹稿，然后落笔。至于具体写了一些什么内容，常常是写到哪里，就在哪里自然流露出来。我们有时会觉得，好像不是我们在写作，而是文章自己在那里发展着，我们只是接受和顺从了它的发展。这时，写作知识起到的作用异常强大，因为我们在写作的时候，很难做到随时随地地去反思自己的表达是否合适，我们往往是在写完复查之时，才会意识到某个地方写的不是很好，需要修改。在真正的写作过程中，我们常常是“跟着感觉在走”的。显然，写作知识作为一种程序性知识，直接决定了带领我们的那个“感觉”是不是高质量。会写的人，总是不需要怎么反思关注，就能把文章写好。法国作家莫娜·奥祖夫在《革命节日》中说：“正如鲁日·德·里尔一旦找到了'前进’这个词，就一气呵成了；按照米什莱的说法，《马赛曲》的其余部分乃是自动生成的。”[11]就是一个很好的例证。这就是伽达默尔描述的情景：“一个词给出了另一个词，并由此发展了我们的思想。一个词是真正的词，是当它在说话中从还被预先公式化了的语言宝库和语言用法中被提供出来。人们说着这种词，而这种词又把人们远远引向他们自身也许看不出的后果和目标。”[12]写作时，一个个词语是哪里来的？当然，它们首先是存在于作者的记忆之中的，但是记得一个个词语跟写出文章根本是两回事儿。伽达默尔的观点告诉我们，优秀的作者，都是让语词本身来带出下一个语词，并且是带往“看不出的后果和目标”。杜甫所谓“下笔如有神”；陆游说的“文章本天成，妙手偶得之。粹然无疵瑕，岂复须人为”；及胡应麟《诗薮·内篇》：“太白诸绝句，信口而成，所谓无意于工而无不工者”，讲的就是这种写作的极高境界，语文课教授的写作知识，也以这种运作方式为目标。那“预先公式化”又是什么意思呢？这并不是说语词的用法和它能承载的语法规范象数学公式一样既定不可变动的，而是要强调语词“本身就是关系”[13]语词内部包含着世界万物之间的联系和发展。哲学家所谓的“任何存在着的存在寓居与词语之中”[14]并不是说语词只是一间静态的房子，把存在者往里面一塞了事，而是说语词为存在者提供了一个生机勃勃的世界，让存在者在语词构建的语言世界中相互勾联。写作使自然语言被刻写成文本，刻写成文本的语言，固然了一切话语所具备的因素，但是它的意义反而更为纯粹，文本从而获得了强大的力量。海德格尔在《语言》一文中，深刻考察了一首名为《冬夜》的诗歌，得出了一个重要的结论：“语言说话”[15]，即语言本身就具有一种自我言说的能力。“我们说话，并且从语言而说话，我们所说的语言始终已经在我们之先了。我们只是一味地跟随语言说。”[16]但哲学家不曾从教育学的角度去考虑，即让语言说话和“跟随语言说”并不是先天就能够轻易做到的事情，我们经常看到一些文化水平较低的人，结结巴巴说不清话。让语言去言说，是一种后天习得的程序性知识，是靠语文课教出来的写作知识。苏联作家鲍里斯在《日瓦戈医生》中的一段话，恰可以作为本节的收束。在苏俄革命的混乱年代，诗人日瓦戈避居在瓦利吉诺的旧宅时，夜里秉烛写作，夜深了，灵感降临：“在这样的时刻在这样的时刻，决定艺术创作的诸种力量的关系仿佛倒转了。主导力量不再是艺术家所想表达的心态，而是他想借以表达心态的语言。语言，美和意义的乡土，自己开始思考，开始说话……就像巨大的河流靠自己的运动冲磨岩石带动机轮一样，语言之流在它流经之处按照自己的法则创造着韵律，创造着无数其他的联系，这些联系甚至是更重要的，然而却始终未被探索过，未被充分认识，未被命名。”为什么只有诗人可以有这样的灵感呢？因为他具备着丰富的写作知识。
[1]叶圣陶.怎样写作［M］.北京:中华书局,2007:1.[2]郝德永.课程与文化:一个后现代的检视［M］.北京:教育科学出版社,2002:345.[3]叶圣陶.叶圣陶语文教育论集［M］.北京:教育科学出版社,1980:717.[4]陈嘉映.此在素描［J］.国内哲学动态,1982（5）:17.[5]伽达默尔.语言和理解［G］.洪汉鼎,译//伽达默尔.真理与方法——补充和索引.北京:商务印书馆,2013:230.[6]海德格尔.形而上学导论［M］.熊伟,王庆节,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96:82.[7]陈嘉映.海德格尔哲学概论［M］.北京:商务印书馆,2014:276.[8]伽达默尔.语言能在多大程度上规定思维？［G］.洪汉鼎,译//伽达默尔.真理与方法——补充和索引.北京:商务印书馆,2013:250.[9]利科.文本模型:被视为文本的有意义行为［G］.孔明安,张剑,李西祥,译//利科.诠释学与人文科学.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1:161.[10]海德格尔.语言的本质［G］.孙周兴,译//海德格尔.在通向语言的途中.北京:商务印书馆,2004:146.[11]莫娜·奥祖夫.革命节日［M］.刘北成,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17:23.[12]伽达默尔.语言能在多大程度上规定思维［G］.洪汉鼎,译//伽达默尔.真理与方法——补充和索引.北京:商务印书馆,2013:258.[13]海德格尔.语言的本质［G］.孙周兴,译//海德格尔.在通向语言的途中.北京:商务印书馆,2004:167.[14]海德格尔.语言的本质［G］.孙周兴,译//海德格尔.在通向语言的途中.北京:商务印书馆,2004:154.[15]海德格尔.语言［G］.孙周兴,译//海德格尔.在通向语言的途中.北京:商务印书馆,2004:11.[16]海德格尔.语言的本质［G］.孙周兴,译//海德格尔.在通向语言的途中.北京:商务印书馆,2004:16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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