德国18世纪经济（下）4.腓特烈一世和腓特烈大帝的工业政策16世纪到18世纪中叶，西欧国家不约而同地实施重商主义经济政策。 18世纪初兴起的普鲁士王朝及其经济政策，堪称是出现在重商主义晚期的一朵奇葩。重商主义在普鲁士的别名是所谓" 官房主义".它与柯尔贝尔的法国重商主义相比，在名义上更着重于对内的财政管理。这种差别是由普鲁士本身的条件所决定的。 18世纪初，普鲁士还是帝国东北边境的一个纯农业国，本国的手工业非常薄弱。只是由于普鲁士奠基人勃兰登堡选帝侯腓特烈.威廉(1640-1688 年）于1685年颁布了收容新教徒的法令，到1703年约有3.3 万名流亡的新教徒迁入，为普鲁士增添了一批先进的手工业部门，例如毛纺业、麻织业、钻、锯和工具锻造业、法式刀具制造业和外科器械制造业等。腓特烈一世继位后，决心在已有的工场手工业基础上创办加工本国羊毛的毛纺织业，以取代进口。他不顾土地贵族的反对，下令禁止羊毛出口(多数是流入萨克森）。 腓特烈一世的目的，是使普鲁士的剪羊毛全部由普鲁士加工。由于当时根本找不到有足够投资能力的企业，腓特烈一世便亲自掌管这件事。他在自己的柏林货栈为毛纺织业手工业者筹建了一个国营包买站。这一包买机构把羊毛原料一直储存到转给毛纺织手工业者，并把成品一直保存到被提走。同时包买站还从事手工工场经营，高档毛织品采用西班牙进口羊毛，自始至终由雇佣工人在货栈里用工场织机生产。这样，不仅全部羊毛的收益为本国的工场手工业所得，而且能大量安置尽可能多的纺织工就业。普鲁士这套办法之所以可行，是因为国家是个大顾主，它需要为军队士兵和军官提供各种粗细料子。此外，普鲁士还向俄国军队提供普鲁士毛织品。 其实，腓特烈一世工业政策的着眼点，与其说是国家经济，不如说是军队，他希望通过军队的扩大达到国家在政治上的独立自主。当时普鲁士人口约200 万，却维持了一支8 万人的军队。一部分家道没落的小贵族被强制培训为军官，农民则为军队提供兵源。尽管在普鲁士规定所有居民都有服兵役义务，实际上并不在城市征兵，否则那些年轻的手工业者就会逃之夭夭。于是，富国强兵的双重担子就落到农民子弟兵身上。军队成了普鲁士国民经济的一个飞轮，一大部分士兵直接参加工场手工业劳动，余下的人在军事训练之余，回到村里从事农业劳动。到后来，有愈来愈多的兵营，都成了工场手工业辅助劳动车间。 这位曾给后人留下" 人比最大的财富都更值得珍惜"的名言，并有勇气在其生命的晚年承认自己国家贫穷的开明君主，最终还是没能使贸易达到顺差。他的继承者腓特烈大帝(1740-1786 在位）为完成这项重大的使命，开始大力扩大已有的毛纺织业，同时引进一些先进的新工业部门。在夺取西里西亚后，普鲁士因有了那里欣欣向荣的麻纺织业，而具备了一门够上欧洲水平的出口工业。发展丝织工业的高档产品上，虽然作了种种努力，但仍未能摆脱外国的原料进口。但在棉纺织业和五金工业部门则取得长足的进展。到他执政的末期，上西里西亚的矿产也已经开始开发，政府创办了煤矿和铁工厂。 腓特烈大帝的工业政策，在胡贝尔土斯堡和约签订之后即转向了国家垄断。这样做并不是要使普鲁士经济走向全面的国家资本主义，而是因为私人经济不能满足经济发展的要求。因此有那么一些经济部门转到了国家手中，其中包括造船木料出口业和国内烧柴贩卖业。同时将重要的矿井和炼铁厂归口到矿山管理局。对于一些因经营不善而破产的私人企业实行国家收买，如商人戈茨科夫斯基破产时，国家买下了他的烧瓷工场。腓特烈大帝曾一再变换说法来晓谕他的臣民：" 政府的各个部门(包括经济政策）必须彼此很好地结合起来，形成一个完善的整体；这就是人们称谓的体系。" 显然，他这是用政治体系同哲学理论进行对比。但如果政府有意识地要使每一项干预都导向一个明确的目标(富国强兵），这必须是一个体系。 5.德国商业的衰落地理大发现前，欧洲贸易主要集中在两个区域：地中海贸易区和北欧贸易区(北海和波罗的海地区）。意大利的沿海城市控制着地中海，以德意志西北部城市为基础的汉萨同盟控制着北海和波罗的海。之后，世界商路由地中海转到大西洋，荷兰和英国成了新商路的中心。世界商业中心也由意大利沿海城市和德国南、北部城市，转到阿姆斯特丹和伦敦。 人们往往过分夸大贸易区域的变迁对欧洲商业的影响。当荷兰的贸易总额达到最高峰时，在1660年以后的数十年间，东印度公司的贸易额占尼德兰的整个对外贸易额不到十分之一。商业中心的嬗替以及商业同盟的没落，其更深刻的原因在于，重要的出口工业所在地发生了变化。 直到16世纪前半期，欧洲先进的工业地区，是低地国家南部、意大利北方和德国南方。16世纪后期以来，法国、尼德兰与英国的工业的兴起，使一些历史悠久的工业地区面临空前的挑战，并最终改变了欧洲的工业布局。德国在出口工业，从而也是商业竞争中损失最重的，是纺织业和冶金业，甚至一度享有盛名的铸炮厂，在英国与瑞典的优势面前逐个倒闭。 德国商业的衰落，既有外部原因，也有内部原因。三十年战争后，德国受《威斯特发里亚和约》约束，荷兰和法国控制了莱茵河下游和上游，瑞典卡住威悉河与奥得河在北海、波罗的海的出口，使德国处于四面被封闭的内陆国的不利地位。而在国内，战后分裂成300 多个彼此敌对的独立邦国。在弗兰哥尼亚的484 平方英里面积上，就分布有29个邦国。从17世纪下半叶到拿破仑战争，统治德意志领土的有9 个大选侯，62个世俗诸侯，36个教会诸侯，100 个帝国骑士，50个帝国城市以及一些特殊地区的领主。 封建割据给流通造成重重困难。1730年，易北河从皮尔内到莱比锡一段不长的水路，就有32道关卡。境内关税壁垒，甚至没有相对固定的税制。度量衡和货币制度也随地而异，17世纪末各地使用的货币，多至6000种。在这种情况下，商业陷于停顿，利率最高达到3 分，很多地区几乎处于自然经济状态。 在对外贸易上，德国因为没有统一的中央机构和关税保护政策，所以一起处于软弱地位。商人逐渐失去了主动性，德国的外贸实际变成了荷兰、英国和法国资本的业务代办所。昔日繁荣的手工业和商业城市科隆、汉堡等，实际变成了外国商品的堆栈。1695年，在汉堡就并存着10个邮局，分属于不同国家与城市的邮政部门。德国商人把工业原料和木材输往国外，把外国的廉价制品运入德国。德国经济陷入了手工业愈来愈缺乏竞争力，商业愈来愈萎缩的恶性循环。 商业绝不是整个社会经济中的一块"飞地".很多人在分析德国这一时期的经济活动中，往往忽略了人口(包括数量和质量）这一重要因素。奥格斯堡的人口变动，每年都有记载，从1627-1635 年，奥格斯堡人口减少了29865 人，1635年的总人口(包括外国人）只剩下16432 人。18世纪初，在德国的基督教区内，每1 万人中有260 人是乞丐，当时科隆的5 万人中有2 万人是乞丐。如果说，德国这一时期的商业活动还有令人瞩目的地方，那就是受战争和富人的欲望刺激而发展起来的军火和奢侈品买卖，还有在广大乡村地区的包买商。 6.普鲁士王国的商业政策普鲁士在经历三十年战争破坏之后，根本没有起重要作用的商业。国家奠基人腓特烈.威廉和腓特烈一世，除了建设陆军以加强军事实力外，主要着重于工业。腓特烈大帝继位后，商业开始受到重视。他在商贸以及有关财税、信贷方面的政策措施，大致可归结为下述五个方面： 工场手工业资本利益优先于商业资本利益。普鲁士在商业上，可谓是白手起家。政府在发展工场手工业的同时，相当注意产品的适销性。官员们经常给企业寄样品和给予种种商业指导。为保护工场手工业资本利益，当时柏林的和波罗的海港口的进出口商，被强制只经营本国制品。由于普鲁士地处大河沿岸和入海口，过境贸易本是有利可图的事业，但只要外国制品有可能同普鲁士产品发生竞争，就要受到严厉限制。从而，普鲁士几乎同所有邻国，都处于持续的关税战之中。 垄断和专卖政策。国家对粮食实行垄断，定期收购大量粮食。在丰年运用其购买力，使价格不致下跌，在歉收年份，动用贮备以稳定粮价。在占据西里西亚后，粮食管理机构在波兰购进大批粮食，粮价已完全可由国家操纵。此外，国家垄断邮电事业、采矿业和木材出口。实行专卖制度的有烟草、咖啡等。 税收管理。1766年国家把间接税和关税从普通管理机构划分出去，成立了专门的税务机构，并任命法国人来担任领导。 海外贸易公司。腓特烈大帝选择新占领的有海外贸易传统的埃姆登，按照法国的模式，由国家参与并从阿姆斯特丹和安特卫普筹集资金，创办了第一家海外贸易公司亚洲公司，接着又创办近东贸易公司、海上保险公司和埃姆登鲱鱼公司。为了出口盐和蜡，国家创办了一家海上公司。 信贷。腓特烈一世时，王室企图通过征购贵族庄园，以削弱贵族的经济基础，从而与贵族的关系处于紧张状态。腓特烈大帝继位后，与贵族作出了和解，停止征购。在七年战争后，腓特烈大帝动用国库，解除了贵族债务，并通过建立省一级的信贷合作社来解决农业地产信贷问题。1765年，腓特烈大帝在柏林创办了皇家结算和信贷银行，以期提高普遍信贷的信誉。这家银行本应该向商人提供贷款，但实际上几乎无法运用发行货币的权利，因为人们对它的需求太少，存款已足够票据贴现之用了。更有意思的是，在腓特烈一世时，国王不理睬当时盛行的经济理论，将部分国家财富换成了硬金属储存在自己的地下室，以备战时所需。腓特烈大帝也不指望在发生战争情况下能找到私人捐助者，因此变本加厉将银币现金储存在地下室。现在皇家银行的建立倒是可以不受国家需要的干扰了。 腓特烈三世(1797-1840 年在位）时，施泰因的《十月法令》规定，无论地主或农民都可自由经营商业，并开征所得税。哈登堡继任首相后，实行可在普鲁士境内自由贸易和对外减低关税的政策。从此，普鲁士商业才有了自由。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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