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宋哲民，笔名云翮，曾任礼县委宣传部长，礼县一中校长等职，现退休在家，主攻先秦文学研究。 《诗经·秦风》产生地域初探 文丨宋哲民  《诗经》产生于西周初年至春秋末期，是我国文学史上的第一部诗歌总集。开中国文学史上现实主义创作流派的先河，在中国文学的发展过程中产生了深远的影响。《诗经》共三百零五首，分为“风”、“雅”、“颂“三个部分。对后世文学影响最大的当属“风”诗。“风”诗共十五国风，是周王室采自不同地域的民间作品。其中“秦风”共十首，采自当时秦人生活的地域，因此，弄清楚当时秦人生活的地域，也就是弄清楚了《诗经·秦风》的产生地域。 近年来，随着礼县西汉水流域大堡子山秦人墓葬群的发现，当代史学界一致认为礼县西汉水流域就是早期秦人的世居地，即《史记·秦本记》中提到的西天丘、西垂、西县。据《史记·秦本记》记载，秦襄公七年，即公元前七七一年，襄公因救周有功被封为诸候。为此襄公立西畤、祠白帝，举行了隆重的祭祀活动。《秦本记》索引云：“襄公始列为诸候，自以居西畤。西畤：县名。故作西畤、祠白帝”。这就说明，西县也就是今天的西汉水流域，不仅是秦人的世居地，也是秦人被封为诸候之后的第一处政治、文化的中心。也就是秦国第一处都邑所在地。 《秦本纪》记载：“文公元年，居西垂宫。三年，文公以兵七百人东猎。四年至汧渭之会。曰：'昔周邑我先秦赢于此，后卒获为诸侯。’乃卜居之，占曰吉，即营邑之”。这里所说的“西垂宫”，正义谓“西县是也”，汉陇西郡西县亦即西犬丘。这段话说明，襄公之子文公也是在西县，即礼县西汉水流域即位的。同时，文公四年开始，就将都邑迁至陕西的关中一带，那时正是春秋初年，此后又经多次迁都，但均在陕西关中一带。 以上分析说明，《诗经·秦风》产生于甘肃西汉水流域和陕西关中一带这样两个地域。凡文公四年东迁汧渭之会之前的作品，均出自西汉水流域秦人之手；凡文公四年东迁之后的作品，大抵属陕西关中一带秦人所作。然则，《秦风》十首中究竟哪些作品产生于西汉水流域，哪些作品产生于陕西关中一带呢？在部分作品的产生地域认定上，目前学术界尚有一些争议。要比较权威地回答这一问题显然不是我所能做到的。因为我不是一名职业学者，仅仅是一个先秦文学的业余爱好者，受时间与空间的限制，手头的资料也非常有限，只能谈一下关于《诗经·秦风》产生地域的初步思考，以就教于各位专家和学者。  按照我对《诗经·秦风》产生地域的思考，《秦风》十首中《車邻》、《驷铁》、《小戎》、《蒹葭》、《终南》、《无衣》等六首产生于文公四年迁都汧渭之会之前，当属礼县西汉水流域的作品；其余四首《黄鸟》、《晨风》、《渭阳》、《权舆》等产生于文公迁都之后，应属陕西关中一带的作品。得出上述判断的思考线索有三条：一是作品本身诗句中所描述的内容信息；其次是历代学者对《诗经》的注疏；第三是《史记》、《左传》以及当代史学界对秦史研究的最新成果。基于以上三条思路，我试对《秦风》十首中，其产生地域有争议的三首，即《蒹葭》、《终南》、《无衣》的产生地作以初步的探讨。 先说说《蒹葭》。《蒹葭》共三章，每章八句，以四字句为主。是《诗经》三百零五篇中的上乘之作之一。正如民国时期的著名作家、学者朱自清先生所言：“《秦风》中的杰作却是《蒹葭》。《蒹葭》是一首诗人诗，这首诗音节与别篇迥异，技术却远在别篇之上。在慷慨悲歌的〈秦风〉中，忽有这一篇优游闲暇的诗，不能不引起我们的注意。它的意义究竟是招隐或是怀春，我们不能断定”（朱自清《古诗歌笺释三种》上海古籍出版社第158页）。那么，这首诗究竟产生于何处呢？ 为了探讨这一问题，我们不妨先看看历代学者关于《蒹葭》的论述。汉代毛诗序曰：“蒹葭，刺襄公也。未能用周礼，将无以固其国焉”。从这段话中可以得出两条信息：其一这首诗是襄公时期的作品，并且是“襄公始国”后的作品。因为古人治学是很严谨的，在襄公被封为诸候前，是不能称国的，也就不会说“将无以固其国”这句话。其二这首诗的主题是“刺”，刺襄公“未能用周礼”。“刺”即批评的意思。对这段话后来的学者有何看法呢？汉代学者郑玄在《郑笺》中说：“伊人”为“知周礼之人”，也就是将本诗的主旨定义为“求贤”说。唐代孔颖达在《毛诗正义》中基本同意毛诗序的说法。宋代学者朱熹则似有不同看法。在他的《诗集传》中，对“所谓伊人”的解释是：“乃在水之一方，上下求之而皆不可得。然不知其何所指也”（宋·朱熹《诗集传》中华书局本97页)。如前面所引，民国学者朱自清也认为“它的意义究竟是招隐或是怀春，我们不能断定”。遍观我所能看到的古今学者的论述，关于《蒹葭》诗的主旨问题是有些不尽相同，但对于这首诗产生于“始国”后的襄公时期，均未看到不同说法。而“襄公始国”时，秦人的政治文化中心在甘肃省的西汉水流域，这已被《史记·秦本记》及当代秦史研究的成果所肯定。所以《秦风·蒹葭》就应当产生于甘肃省的西汉水流域。  另外，从这首诗中“在水一方”所描述的内容来看，也应当在礼县的西汉水流域。因为在先秦文学中，“江”、“水”、“河”这三个词是有专指的。“江”和“水”专指长江及长江水系的河流；“河”则专指黄河流域的河流。我个人阅读过的先秦典籍中还没有发现例外。当然也许是我的阅读量太少了。而西汉水流域所处的陇南市正好是甘肃境内唯一的长江流域。“在水一方”，而不是“在河一方”，就表明了这首诗不大可能产生于黄河流域的关中一带了。 而之所以有学者认为这首诗产生于陕西地域，可能的原因是个别当代秦史研究专家认为，襄公二年曾将都邑从西汉水流域的西犬丘迁至汧邑。即今天的陕西省陇县一带。但襄公徙都至汧一说，并未被当代秦史研究专家所认可。而学术界公认的史实是，襄公代庄公而立是在西犬丘；襄公七年被封诸侯，也是在西县“立西畤、祠白帝”；乃至襄公的儿子文公也是在西犬丘即位的。而汧邑则有可能只是襄公为了东扩和伐西戎的需要而营造的一处重要营地而已。据此是不能说明《蒹葭》就产生于陕西省陇县一带的。退一步说，即使襄公曾临时徙都于汧，但封为诸侯之时都邑还是在西犬丘的。毛诗序中“将无以固其国”，说明了《蒹葭》是“襄公始国”后的作品。因为秦人被封为诸侯后，方能称为秦国。 接下来再说说关于《秦风·终南》的产生地域。这首诗由于诗句中有描写终南山的句子，即“终南何有？有条有梅”等等，而被当代学术界认为是属于陕西关中一带产生的诗。这首诗究竟是西汉水流域的秦人所作，还是关中一带的秦人所作呢？我们不妨先从古人的注疏中找答案。 毛诗序云：“终南，戒襄公也。能取周地，始为诸侯，受显服，大夫美之，故作是诗以戒劝之”。宋代朱熹在《诗集传》中，关于这首诗中“君子至止，锦衣狐裘”的注疏：“君子，指其君也。至止，至终南之下也。锦衣狐裘，诸侯之服也”。“君衣狐白裘，锦衣以赐之”(宋·朱熹《诗集传》中华书局本98页）。 从以上注疏中可以看出，这首诗作于襄公“始为诸侯”、并穿上被周王室所赐“锦衣狐裘”，即“诸侯之服”来到终南之下时，随从的大夫所作。从对《蒹葭》的分析中，我们知道，秦襄公时期，秦人的政治、文化中心一直在西犬丘，文公四年方徙都邑于汧渭之会。据此，《秦风·终南》当为西汉水流域的秦人所创作。有可能是襄公在接受周王室的封赏及所赐“显服”后，路过终南之下时创作的作品。作品反映了当时襄公及随从人员就象唐、宋时期知识分子中了状元后“春风得意马蹄疾，一日看遍长安花”般的得意情态。所以，毛诗序认为，有必要戒劝襄公不可因封诸侯、受显服而过分得意。  最后说说关于《秦风·无衣》的产生地域。《无衣》这首诗，与《蒹葭》苍凉、缠绵的风格迥异，是一首秦人视死如归，慷慨激昂的军中战歌，也是《诗经》中的名篇之一。正如朱熹所言：“秦人之俗，大抵尚气概、先勇力，忘生轻死。故其见于诗如此”(《诗集传》中华书局本，第100页)。哪么这篇《诗经》中的佳作是西汉水流域的秦人所作，还是出自陕西关中一代的秦人之手呢？换句话说是产生于秦文公四年东迁之后，还是东迁之前呢？ 对这一问题，少数学者如著名学者王夫之在《诗经稗疏》中，陈子展在《诗经直解》中等等，他们依据《左传》的记载，认为是秦哀公为申包胥乞师而作。如果此说成立，那自然《无衣》就属陕西关中一带秦人的作品了。但这一说法并未得到学术界的广泛认同，只能算作关于《无衣》作者的“一说”。依我个人的管见，也觉得此说尚有待进一步商榷。 我们姑且先看一下，他们所依据的《左传》是怎么说的。据《左传》记载，楚昭王十五年(即公元前506年)，吴国发兵攻破楚都，楚国大夫申包胥赴秦国求救，而秦哀公尚主意不定 申包胥为了感化秦哀公，竟然“哭秦庭七日”，“日夜不绝其声”。秦哀公为之深深感动，于是“为之赋无衣，九顿首而坐。秦师乃出”。从《左传》的原文看，关键是怎样理解“为之赋无衣”的“赋”字。王夫之等学者显然是将“为之赋无衣”理解为秦哀公为申包胥作了一首无衣诗，“赋“则理解为“作”的意思。不错，“赋”字的确有这层含义。如唐·王勃《滕王阁序》：“一言均赋，四韵俱成”，再如晋·陶渊明《五柳先生传》：“衔觞赋诗，以乐其志”等等，都是“作诗”的意思。然而对于先秦文学而言，赋”一般有这样三个含意：一是指《诗经》的表现手法之一。即“赋”、“比”、“兴”中的“赋”；二是指一种文体。如屈赋、宋玉赋等；三是《汉书·艺文志》的说法，即“不歌而诵谓之赋”。按这一说法，“赋”就成了朗诵、吟咏的意思。在《春秋·左传》中，一般作诵读、吟咏解，而不能理解为“创作”。例如：《左传·隐公元年》：“公入而赋”；《左传·僖公二十三年》：“公子赋〈河水〉、公赋〈六月〉”等等。其“赋”字均作诵读解且不存在争议。所以，此处同样应解作“诵读”，《无衣》诗的作者很可能不是王夫之等学者所说的秦哀公。 我们再来看《毛诗序》是怎么说的。序曰：“无衣，刺用兵也。秦人刺其君好攻战，亟用兵，而不与民同欲焉”。至于《无衣》的主旨是否是“刺用兵”，我们先姑且不论。但《毛诗序》的作者作为汉代的大学问家，是肯定读过《春秋·左传》的。如果他也将哀公“为之赋〈无衣〉”理解成作《无衣》，那他肯定就不会在《诗序》中说出秦人“刺其君”这样违犯常识的话了。 那么《秦风·无衣》究竟产生于什么时期呢？为此，我们首先得弄清楚《无衣》中“王于兴师”的“王”，到底指的是秦君还是周天子。在整个春秋时期，中原各诸侯国的君主均未称王，只有周天子方能称王。楚、吴、越等国被周人视为蛮荒之地，不通周礼，故而率先相继称王。秦国一直到战国时期的秦惠文王才开始称王。所以《无衣》篇中的“王于兴师”的“王”，显然不是指秦人的君主，而是指周天子。正如宋代朱熹所言：“王于兴师，以天子之命兴师也”（宋·朱熹《诗集传》中华书局本100页)。 秦人又为何以周王的名义而“兴师”呢？这与早期秦人所处的地位及环境有关。《史记·秦本记》及当代秦史研究成果表明，从商代就居住在礼县西汉水流域即西犬丘的早期秦人，一直到“襄公始国”、文公东迁，也即春秋初年之前的漫长岁月里，一直是一个弱小的部族，周围又是敢于和中央王朝相抗衡，十分强悍的西戎部族。其生存时刻都受到西戎的威胁，那时秦人的实力和地位根本无法同天下诸侯同日而语。到了“襄公始国”，文公迁都汧谓之会之后的整个春秋时期，才逐渐进入发展壮大并强盛的时期，秦人也逐渐解除了西戎的威胁，并敢于平视天下诸侯了。到了战国时期，秦人强盛到足以傲视天下诸候并开启了扫六合，一统华夏的战争行动。 早期秦人由于实力和地位十分弱小，为了生存下去，不得不在政治上长期依附商周中央王朝，周朝建立后，更是承担着为周王朝“在西戎，保西垂”的责任。在这期间，与西戎之间发生了无数次战争，均以周王的名义，方显得名正言顺，更好地体现了秦人发兵的正义性。有史料可查的秦人早期以周王的名义发动的与西戎的战争就有三次。一是周宣王时，秦人收复世居地西犬丘的战争，周王先是以秦仲为大夫，使伐西戎，秦仲战败被杀。于是周王又召其子秦庄公兄弟五人，并与兵七千，而大破西戎；第二次就是秦襄公率兵救周，保护周王迁都洛邑；第三次因襄公救周有功被封为诸侯，并将原京畿地面的祁、丰之地赐与秦人。王曰：“能逐犬戎，即有祁丰之地”(《诗集传》94页)。这就是说，祁、丰之地尚被犬戎所控制，秦人要真正得到这块土地，还得通过战争从犬戎手中夺回来。这三次战争毫无疑问都是“王于兴师”。 至秦文公四年迁都汧渭之会，政治中心徙离西汉水流域，既是秦人逐渐发展壮大的开始和标志，也是秦人发展壮大的必然结果。此后所进行的战争大多是在诸侯国之间进行。春秋时期秦人虽然仍在政治上尊崇周天子，但由于战争的性质有所转变，所以就未必是“王于兴师”了。据此判断，《秦风·无衣》篇，很可能产生于文公迁都前，早期秦人的世居地礼县西汉水流域。  另外，从作品中“岂曰无衣，与子同袍”，“与子同泽”，“与子同裳”等诗句所反映的内容来看，秦人当时的状况还是非常艰苦的，连置办一套规范的军衣也很不容易。全诗共三章，从“同袍”、“同泽”到“同裳”，层层递进，回环往复。“袍”指军士穿的长战袍、“泽”是贴身穿的内上衣、“裳”是下身所穿，类似于今天的裙子。作品的意思大致是衣服不够了，仅穿一件战袍即可；没有战袍仅穿一件内衣也可以，如果内衣也没有，只穿一条裙子也要上战场去杀敌。这是何等的勇武和悲壮啊。文艺作品的取材角度，是有所选择的，也是要为作者所要表达的思想服务的，在创作过程中也是容许夸张的。因此当时的秦人也未必就连军衣都没有。但文艺作品又是现实的一面镜子，夸张手法的运用是建立在一定社会现实之上的。这首诗所反映的内容，至少说明了当时的秦人还比较艰苦、还不够强大，正好和秦人早期、文公迁都之前很长一段时间的生活情状相吻合。从这个角度来分析，这首诗也应当是文公迁都前、秦人早期的作品，应当产生于秦人的世居地礼县西汉水流域。 以上对《诗经·秦风》十首中，其产生地域有争议的三首做了初步的探讨，敬请各位方家指正。《秦风》中其余七首，其产生地域基本上不存在异议，所以我就不再逐一分析了。 2021年7月30日于栖云斋 主管: 陇南市文学艺术界联合会 主办：陇南市诗歌学会 监制/审核：包苞 本期编辑：杨波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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