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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颂·酌》诗旨及乐用探论* 李 辉 李辉，浙江丽水人，文学博士。首都师范大学中国诗歌研究中心专职研究员。主要研究方向：先秦两汉文学。 【内容提要】学者们多将《酌》视作《大武》乐章六成之一，但因对相关文献的采信程度和阐释角度的不同，《酌》在《大武》乐章中的位置，各家说法分歧最大。通过对《酌》诗历史本事、诗歌主旨的分析，可知《酌》列入《大武》乐章任何一成皆不妥当。《酌》之诗题取义为“酌时之宜”，表现的是周人对商从“养晦”到“用介”的政策转型，这与《大武》六成乐舞前“咏叹之，淫液之”所表现的历史本事、思想感情、歌演风格正相吻合，据此，《酌》诗可视作《大武》乐章的序曲。 【关键词】《酌》；《大武》乐章；序曲 一 《大武》乐章是再现周代开国历史的歌舞剧。但由于古乐湮没，文献不足，后人对《大武》乐章的歌唱诗篇、歌演方式等具体情形，已难得其详。在仅有的文献中，《左传·宣公十二年》中楚庄王提到了《大武》乐章的“卒章”[1]“三章”“六章”，《礼记·乐记》也记述了《大武》乐章“六成”乐舞的结构、内容与表现情境。这两则材料弥足珍贵，学者多据此认为《大武》乐章由六章或六成组成，但《左传》仅明示了《武》《赉》《桓》三首，另外三章或三成的乐章，人们不得确知，所以，从明代何楷、清代魏源、龚橙，到王国维、孙作云、高亨、阴法鲁、王玉哲、杨向奎、姚小鸥等学者，都试图从《诗经·周颂》中搜寻出另外三首诗，以凑足“六成”之数，各家说法纷纭，莫衷一是。 在诸说中，均包含《周颂·酌》一诗，但其所在乐次，则从第一成到第六成皆有其说。《酌》诗或被定为《大武》乐章之第一成（孙作云、阴法鲁说），或第二成（何楷、魏源、龚橙、李炳海说）、第三成（王国维说）、第四成（杨向奎、姚小鸥说）、第五成（牟应震、高亨说）等，是诸诗中所在乐次最歧异、最无定论的一首诗，足见分歧之大。 综核诸说，可以发现，各家立论的分歧主要在于对《左传·宣公十二年》《礼记·乐记》所载《大武》乐章相关论述的采信程度和阐释角度的不同。我们认为，在现有条件下，这两段文献虽不详备，但弥足珍贵，是研究《大武》乐章十分重要的早期材料，不可轻易变乱。如《左传·宣公十二年》记述《大武》乐章之“卒章”（《武》）、“三章”（《赉》）、“六章”（《桓》）的乐章结构及诗篇，其中“卒章”，朱熹《诗集传》曰：“《武》，《春秋传》以此为《大武》之首章也。”马瑞辰《毛诗传笺通释》曰：“‘卒章’，盖‘首章’之讹。朱子《集传》云：‘《春秋传》以此为《大武》之首章。’盖宋人所见《左传》，原作‘首章’耳。”[2]揆诸一般的引书法，于同一材料，总是先引前者，后引后者。则《武》为“首章”，在三章《赉》、六章《桓》之前，亦不为无据。因此，如孙作云、阴法鲁将《酌》定为《大武》乐章之首章[3]，王国维将《酌》定为《大武》乐章之三章[4]，就缺乏文献依据，不足采信了。 再如《礼记·乐记》关于《大武》乐章六成乐舞的记述，是研究《大武》乐章各章内容、主题、表演艺术的重要材料，但有学者却以文献晚出而一并摒弃之[5]，或有选择性地采用和阐释，致使整套六成乐舞前后支离。就《酌》而言，李炳海将《酌》定为《大武》乐章第二成，认为表现的是“再成而灭商”的史实，“揔干而山立”“发扬蹈厉”“夹振之而驷伐”是其舞容，再现了牧野之战上武王、太公及众将士的形象和杀伐场面[6]。然而，我们从《酌》诗中却难以捕捉到表现这些场景的形象和身段。 同理，将《酌》定为第四成或第五成，其诗意与“四成而南国是疆，五成而分周公左，召公右”也不相符。这两种观点的误区，都是受《诗序》影响，《诗序》“《酌》，告成《大武》也，言能酌先祖之道，以养天下也”云云，《酌》因此被理解成凯旋庆功和告庙之诗。又高亨将《酌》定为第五成，其主要依据竟然是《酌》诗中有“尔公”二字，正与《乐记》“周公左，召公右”相合，这样的论证逻辑应该是欠严密的。其又引《仪礼·燕礼·记》“若舞则《勺》”，郑注：“《勺》，颂篇，告成《大武》之乐歌也。”认为《酌》即是《勺》，是配合童子文舞的诗，正好用于《大武》乐章之第五成，以象征伐商胜利后的和平、文治[7]。这一论断也值得商榷。南宋学者严粲在《诗缉》中对《酌》与《勺》的关系有过很精到的论述，认为二者不是同一诗乐，《勺》是成王之乐，而《酌》用于表现武王用兵创业，“是武舞之乐章，非《勺》舞之乐章矣”。严氏还认为： 《勺》舞言成王能酌文武之道，以保太平之治也；此《酌》颂言武王初则遵养，继则蹻蹻，酌其时措之宜也。……讲师见此颂名《酌》，遂以“酌祖道，养天下”之说搀入之，此正说成王之《勺》，非武王之《酌》也，兼此诗所言遵养，亦非谓养天下也。[8] 可知，《酌》非《勺》，今本《酌·序》亦不足据。因此，将《酌》认为是象征和平文治之诗、用于第五成的观点，也就难以成立。 又，王国维将《酌》定为第三成、魏源将《酌》定为第二成[9]，均次于《武》之后，也是受《酌·序》“告成《大武》”一句影响。但实际上，“告成《大武》”，应是整套《大武》乐章制成之后，献演于太庙，特为此另作《酌》诗，以告其成，即《郑笺》所说：“周公居摄六年，制礼作乐，归政成王，乃后祭于庙而奏之。其始成告之而已。”《孔疏》：“作《大武》之乐既成，而告于庙。作者覩其乐成，而思其武功，述之而作此歌焉。”可知，“告成《大武》”云云，不仅不能作为《酌》次于《武》的证据，而且说明《酌》诗根本就不在《大武》六成之列，《大武》六成之乐舞作为一个整体，其完成在《酌》诗之前。以上，皆是由《酌·序》之误植、误解，所引发的《酌》列为《大武》乐章的种种说法，《酌·序》告成之说既已不成立，则《酌》在《武》后诸说，皆可废去。 综上，诸家说法或是脱离早期文献所述《大武》乐章之乐舞结构，或是偏信《诗序》之说，因此，诸说对《酌》在《大武》乐章整套乐舞中的乐用情形缺乏整体的观照，对《酌》诗义和主旨的理解也还多有可商之处。基于此，下文将立足于《酌》诗文本的训解，结合相关文献，对《酌》诗诗旨及其乐用再做探论。
二 首先，关于诗题“酌”字的训解。《酌》诗云： 於铄王师，遵养时晦。时纯熙矣，是用大介！我龙受之，蹻蹻王之造。载用有嗣，实维尔公允师！ 《毛序》：“言能酌先祖之道，以养天下也。”《鲁诗》《齐诗》理解与此大同[10],但朱熹、方玉润等认为从诗文中并不能看出“先祖之道”“养天下”这一层含义[11]。因此，诗题之所以命名为“酌”，学者们也纷纷做出新的解释。朱熹认为《酌》“不用诗中字名篇，疑取乐节之名”。王质《诗总闻》也认为“诗无‘酌’字，亦无酌意”，认为“酌”是“灼”字之误，即首句“於铄王师”之“铄”，灼、铄古字通用[12]。据此，《诗序》就“酌”字发挥出“酌先祖之道”云云，也就不能成立了。不过，诗题不用诗中之字，亦非仅见，王质改字为说，以求诗题与诗词相合，反显得周折迂远，其必要性仍可存疑。因此，《诗序》虽不可成立，但《酌》诗之义仍不可尽废“酌”字。笔者认为，“酌”字斟酌之义，其实就含在诗的前四句中。 “遵养时晦”，毛、郑训“时”为是，以“晦”指商纣，或言“率此师以取是暗昧之君”，或言“养是暗昧之君，以老其恶”（孔疏语）。其说牵强支离，实际上，“时晦”与下文“时纯熙”相对成义，毛、郑分开解释，遂使其中暗含的“酌”的含义不能显明。“时”字当如字解，苏辙《诗集传》曰： 有於铄之师而不用，退自循养，与时皆晦，晦而益明，其后既纯光矣，则天下无不助之者。……方其不可而晦，见其可而后王之，此所以为《酌》也。[13] 又，朱熹《诗集传》曰： 其初有於铄之师而不用，退自循养，与时皆晦。既纯光矣，然后一戎衣而天下大定。[14] 清代陈仅《群经质》曰： “遵养时晦”，时止而止也；“时纯熙矣”，时行而行也。动静不失其时，所谓酌也。[15] 林义光《诗经通解》亦曰： 言前者遇时晦昧，则顺天而修德；其后遇时光明，乃可以有为也。[16] 诸说可从。“遵养时晦”，指在局势昏晦不明的时候，能够依循形势，养晦待时；“时纯熙矣，是用大介”，指待到时势光明，则可以用兵[17]。可知，“时”为全篇诗旨之重点所在[18]，如上解释，不仅文意顺畅，而且也使“酌”字有了着落[19]，《酌》歌唱的正是周武王韬光养晦、酌时而伐商之事。以上是从训诂与诗意上，说明《酌》诗“酌时措之宜”的主题。 其次，从历史本事上，周武王对商政策经历了由“养晦”到“用兵”的转型，也与《酌》诗主题相符。据《史记·周本纪》，武王在伐商前二年，曾在盟津观兵： 是时，诸侯不期而会盟津者八百诸侯，诸侯皆曰：“纣可伐矣。”武王曰：“女未知天命，未可也。”乃还师归。 当时伐商时机尚未成熟，因此，武王还师，“遵养时晦”。两年之后，“闻纣混乱暴虐滋甚”，才“是用大介”，有牧野伐商之战。这一历史本事，与《酌》诗密合无间，故《酌》诗，如严粲《诗缉》所言：“言武王初则遵养，继则蹻蹻，酌其时措之宜也。”[20]钱澄之《田间诗学》亦言：“武王于孟津未会之先，时犹宜晦，故遵之以养时晦。时既至矣，人心同而天命集，是谓纯熙，熙与晦对。”[21]方玉润亦以《酌》为“美武王能酌时宜”之诗。[22]钱、方二氏可谓深得《酌》诗之旨意。 其三，《左传·宣公十二年》载晋国士会引用《酌》诗，亦是取其“斟酌时宜”之义以立说。其文曰： 见可而进，知难而退，军之善政也。兼弱攻昧，武之善经也。子姑整军而经武乎，犹有弱而昧者，何必楚？仲虺有言曰：“取乱侮亡。”兼弱也。《汋》曰：“於铄王师，遵养时晦。”耆昧也。《武》曰：“无竞维烈。”抚弱耆昧，以务烈所，可也。 士会在此处引《酌》诗，用以说明“耆昧”之意，俞樾《群经平议》曰：“《集解》曰：‘耆，致也，致讨于昧。’樾谨按，致讨于昧，不可但曰‘致昧’。《释文》耆音旨，徐：其宜反。今以义求之，当从徐音，读为耆老之耆。耆者，养也，此引《诗》‘遵养时晦’而释之，昧字释《诗》‘晦’字，则耆字释《诗》‘养’字可知矣。耆得训养者，耆犹艾也。《尔雅·释诂》曰：‘耆、艾，长也。’是耆与艾同义。又曰：‘艾，养也。’艾为养，则耆亦得为养矣。”[23]俞樾将二书相参，并从训诂上说明，“耆昧”即“养晦”也，士会引用《酌》诗，来说明用兵贵在“观衅而动”“见可而进，知难而退”，[24]正是发挥了《酌》诗审时度势、酌时而动的道理。 其四，从《逸周书》相关篇章中，可知“酌时”“养晦”确实是周初重要的用兵策略。《逸周书·文酌》说“聚有九酌”，《大武解》说“侵有七酌”，《允文解》更有“遵养时晦，晦明遂语，于时允武”之语，与《酌》诗十分相近。潘振《周书解义》曰：“遵养时晦，言有师不用，退自循养，与时俱晦也。晦明，晦极则明，犹言乱极思治也。语，吿将帅也。于时信当用武，不必用晦也。”[25]“遵养时晦”一语，与《酌》全同；“晦明”，即《酌》“时纯熙矣”；“于时允武”即《酌》“是用大介”，二者文辞、意义大同。而“晦明遂语，于时允武”，指诏告将帅，可以用武，将其与《酌》诗相联系，也暗示我们，《酌》诗可能就是诏告诸侯将帅出兵的誓师之辞。 依着这样的情境来理解，《酌》的诗意也就更为明朗了。“於铄王师，遵养时晦，时纯熙矣，是用大介”，是宣告周家对商的政策开始由“养晦”转为“用大介”。“我龙受之，蹻蹻王之造”，林义光训龙作龏，即古恭字，“我恭受之，受此纯熙之时也。我，我王也”。[26]“蹻蹻”，武貌。“王之造”，读为王之曹，指周王的兵众[27]。从“王之造”可知，“我龙受之”之“我”不是武王自我，而应该是第三人称指称“我武王”或“我有周”。“载用有嗣，实维尔公允师”，嗣，于省吾说：“金文嗣、 啊，周王壮美的军队，能够在昏晦的时候退自循养，待到时势光明了，则可以大举用兵伐商了。我有周恭敬地承受了这样光明的时机，有这么勇武的周王的军队。要天下得到治理，实在是有赖于你们诸位诸侯协同出师伐商！ 通过以上对“酌”题取义、周初伐商前后政治军事局势、先秦引用《酌》诗的分析，《酌》诗的诗意主旨变得显豁。综合言之，《酌》诗乃是正式伐商前，面对四方诸侯将士的歌唱，诗中宣告周家对商政策的转变，也展示周此时恭受天时、上下齐心的气势，带有一定的誓师的意味。 显而易见，《酌》诗与《大武》六成乐舞的表现主题、象征意义都不相符，将其置于《大武》乐章的任何一成都不妥帖。那么，基于以上所论《酌》诗的历史本事、诗意主旨，《酌》的乐用情境和歌唱方式是怎样的呢？
三 如上所述，《酌》表现的是周人对商政策从“遵养时晦”到“是用大介”的前后转型，可以说，《酌》作为誓师之辞，自此拉开了武王伐商的序幕。因此，虽然《酌》不在《大武》乐章六成乐舞之列，但却与武王伐商之事前后紧密相连，因此，笔者认为《酌》可视为《大武》乐章的一个引子，歌于第一成“始而北出”正式伐商之前。这一论断可以从《礼记·乐记》关于《大武》乐章的相关论述中得到印证，其文曰： 宾牟贾侍坐于孔子，子与之言，及乐，曰：“夫《武》之备戒之已久，何也？”对曰：“病不得其众也。”“咏叹之，淫液之，何也？”对曰：“恐不逮事也。”“发扬蹈厉之已蚤，何也？”对曰：“及时事也。”“《武》坐，致右宪左，何也？”对曰：“非《武》坐也。”“声淫及商，何也？“对曰：“非《武》音也。”子曰：“非《武》音，则何音也？”对曰：“有司失传也。若非有司失其传，则武王之志荒矣。”子曰：“唯，丘之闻诸苌弘，亦若吾子之言是也。”宾牟贾起，免席而请曰：“夫《武》之备戒之已久，则既闻命矣。敢问迟之迟而又久，何也？”子曰：“居，吾语女。夫乐者，象成者也。揔干而山立，武王之事也。发扬蹈厉，太公之志也。《武》乱皆坐，周、召之治也。且夫《武》，始而北出，再成而灭商，三成而南，四成而南国是疆，五成而分周公左，召公右，六成复缀以崇天子。夹振之而驷伐，盛威于中国也；分夹而进，事蚤济也；久立于缀，以待诸侯之至也。” 这一段文献为学者所常引，据此考察《大武》乐章六成乐舞的演出情形，然大家都没注意到，在正式的六成乐舞演出之前，有一段很长的序曲。孔子、宾牟贾也十分清楚这一序曲的存在，并在问答中反复探讨了序曲的象征意义与音乐风格，其本事、主题、艺术效果与上文所论《酌》均能若合符节。 具体而言，在序曲中，乐舞人员皆“久立于缀，以待诸侯之至也”，再现的是周武王正式“北出”伐商前于盟津会集诸侯之事。这与《酌》诗的历史背景是一致的。在正式“北出”伐商前歌唱《酌》诗，召集四方诸侯，宣誓对商“用介”，既为“备戒”，也为“得众”，可以鼓舞士气，展现志在必胜的信念，正好作为《大武》乐章的引子、序曲，为其后表现伐商立周的六成乐舞蓄足气势。 在序曲中，“先鼓以警戒”，同时伴随着“咏叹”“淫液”之声，据郑玄注：“咏叹、淫液，歌迟之也。”可知此时并非单纯的器乐演奏，而是伴有人声的乐诗歌唱，其歌唱节奏迟缓，声调深长，所谓“《武》之备戒之已久”“迟之迟而又久”，意在表现武王“病不得其众也”“恐不逮事也”。这与《酌》诗的情感主题、歌唱风格也十分吻合。《酌》表现周对商从“养晦”转为“用介”的政策转变，用作《大武》乐章的序曲，“咏叹之，淫液之”，正好可以充分表明周人长久以来斟酌时宜、戒慎警惕、韬光养晦的精神意志。就歌唱方式而言，《酌》诗中“王之造”，表明这不是周武王第一人称的歌唱，“我龙受之”也泛指“我武王”或“我有周”，因此，《酌》诗应该是出自周家国子们第三人称视角的合唱。全体合唱使得音乐节奏更为迟缓，声调更为深长，这与《乐记》“咏叹之，淫液之”“迟之迟而又久”的音乐效果也相合。 以上，本文探索了《酌》诗的历史本事、诗旨主题，同时，对其乐用情形做了试探。与旧说相比，本文着重分析《酌》诗题的取义和诗旨主题，还原《酌》诗的历史背景，突出“遵养时晦，时纯熙矣，是用大介”三句中所寓含的周人对商政策的转型，从而突破前人将《酌》置于《大武》乐章六成之列的诸说。此外，旧有诸说都没有重视《乐记》“咏叹之，淫液之”“恐不逮事”“迟之迟而又久”“久立于缀，以待诸侯之至”云云所寓含的情感意旨和艺术呈现，即没有注意到《大武》六成乐舞之前可能存在引子或序曲。当然，“引子”或“序曲”只是强为之名，这一术语未见于先秦文献记述，但与之相对，先秦乐舞结束时有“乱”，又，乐府诗中前有“艳”，后有“趋”。这都说明，从乐歌体制上也并不排除《大武》乐章存在“引子”或“序曲”之类诗乐的可能。更何况，如上所述，《酌》诗用作《大武》乐章序曲，在历史本事、诗歌主旨、歌唱效果上都十分妥帖。 注释： *本文为国家社科基金青年项目“《诗经》歌唱研究”（16CZW015）的阶段性成果。 [1]“卒章”，或作“首章”，参马瑞辰《毛诗传笺通释》，中华书局，2004年，第1089页。 [2]马瑞辰：《毛诗传笺通释》，第1089页。 [3]孙作云：《周初大武乐章考实》，《诗经与周代社会研究》，中华书局，1979年，第259页。阴法鲁：《诗经中的舞蹈形象》，《阴法鲁学术论文集》，中华书局，2008年，第422页。 [4]王国维：《周〈大武〉乐章考》，《观堂集林》，河北教育出版社，2001年，第61页。 [5]如杨向奎认为这是汉初儒生演习武舞时的评语，认为解释《大武》不能依据《乐记》。参杨向奎《宗周社会与礼乐文明》，人民出版社，1997年，第347页。 [6]李炳海：《〈诗经·周颂〉大武歌诗论辩》，《陕西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8年第9期。 [7]高亨：《周代大武乐考释》，《文史述林》，清华大学出版社，2004年，第90页。 [8]严粲：《诗缉》，《日本宫内厅书陵部藏宋元版汉籍选刊》，上海古籍出版社，2012年，第550页。 [9]魏源：《诗古微》，岳麓书社，1989年，第388页。 [10]王先谦：《诗三家义集疏》，中华书局，1987年，第1055页。 [11]朱熹《诗序辨说》：“诗中无‘酌’字，未见‘酌先祖之道以养天下’之意。”方玉润《诗经原始》；“诗本云养晦待时，而《序》偏云养天下，诗本云酌时措之宜，而《序》偏云酌先祖之道，语语相反，何以解经？” [12]王质：《诗总闻》，《丛书集成初编》，中华书局，1985年，第332页。 [13]苏辙：《诗集传》，《续四库全书》，上海古籍出版社，1995年，第185页。 [14]朱熹：《诗集传》，中国书店，1994年，第247页。 [15]参刘毓庆《诗义稽考》，学苑出版社，2006年，第3909页。 [16]林义光：《诗经通解》，中西书局，2012年，第416页。 [17]朱熹《诗集传》：“介，甲也，所谓一戎衣也。”孙作云、王宗石亦作此解，参孙作云《周初大武乐章考实》，第259页；王宗石《诗经分类诠释》，湖南教育出版社，2001年，第930页。 [18]朱公迁《诗经疏义会通》曰：“此篇重在‘时’字。”（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13年，第876页）王礼卿《四家诗恉会归》：“‘时’为全篇神理所在。”（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9年，1917页） [19]姜炳章《诗经补义》：“两‘时’字，便有‘酌’字之意。” [20]严粲：《诗缉》，第549页。 [21]钱澄之：《田间诗学》，黄山书社，2005年，第924页。 [22]方玉润：《诗经原始》，中华书局，2006年，第623页。 [23]俞樾：《群经平议》，《续修四库全书》，上海古籍出版社，1995年，第415页。 [24]杜预将“耆昧”解释作“致讨于昧”，一方面是承袭了毛、郑之说，也是受了前文“攻昧”的影响。但实际上，士会这里是有区分的。竹添光鸿《毛诗会笺》引清人蔡启盛之说，对此辩证说：“《左传》杜解云：‘耆，致也。’案，训耆为致是相传之古训，而以致为致讨，则征南（引者按：指晋伐楚）失其旨矣。士会意不欲战，故将弱与昧析言之，引仲虺言而释以兼弱，是宜急取，此为客意；引此诗而释以耆昧，是宜有待，此为主意。观下文终之以抚弱耆昧，而先縠之必欲战者，即斥曰不可，此显然可见。”参竹添光鸿《毛诗会笺》，大通书局，1975年，第2173页。按，蔡氏深得士会引诗之意，故此处“耆昧”即“养晦”，仍作韬光养晦之意解为上。 [25]黄怀信、张懋镕、田旭东：《逸周书汇校集注》，上海古籍出版社，2007年，第101、102页。 [26]林义光：《诗经通解》，第417页。 [27]高亨：《诗经今注》，上海古籍出版社，1984年，第505页。 [28]于省吾：《泽螺居诗经新证》，中华书局，2003年，第63页。 [29]参王引之《经传释词》，岳麓书社，1984年，第19页；马瑞辰《毛诗传笺通释》，第1118页。 注：本文发表于《中国诗歌研究》第17辑（2018年12月），引用请以该 注：本文发表于《中国诗歌研究》第17辑（2018年12月），引用请以该刊为准。感谢李辉老师授权发布。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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