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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余英时死了，实际上是解脱了，他活得太累了】 余英时如果研究继续专注的研究中国古代史，他绝对不会那么累，也不会那么痛苦。 他的《中国古代知识阶层史论》写的很不错，增订版在大陆的出版名称叫做《士与中国文化》，虽然这部书的学术价值不高，但是颇为邓小楠等历史学老师喜欢引用，也算是名噪一时吧。 余英时最大的痛苦，来源于他对中国现代近代史和现代史的研究和评述。 他写胡适、写钱穆、写陈寅恪……他的兴亡遗恨与时局针砭，最后完全是凭着个人的喜恶，已经脱离了学术上的基本操守，完全变成了政治关点源起的诅咒。 通读了余英时在大陆出版的所有著作之后，你会理出一个脉络——余英时的脑袋里有一种“士”的文化情怀，钱穆和他都把这种“士阀”文化看成中华文化的根基。 他最脑袋进水的学术论断，是把国民党和台湾省看成了这种“士”文化的传承平台和传承地。有了这种先入为主的关点，后边就派生出一系列为其法统维护辩解的言论，这些辩解最后成了诡辩。 面对着中共取得了大陆的政权的稳定，并且带来了国家富强、民族复兴，余英时的学术理论体系受到了严重的冲击，他为此而痛苦。 一个历史学家第一操守，是要正视历史现实，余英时缺乏的恰恰就是这一点。 他毕生等待着“苍天有眼”，能看到他希望崩溃的群体真的崩溃。 他到死也没有等到这一天。 他现在终于死了，愿他们放下一切仇怨，得到真正的安息。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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