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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7年的一天，军统总务处处长沈醉，来到位于重庆歌乐山的白公馆监狱。 白公馆和渣滓洞，被世人称为“两口活棺材”。这里原是四川军阀白驹在郊外的别墅，1939年时，军统头子戴笠看中了它，便花了大价钱买下。后戴笠又花了不少心思，把这里改造成了专门关押“案情严重”的政治犯的监狱。  既然关的都是“要犯”、“重犯”，沈醉此次视察自然格外认真。 一进门，他就发现院子里有一个犯人很不对劲。此人40来岁，穿着监狱的衣服，像疯子一样围着一棵石榴树来回跑圈。而旁边的几个看守，不但不制止他，反而觉得他十分有意思，还时不时地逗他玩。 这一幕，显然引起了沈醉的注意。沈醉走到“疯子”旁边，仔细看着他，两人就这么对视了一眼。就是这么一眼，让沈醉觉得：此人绝不简单。 沈醉在军统审问犯人多年，见过很多共产党人，就是没见过疯成这样的革命者。而且，他认为一个疯子的眼神是绝不可能这么犀利的。行为可能会骗人，但眼神是骗不了，他肯定是在装疯。二话不说，沈醉马上命令看守：给我把他关起来。  说起来，沈醉也确实不傻。至少比起看守来说，他显然更有经验。在军统内部，沈醉素以年纪小、资格老著称，深得特务头子戴笠的信任。甚至，军统内部还把他和周养浩、徐远举并称为“军统三剑客”。 这一次，沈醉遇上的这个“疯子”叫韩子栋，他的身份是：红色特工。虽然一眼就被沈醉看出是在装疯卖傻，但最后韩子栋仍然成功越狱。 一个有经验、有谋略、有胆色的我军红色特工，不费一枪一炮，从白公馆这个“大棺材”里逃了出来。他到底是怎么做到的？沈醉明明已经发现了端倪，为何他还能成功逃脱？本期，魂说就跟大家细细说一说这件尘封往事。 一：战争年代越狱到底有多难？近些年，“越狱剧”一直颇为流行。很多年轻的网友们，总觉得越狱并不难，嘴里含一把钥匙、手里偷偷拿一个刀片，似乎就能成功。 但这不过是电视上演的，真正的越狱哪来那么多侥幸？在战争年代，且不说层层看守，就是日复一日的审讯拷打，也能让人没有任何精力实施越狱计划。 那么，在韩子栋之前，我军被俘人员有没有过高水平的成功越狱？当然有！ 其中最著名的是：1945年，我军著名抗联将领于天放，从日本特高课收容处成功越狱的壮举。  能从日本人的魔窟里逃出来，于天放依靠的是3个关键要素： 其一，于天放是清华才子，有知识有文化，因此他在狱中得到了日本警务厅股长的“重用”。 于天放在牢里坚贞不屈，不肯说出任何我军的机密，本来伪警察局是准备马上杀害他的。但日本警务厅股长看中了他的才华，给了他一张地图，希望他能在地图上绘制出苏联出兵的进攻路线。于天放假意答应，但同时又表示这是一个大工程，需要慢慢思量。这就为自己的越狱争取了时间，也避免了被严刑拷打，保存了体力。 其二，于天放在牢里找到了一件极好的越狱“武器”。 因为是在东北，特高课的牢房是以前俄式的，两间牢房之间的墙壁上有一个大火炉。虽然火炉已被弃用，但敌人没有意识到，火炉下面有一个掏灰的小铁门。虽然它只有巴掌大小，但于天放把它取出来后，就成了一件能打倒看守的“致命武器”。 其三，特高课的监狱外不远，就是一大片老百姓居住地，便于他隐藏。 于天放成功跑出去后，日伪警察厅登报悬赏“满币十万元”，希望老百姓能把他找出来。但“伪满洲”的老百姓是有良心的，是他们的配合让于天放成功逃出包围圈。 以上3点，是保证于天放成功越狱的必要条件，缺一不可。要这么多的条件摆在一起，才能保证一次越狱的成功。这也就是战争年代，无数先烈命丧敌牢的原因。 被关在白公馆的韩子栋，一开始并不具备以上3点条件中的任何一个。  他没有遇到需要他帮忙做事的国军高官；整个白公馆里别说铁制武器，就连一块大点的石头也被小心翼翼的看守们清理掉了；同时，白公馆地理位置在前不着村、后不着店的山里，没什么老百姓能掩护他。 因此，韩子栋的越狱之路，难如登天。 二：两年多的特工经验，帮了他大忙韩子栋是山东人，1908年出生在一个没落乡绅家庭。因为家里好歹有一些地，他从小也有机会得以读书、识字。 17岁那年，韩子栋考上了山东聊城省立二中，随后加入国民党。韩子栋加入国军的初衷和那时很多年轻人一样，都是为了跟着孙中山先生救国救民。但没多久，蒋介石就发动了“四一二”反革命政变，这让韩子栋心灰意冷。而后，他因为参加我党组织的工人运动，被山东当局通缉。 在山东待不下去了，韩子栋逃到了北平，并考上了中国大学经济系。此后，他一直春秋书店半工半读。在这段时间，韩子栋的内心是迷茫的，好在一个贵人的出现将他带到了正确的道路上。这个贵人就是我党在北平的红色特工：周怡。 通过周怡，韩子栋对自己和局势有了全新的认识，并光荣地加入了共产党。一个经济学的才子，让他干什么工作好呢？通过较长时间的了解，周怡发现这小伙子既机灵、又懂随机应变。很显然，他是一块做特工的好苗子。 从此，韩子栋所在的春秋书店，就成了我党在北平的一个联络点。而他，也正式成为了一名联络员。 对韩子栋来说，做联络员只是他特工生涯的开始。不久，因为表现突出，他收到了要求更高的潜伏任务：打入国军的“蓝衣社”。 “蓝衣社”也叫“复兴社”，是国军的一个重要组织，后期存在目的是为了加强蒋介石对嫡系军队的管理。因此，里面的“水”很深。此后，韩子栋一次又一次冒险带出了大量情报，成为我党在北平的重要地下人员。  遗憾的是，因为叛徒的出卖，两年后北平地下组织系统受到了破坏。韩子栋也被敌人挖了出来，被秘密关押。 两年多的特工生涯，让韩子栋成长了很多，也对他14年后的越狱起到了决定性的作用。这种作用体现在：他很了解国民党内部的办事方式，特别是底层小兵、看守们的心态，他都心里有数。 三：“能逃出去一个是一个”刚被抓时，韩子栋被关在国民党宪兵三团驻地，团长为蒋介石的侄孙蒋孝先。在那里，他受到了非人的折磨。 敌人对他严刑拷打，希望能从他嘴里问出点什么，他一口咬定：“你们抓错人了！”半年后，敌人见他始终不开口，便给他判了刑：终身监禁。在此后的十几年里，他曾在北平、汉口、南京等地服刑。 1946年7月，他跟70多名犯人一起，被送到了重庆白公馆这座“大棺材”里。这70多名犯人里有四川地下党领导车耀先和罗世文等人。 关于白公馆和渣滓洞里的事，在小说《红岩》里有详细的描写。可能很多读者会问？为何 江姐等一批革命领导，没想到带大家集体越狱呢？ 真相是：他们曾经尝试过，只是没有成功。 2007年，已经成为红色文化景区的渣滓洞，遇到了暴雨和泥石流，很多牢房的地面都被雨水泡坏了。于是，有关部门决定派人来修复它。结果，工人们在2号女牢地面下发现一个被雨水冲出来的地洞。 此洞极为隐秘，深70厘米左右，直径仅20厘米。洞里有不少石头，还有不算长的铁钉等。很显然，这些东西都是当年江姐等女犯人的越狱工具。只是，因为时间有限，最后她们没有成功。看着这些工具，工作人员纷纷落泪。  白公馆离渣滓洞仅2.5公里，从被关进去第一天起，韩子栋就跟牢里的同志们谋划着越狱。当时，大伙儿在狱里成立了党支部。以车耀先等人为首的领导，想了很多条计策，结果判断下来都很难实现。 后来，车耀先、罗世文等领导先后被害，集体越狱的计划已经不太现实了。因此，同志们商量后决定：不能单靠集体越狱，以后能逃出去一个是一个。 从这时候开始，一个大胆的计划在韩子栋脑子里形成：装疯。 一个正常人，要装成疯子，显然是不容易的。韩子栋在这件事上，花了不少心思。 平时，他蓬头垢面，身上永远邋遢得很，让人一看就觉得他不太正常。而且，他一般都不开口说话，还故意把眼神装得很呆滞。久了后，看守们都慢慢相信他是真的疯了。 韩子栋很清楚，要想有朝一日逃出去，就得保持好绝佳的体力。于是，他想到了一套特殊的锻炼办法：在牢房里走路。牢房不大，他就不断走“8”字型，锻炼脚力。在看守们看来，这也是他疯了的另一个证明。 后来，敌人对他的警惕心越来越小，他便有机会能在放风的院子里跑。这也就是本文开头，沈醉看到的一幕。 正如沈醉所言，一个人是不是真疯了，仔细看他的眼神里是能看出来的。沈醉发现他不对劲后，马上就让看守所的人把他单独关了起来。  可惜，仅凭沈醉的一句话，看守们根本不信。沈醉走后不久，他们对韩子栋又恢复了以前的管理模式。 看守们和韩子栋朝夕相处，从没发现他有任何异常，他们都认为沈醉是太紧张了。毕竟，自从1939年白公馆被戴笠买下来后，从来没有人能从这里成功越狱。 当然，除了不信沈醉外，看守们放韩子栋出来也有其它理由： 一来，韩子栋又傻又憨，很是听话。平时大牢里有什么脏活累活，他们自己不愿意干的，都是叫韩子栋去干。久了，这也成了一种习惯。真把韩子栋关起来了，谁去干这些活？ 二来，他们认为韩子栋是山东人，和其他四川的犯人相比，他不清楚四周的地形、又听不懂当地话。因此，他要想越狱可能性比别人都小。 就这样，看守们不但没有再单独关他。就连去县镇上采买时，也都是让他跟着去扛东西。 经过此次被关后，韩子栋意识到自己可能已被沈醉发现了，只能把越狱计划提前。他一直在观察，等待时机的到来。 终于，机会来了。1947年8月18日，看守卢照春又要带人去磁器口买菜。他冲着韩子栋喊：“225！带上家伙跟我走，去买菜！”所谓“家伙”，其实就是平时买菜时要带的草帽、箩筐等。 一路上，韩子栋都在找机会逃。但硬来肯定是不行的。卢照春随身带着枪，你前脚一跑，人家背后就是一枪。没办法，他只能边走边想对策。  韩子栋正发愁着，突然卢照春迎面碰上一个熟人。此人名叫王殿，是卢照春的赌友。卢照春平时最大的爱好就是跟人打打麻将，看守长说了他很多次，他就是改不了。而这个王殿则是白公馆里的一个医生，和卢照春算上“麻友”。 两个“麻友”相见，自然少不了一起玩玩。于是，他们便一起去找另一麻友，在别人家搓了起来。当时，卢照春让韩子栋在门口等着。同时，另一个勤务兵也在门口守着自己的长官。 长官在里面玩，自己却大热天在外头晒，勤务兵很是不情愿，一直在旁边骂骂咧咧。正好附近有卖西瓜的，于是韩子栋急中生智，对他说：“兄台，您人熟地熟，劳您大驾买两个西瓜来解热好不好？”说完，便拿出早就准备好的一点钱给他。 见身边已经没人了，韩子栋便假装去“解手”，拿着草帽，大摇大摆地向东边走去。怕勤务兵一会儿回来起疑心，他还专门把手中拿的蒲扇和汗巾也随手搭在箩筐上，让人觉得他一会儿就会回来。 一离开敌人的视线，韩子栋便大步流星，穿过一个个巷子，逃了。 再说这卢照春打完麻将后，才发现韩子栋不见了，立马意识到自己被耍了。他一路跑回白公馆，向上级汇报。 一个共党特工，从白公馆跑了出去，这件事让看守所上下吓得不轻，他们这会儿真的是肠子都悔青了。 很快，这件事被报告给了军统总务处处长沈醉。沈醉把手下这群饭桶都骂了一顿后，立马派出10辆军车，兵分两路向贵阳和成都方向追击。他们一路上又是查旅馆，又是查店铺，可以说是地毯式搜索。 但他们没想到的是，韩子栋的计划从一开始就不是贵阳和成都，而是华北解放区。在这一点上，沈醉又失策了。 韩子栋越狱前，确实曾想过往川北游击区跑。但当他跑到嘉陵江边时，突然想起自己本就是山东人，如果跑到川北很容易因口音而暴露。于是，临时改变了计划。  在整个逃亡期间，韩子栋遇到了很多人、很多事。 比如，他从重庆好不容易坐船到湖北后，却找不到住处。当时，在外住店必须要有当局开的路条和身份证明，而韩子栋什么都没有。后来，还是当地一个开旅馆的河南老板给他想办法，才让他顺利地继续前行。 比如他在宜昌走山路上，曾遇到一场大暴雨，只能躲在山崖下。到了晚上，幸亏一小店老板娘好心收留他，还给他把衣服烤干，他才得以好好休息了一晚。 就这样，到1947年11月中旬，韩子栋终于找到了解放区的组织。回到组织怀抱的他，整整 睡了一天一夜。 等他安顿好，组织上对他进行了审查，发现他在监狱里坚贞不屈、没有出卖任何同志，便恢复了他的工作。组织考虑到他是山东人，又多年不曾回家见过妻女，就把他派回了山东工作。 临行时，同志们问他有没有什么要求，韩子栋表示：“只希望能再活几十年，亲眼看到蒋家王朝覆灭……” 说这话时，韩子栋咬牙切齿，他想起了很多人：车耀先、张露萍、罗世文……这些年轻的生命，都一个个死在了敌人手上。 不久后，在解放军同志们的保护下，韩子栋回到了山东老家。重回工作岗位前，他得到组织的批准，回家看看。 时隔14年，再次见到妻子，他不知对方是否还认识自己。他鼓起勇气，敲开了家门。妻子王玉玲一开始并没有认出他来，还以为是他是个要饭的。 当他对王玉玲说“我就是韩子栋啊！我回来了”时，妻子一下子泪流满面。14年了，她跟女儿一直在等丈夫回家。  新中国成立后，韩子栋一直在自己的工作岗位上兢兢业业。除此之外，他把业余时间基本上都用在了帮狱友恢复名誉上。 白公馆里的很多英雄，都是被秘密处死的，甚至连尸首都找不到。对于他们在狱中的表现，组织上也不知道。韩子栋认为，老天让他活下来，就是要让他为这些战友们证明身份。在他的努力下，我国传奇女特工张露萍终于在1983年被评定为烈士。 晚年，韩子栋把当年越狱时随身带着一个枕套捐给了红岩陈列馆。他说这个枕套是小萝卜头的妈妈徐林侠生前给他缝的，是小萝卜头在6岁那年亲手拿给他的。越狱时，他什么都没带，就带了这个枕套。 1992年5月19日，韩子栋在贵阳病逝，享年84岁。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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