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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是棠棣，一枚历史爱好者。欢迎大家【关注】我，一起谈古论今，纵论天下大势。君子一世，为学、交友而已！ 《说文·攵部》云：夏,中国之人也。“夏”为“中国之人”的释说,不独指夏代的“夏人”，而是包括我国中原地区所有的“中国之人”。“夏”字,甲骨文作有头、有手、有足的人形,这是“中国之人”的象形。而“中国之人”周边民族,如“羌人”的“羌”字,甲骨文作头上有羊角,躯体作人形的象形,与“中国之人”的“夏”字相比,显然有种族观念上的区别。 一、华夏合称的缘起古文献中的“华”、“夏”、“华夏”、“诸夏”、“诸华”，有单称也有合称，它们之间是什么样的关系，“华夏”合称是如何出现的，这些都是研究华夏民族形成所要考虑的，而学者们对此有不同的看法。 章太炎曾提出，“诸华之名，因其民族初至之地而为言”,“华本国名，非种族之号”，其地即今之华山，而后来其民东迁者亦称华族，故“世称山东人为侉子者，侉即华之遗言矣”；又说“夏之为名，实因夏水而得”，其水即今之汉水，“其后因族命地，而关东亦以东夏者”。  这是将“华夏”拆散为两族，两族的原居地都在西部。章太炎的说法完全是臆断，而且无视于作为族名（民族称呼）的“华”与“夏”以及“华夏”在出现时就指的是一族而非两族。如《左传·定公十年》所说:“裔不谋夏，夷不乱华。”这是互文，裔，与夷同义，夏与华同义，表述的就是夏即华的意思。 也有认为，华夏之名“由华胥而来”，其中，有的说：“相传伏羲氏之母为华胥……华夏之名当即由华胥而来”；有的说：“华族得名，很可能与华胥有关。如果说伏羲是华族最早的神话中的祖先英雄，那么华胥就是华族的始祖母。”又说华胥履“大迹”的雷泽即今之太湖，华山不是指一般所称的西岳，而是太湖之滨的惠山，因此，“中华民族的最早源头是在长江下游的太湖流域”。 这种华夏民族起源于华胥氏论者有几个最基本的问题没有搞清楚: （1）民族恰恰是在联合乃至融合无数氏族基础上而形成的，怎能由一位女始祖繁衍而出呢? 这种做法与古人认为人类是由女娲抟土造人的神话思维有何区别?而且与百年来人类学、民族学、历史学、考古学的发展所提供的知识不相符合。 （2）在古史传说中，华胥氏所代表的氏族是远古众多氏族中并存的一个，在包括《列子》在内的先秦文献中，看不到华胥氏与其他氏族部落，特别是与成为华夏民族的主体部族有何衍生关系，在此情况下，把“华族”与华胥氏直接相连，岂不成了望文生义? （3）就连汉代的司马迁在连接华夏民族滥觞阶段的族属谱系时也只能从黄帝讲起口,“华夏之名即由华胥而来”论点的依据何在? 近百年来几代人对古典文献去粗取精、去伪存真的整理和辨析的成果，还是应该尊重和继承的。  考古学家苏秉琦先生曾根据仰韶文化庙底沟类型的彩陶纹饰以花卉主，庙底沟类型的分布中心是豫西陕东一带，在华山附近，提出:“庙底沟类型的主要特征之一的花卉图案彩陶可能就是华族得名的由来，华山则可能是由于华族最初所居之地而得名。” 苏先生的这一说法也需要做一些辨析。苏秉琦先生当年提出这一问题时，其立论的基础是庙底沟类型与半坡类型是同时并存的地域关系。但后来地层证据和碳十四测定的年代数据都表明二者并非同时并存的地域关系，而在时间上前后相承，半坡类型为仰韶文化早期，庙底沟类型为仰韶文化中期。庙底沟类型的彩陶纹饰中，花卉纹样固然突出，鸟的纹样也突出，在陕西华县泉护村庙底沟类型 12 个鸟纹样。 庙底沟类型纹饰中的所谓“圆点勾叶”，是否全是花卉的抽象、变化形态，还是其中有的是由鸟纹变化而来，这是值得研究的。此外，无论是仰韶文化的半坡期还是庙底沟期，被视为图腾纹样有许多种类，如半坡时期有鱼纹、人面鱼纹、蛙纹（鳖纹），庙底沟时期有鸟纹、蛙纹（鳖纹）、火纹等，这一方面说明当时存在许多图腾族团；另一方面又说明在时间推移的过程中，如从半坡期到庙底沟期，由于不同族团或同一族团内部不同分支地位的消长而出现崇拜对象和时尚的变化，所以，包括花卉纹在内的各种彩陶纹样每每都与某一时间段相联系，而不能仅仅与族属相挂钩。 在这些之外，诚如张富祥先生所指出:“最关键的问题是，古代是否确曾存在一个有着独立渊源且曾与夏族并立的'华族'?”在古文献中并不存在“夏”与“华”相并立的二族,《左传·定公十年》“裔不谋夏，夷不乱华”，华、夏互文，也说明华族即诸夏，也就是说，就民族实体而论，春秋战国时期的“夏”、“华”、“诸夏”、“诸华”、“华夏”，指的是一个民族。此外，从华、夏二字音、义相通来看，也指的是一个民族。  对此，刘起釪先生做了很好的研究。在现在的陕北方言中，“下”、“吓”等字读作“（ha）'，声母与“华”字的声母完全相同，同属于古音中的匣纽，这也可为“夏”、“华”二字古音相同的旁证。 关于“华夏”合称的问题，还有一种意见认为：“'华夏’必为'虞夏’之转写。遗憾的是，在现存古文献中，我们还没有查到以二词互换之例。” 在先秦文献中，确实有“虞夏”二字连用的情况，但都是作为“虞、夏、商、周”四朝来使用的，都指前后相连的两个朝代，绝无用来指称一个民族的。 从历史上，有夏人、商人、周人、汉人、唐人，或者夏族、商族、周族、汉族这类族称的叫法；也有夏朝、商朝、周朝、汉朝、唐朝、宋朝等朝代的叫法；但作为族称，绝无“夏商人”、“商周人”、“汉唐人”、“唐宋人”，或“夏商族”、“商周族”、“汉唐族”、“唐宋族”这样的叫法，所以作为民族称呼的“华夏”联称不应该是由作为朝代联称的“虞夏”之转写。 在这点上，还是刘起釪先生的意见更合理。略作补充的是：作为一种族称，最初大概只称“夏”和“诸夏”之类，后来用“华”来形容“夏”，结果就出现了形容词的“华”也可以作为名词单独使用而指称“夏”，这样夏与华同义，并可以互文，相互替换，这时候的“华夏”复词也就变成互为形容的一个名词。所以，在华、夏、华夏、诸华、诸夏这类华夏民族的称呼中，夏、诸夏这样的称呼是最基本、最关键的。 二、夏王朝与华夏民族形成华、夏、华夏、诸华、诸夏中核心是“夏”，而在春秋之前的西周时期,周人已用它来表示自己的民族归属。如《尚书·君奭》周公曰：“惟文王尚克修和我有夏。”《尚书·立政》周公曰：“帝钦罚之，乃怦我有夏，式商受命，奄甸万姓。”这两处是周公说自己周族为“我有夏”。《尚书·康诰》成王曰:“文王……肇造我区夏。”文中的“区夏”,有解释为“大夏”，也有解释为地区。该文的意思是“以文王的德业，开始建造了我华夏地区”。 周人为何把周族说成是“我有夏”、“我区夏”? 刘起舒先生的解释是:“历史的真实是，周族的族系渊源确系沿自夏族，而且更可上溯源自姬姓的黄帝族。” 这是主张周与夏在族源上有关系。对此，沈长云先生认为，“一些人惑于两个'有夏’名称的相同，或认为周人出自夏人的后裔，是不符合《尚书》的本意的”。 “周人自称为'夏’……不是只表现自己这个'小邦周’, 而是表现以周邦为首的灭商部落联盟”。我们说，在《尚书》的《君奭》、《立政》、《康诰》诸篇中，周人自称“我有夏”是事实。问题的关键在于这里的“有夏”或“区夏”不是部族的夏而是民族的夏。部族的夏是指在夏王朝尚未建立之前鲧禹时的夏族，以及夏王朝建立之后王朝内部以夏后氏为主的姒姓部族集团。 民族的夏是指夏王朝建立之后，既包括姒姓的夏后氏部族，也包括子姓的商部族、姬姓的周部族等王朝内的众多部族的民族共同体，所以民族的夏就是华夏民族的意思。部族的夏有血缘血统上的局限，而民族的夏超越了这种局限，以大文化为纽带。这种以文化为血脉的民族的夏，是夏商周三代正统之始，正统之源，对于刚刚灭商不久的周来说，当然要高举着它，打出“我有夏”、“我区夏” 的旗帜，以示“文王受天有大命”、周人“天授王权”的合法性。  “华'、“夏”、“诸夏”、“诸华”、“华夏”这一系列的民族称呼，凸显了华夏民族的形成始自夏代。换言之，华夏民族就是夏民族，它与考古学界以前所谓“夏文化”的夏民族不是一回事，它是夏王朝内包含了夏部族、商部族、周部族等众多部族在内的民族，它以夏代多元一体复合制王朝国家结构为基础。 在某些时候，国家可以视为民族的外壳或民族聚合的一种形式。夏、商、周三代复合制国家就是华夏民族的外壳，是复合制国家机制促使了以华夏文化为纽带、为血脉的华夏民族的形成。 以上我们通过对华夏民族称呼的追溯，得出华夏民族的形成始自夏代这样的结论。也许有人会问为何在夏商时期看不见有这种称呼呢? 笔者以为这就属于“自在民族”与“自觉民族”的差别。所谓“自在民族”就是民族意识还处于朦胧、潜在状态的民族；自己作为一个民族已经存在，但自己还不知道，还没有完全意识到。 夏、商时期的华夏民族就是这样的状态。到了西周时期，华夏民族的共同文化得到进一步的扩充和发展，民族文化中的礼仪制度、典章制度，也更加完善，民族意识也开始显现，这才使得周人自称“我有夏”，以夏为正统。再到春秋战国时期，以周天子为“天下共主”的复合制国家结构名存实亡，礼仪征伐不出自天子，天下处于混乱状态，在本民族共居之地时不时地出现异族的人们，这才产生“华夷之辨”思想，它强调了华夏民族的一体性。 这种华夏民族的自觉意识是随着强烈的“华夷之辨”的需要而凸显出来的,“华夷之辨”中所“辨”的是华夏文化与蛮夷戎狄的不同，它通过“华夏”这样的民族称呼，强调了根在中原的本民族衣冠服饰、礼仪制度、典章制度与四夷的不同。这样的“文化民族”当然是一个“自觉民族”。 华夏民族的形成始于夏王朝的另一证明是，在字义训诂中，“夏”也指“中国”。《说文》:“夏，中国之人也。”《尚书·尧典》“蛮夷猾夏”，郑玄对“夏”注解也是指“中国”。《左传》襄公二十六年“楚失华夏”，定公十年“裔不谋夏，夷不乱华'，孔颖达疏曰:“中国有礼仪之大，故称夏。”在周初的青铜器《何尊》铭文中，“中国”是指成周洛邑（在今河南洛阳）。 铭文云：“唯武王既克大邑商，则廷告于天，日：余其宅兹中或，自之乂民。” 文中的“或”是“国”字初文,“中或”即“中国'。文意是周武王推翻了商王朝之后，告祭于天，说他要住在“中国”，治理天下的民众。因这里是天下之中，故又称为“国中”，或称“土中”，即四土之中。  《逸周书·作雒》就把周成王时营建新都成周洛邑，说成是“作大邑成周于土中”。与西周金文中的东国、南国等相对而言,“中国”也就演变为指中央之地的地域，这就是中原之地。而这样的“天下之中”的产生，就是由于夏王朝的都城有相当长的时间是建在这里。 所以,《何尊》铭文所说的在成周洛邑营建的新都是武王的计划。总之,“夏”字义训“中国”，实指中原，与夏王朝的王都位于中原有直接的关系。这当然可作为华夏民族的形成应当以夏王朝的出现来算起的证据。 华夏民族开始形成于夏王朝，崭新的王朝国家是华夏民族的外壳，是维系华夏民族具有共同语言、共同地域、相同经济生活、共同文化的稳定的人们共同体的基本条件。王朝国家的复合制结构使得它可以容纳不同的部族于其中，但也正是这一缘故，使得夏、商、西周时期，尤其是夏、商时期，民族内诸部族的相对独立性和相互界线难以消除，长期存在。这都属于尚处在“自在民族”阶段的华夏民族的时代特点。 三、华夏之夏和夏天之夏前面我们说过在《说文解字》:“夏，中国之人也。”许慎为什么将“中国之人”称为“夏”?其实，许慎所说的“中国”并不是现代意义上的中国，而是中原之国，是指中原地区的一个农业国家。 分析一下金文中的“夏”字，就可知道夏与农业有关系。金文中“夏”字代表性写法是，《说文解字》中的，即由此金文变化而来。有学者将金文“夏”字的构成拆析如下:(甲骨文，见版面图)(页)，指人的头;(甲骨文，见版面图)(爪)，示意抓;(甲骨文，见版面图)(执)，示意操持;(甲骨文，见版面图)(刀)，代表开垦工具;(甲骨文，见版面图)(卜)，寓意观测天象;(甲骨文，见版面图)(耒)，代表耕作农具。由此可见，“夏”与农业和季节关系密切，祖先造这个字时形象地概括了农人手持刀、脚踩耒，观测天象等农忙的特点。 西汉扬雄《方言》释“夏”:“自关而西秦晋之间凡物之壮大者而爱伟之谓之夏，周郑之间谓之暇。”东汉刘熙《释名·释天》也有类似的意思:“夏，假也。宽假万物使生长也。”《礼记·乡饮酒》说得更具体:“南方者夏，夏之为言假也，养之、长之、假之，仁也。”大概意思是，南方是夏的位置，所谓“夏”就是“大”之义;南方养育万物，使它长大，这就是“仁”。  用“夏”字来定义热天，原因即在“大”上。因为在夏季，植物、庄稼生长最快，变大了。从这种字义上讲，将一年中的高温季节定名为“夏”还是很形象的。所以《说文通训定声》引《三礼义守》称:“夏，大也，至此之时，物已长大，故以为名。” （正文完） 如果有其他关于历史领域的话题或观点可以【关注】我私聊，也可以在下方评论区留言，第一时间回复。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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