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0年,武汉大学历史系学生深感本校师资力量较弱,请求校方设法聘请一些名教授来校任教。钱穆因此得到武大校长的信函,他虽没有答应长期任教,但应允讲学一月。1941年三四月间,钱穆为武大学生讲授“中国政治制度史导论”和“秦汉史”两课。其一大收获,就是发现和培养了像严耕望这样的学生。钱穆讲课,擅长启发学生,把重要的心得讲给学生,让学生了解治学的门径。他在武大上的第一堂课上,就说:“历史学有两只脚,一只脚是历史地理,一只脚是制度。”因为中国历史内容丰富,各个时期都可以有大量的人物和事件可讲,但讲的人常常可以按照自己的才智自由发挥。而制度与历史地理这两门学问都很专门,而且客观,不会被人随意改变,故而能够真实地保存下来。同时,这两门学问又是历史学的骨干,看似枯燥,很多人不愿意深入,其实里面处处都是干货,深入进入更有无穷的宝藏。如果真正将这两门学问弄懂弄通了,无疑会为史学研究打下坚实的基础,甚而可以直接得出重要的史学成果。常常被人忽视的和有意避开的,常常又是至为重要的。很多人并不知道这个道理。钱穆这样的开场白虽短,对严耕望的意义却是很重大。听到后兴奋无比,坚定了自己主要的治学方向。“因为我当时正对于这两门学问发生浓厚兴趣。那时大学毕业要写论文,我的论文题目是《秦汉地方行政制度》,已写成若干章。至于地理更是自小学时代就培养起来的兴趣,所以上一年(1940年)元旦已写成《楚置汉中郡地望考》,更前一年的十一月写成《中国军事地理形势之今昔》。此刻听到先生这番话,自然增加了我研究这两门学问的信心,所以我后来几十年的努力,坚定不移的偏向这两方面发展。”(严耕望:《钱穆宾四先生与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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