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梁启超在其56年的生命历程中，竟有27年的报人生涯。他曾喜形于色地回忆说：“鄙人20年来，固以报馆为生涯，且自今以往，尤愿终身不离报馆之生涯者也。” 1895年3月，康有为、梁启超“公车上书”受挫后，梁启超便想到要开设报馆，以传播变法思想。是年8月17日，《万国公报》在北京城南宣武门外后孙公园创刊，康有为出资，梁启超任主编。这是份双月刊，版式与官办《京报》相似，并随《京报》发行。它以介绍西方各国商务、矿务、铁路、农学、兵学为主要内容，着重宣传“富国”、“养民”、“教民”之法。最初只发行1000份，后来竟增至3000份。
《万国公报》在国人中享有声誉，12月16日，《万国公报》更名为《中外纪闻》，梁启超、汪大燮为主笔。《中外纪闻》主要编译西方各国的电讯和报道，介绍西方国家政治经济情况等。清廷大学士徐桐、御史褚成博、杨崇伊等向朝廷奏报，说《中外纪闻》借办报为名，而“植党营私”。次年1月20日，仅发行十八期的《中外纪闻》，便被慈禧太后封禁了。此时，汪康年正在上海筹创报馆，并与黄遵宪来函邀请梁启超来沪办报。他接信后便来到上海，是年8月，《时务报》正式创刊于上海四马路，每旬出一期，每期20多页，约3万字，辟有“论说”、“谕折”、“京外近事”、“域外报译”等栏目。梁启超为主编，他在《三十自述》中说：“余专任撰述之役，报馆生涯自兹始，著《变法通议》、《西学书目表》等书。” 他的《变法通议》和《西学书目表》，一时间成为学人传涌的变法时文。凡是读过他的文章的人，无不“心气舒豁，顿为之喜。”他也由此被称为“旷世奇才”、言论骄子。他后来曾回忆说：“甲午挫后，《时务报》起，一时风靡海内，数月之间，销行至万余份，为中国有报以来所未有，举国趋之，如饮狂泉。” 可是，由于他与汪康年的意见分歧，汪主张少发议论，“以广译西报为主”；他则认为只有抒发言论，报纸才能“有助耳目喉舌之用，而起天下之废疾。”同时，汪康年又私自篡改梁启超的文章，规定不许在文章中称引“康学”，还在很多场合诽谤康有为。“道不同，不相为谋。”1898年3月3日，他辞去《时务报》职务。主编《时务报》期间，他参与筹划和支持澳门《知新报》、长沙《湘报》、上海《农学会报》、《蒙学报》、《演义报》和《萃报》等，为之或撰写序言、稿件，或拟订办报方针等，俨然以报界领袖的风姿，而执维新变法舆论之牛耳，无怪乎严复说，梁启超“一纸风行海内，视听为之一耸。” 1898年12月23日，梁启超在冯镜如等的合作资助下，于日本横滨创办旬刊《清议报》，他为主编，编辑有麦孟华、欧榘甲、汤觉顿等。《清议报》设有：论说、名家著述、新书译丛、外论会译、群报撷华、支那近事、外国近事及小说、诗文等。后又设立国闻短评专栏，其“时评”之风实为各报之先河。他说，创办《清议报》是“为国民之耳目，作维新之喉舌”，《清议报》创刊后，他在上面发表了多篇文章。他在《清议报》提出的“少年中国”说，更是沁人心脾、举世传诵。他说：“造成今日之老大中国者，则中国老朽之冤业也；制出将来之少年中国者，则中国少年之责任也。” 他的文章富于感召性和战斗力，无情地鞭笞清廷顽固派，其激烈程度已与孙中山等革命派相差无几。所以，《清议报》一直被视为异端予以挤压。然而，《清议报》还是通过各种渠道，由横滨流入国内，在国内读者中传阅，“其踪迹固已遍于纵横五大洲，不胫而走。”正是此时，他与孙中山相识相交，也“日倡革命排满共和之论”。他还应孙中山之约，共同创办《中国秘史》二期，宣传亡宋、亡明及洪秀全失败之痛苦教训，揭露列强侵略的罪行。康有为不容许自己的高足弟子与自己分道扬镳。于是，屡屡催促他离开日本，往檀香山办理保皇会事务。1899年11月，他不得不远涉重洋，作美洲之行，而《清议报》也因火灾而停刊。1901年10月，他急如星火般地赶到横滨后，便开始重振《清议报》的工作。“献身甘作万矢的，著论求为百世师。”读者通过新辟的“万国近事”、“外论汇释”、“时论译录”、“地球大事记”等栏目，更为拓展视野，从而以新的思想武器，认识西太后等顽固派“病国殃民”的罪恶本质。12月21日，《清议报》出版100期，他在报馆召开纪念会，提出要把《清议报》办成面向国民的“国报”、走向世界的“世界报”。不料，第二天报馆被人纵火焚毁。1902年2月8日，梁启超主编的《新民丛报》在日本横滨创刊。他以《新民丛报》和《新小说》为阵地，“开文章之新体，激民气之暗潮”，倡导“文界革命”，初创新文化运动。他那“饱带情感之笔，”“流利畅达之文，”为自己创造了一个崭新的“新民时代” 。他的“新民文体”，别有魔力，整整影响于一代人，鲁迅、胡适、郭沫若、徐志摩以及毛泽东等，都曾受过新民文体的洗礼，并由此各自创造出自己独特的文章风格。1903年10月，他又在东京创办《新小说》月刊，他说：“欲新国之民，不可不先新一国之小说。故欲新道德，必新小说；欲新宗教，必新 小说；欲新政治，必新小说；欲新风俗，必新小说；欲新学艺，必新小说；乃至欲新人心，欲新人格，必新小说。何以故？小说有不可思议之力支配人道故。” 《新小说》上推出一些历史、政治、科学和传奇小说，如，吴沃尧的《痛史》、《二十年目睹之怪现状》、《九命奇案》，以及苏曼殊等人的翻译作品。他翻译了《世界末日记》和《十五小豪杰》，创作了《新中国未来记》等。这些作品多贴近当时的社会生活境况，且又多是白话文，可谓中国近代新体小说的开创者。1906年1月，《新小说》停刊，二年多的时间里，《新小说》共出版发行两卷24期。《新民丛报》从几千年的封闭、自大的保守心态中挣脱出来，大胆而系统地介绍西方的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据统计，《新民丛报》所介绍的西方学者和政治家，竟多达百人以上。达尔文、马尔萨斯、亚当·斯密、李嘉图和马克思等，还有哥白尼、富兰克林、瓦特等。1905年起，他在《新民丛报》发表一系列文章，与孙中山等革命派进行论战，反对革命，反对走共和立宪制的道路，鼓吹开明专制的君主立宪的思想。然而，他又厌倦这种无休无止的笔墨官司，有意从唇枪舌剑的争论中脱身出来，便委托徐佛苏拜访宋教仁，表示“以后和平发言，不互相攻击”。1907年8月，又是一场大火，《新民丛报》上海支店烧成灰烬，《新民丛报》被迫停刊。 1907年10月，梁启超和蒋智由、陈景仁等在东京，发起成立立宪派的政治团体一一政闻社。与此同时，政闻社的机关刊物《政论》在上海创刊。次年2月，政闻社迁往上海，他又往武汉拓展政闻社的活动空间，积极支持在武汉创办《江汉公报》。 他为请愿速开国会大造舆论，以反对慈禧太后的专制统治，建立君主立宪政体。可是，清廷既不宽宥立宪派的“秩序的行动”，更不会放任已在全国兴起的请愿签名运动。8月13日，慈禧太后发布上谕说，朝廷通缉要犯梁启超操纵政闻社，“托名研究时务，阴谋煽乱，扰害治安”，着即查封。政闻社不存在了，《政论》和《江汉公报》自然也连带被封闭。1910年3月，他在上海四马路创办《国风报》。这是份旬刊，最高发行量每期3000份，主要编辑为梁启超和汤觉顿等，栏目设置有：论说、时评、著译、记事等，是当时立宪派的主要阵地。他一厢请愿地希望君主立宪，可是，清廷并不领他的情，仍将他作为戊戌变法的通缉要犯。他开始觉悟，便又频频撰文，为请愿速开国会推波助澜。 如今，上海《国风报》，速开国会的言论，已在南方各省沸沸扬扬、家喻户晓。同年8月，梁启超又参与创刊北京《国民公报》。如此南北呼应，形成热烈的局面。他的许多言论和撰述，最先在《国民公报》和《国风报》发表，俨然成为请愿速开国会的论战旗手和宪政灵魂。1912年10月，他由日本神户回到北京，时隔不久，便由北京来到天津。12月1日，他又创办《庸言报》半月刊。《庸言报》首刊便发行1万份，共发行30期，1914年6月中旬停刊。次年1月，中华书局创办《大中华》杂志，他应聘担任总编。1916年8月，他和汤化龙在北京创办《晨报》。1920年9月，他将《改造与解放》更名为《改造》，就是“想从学术上思想上谋根本改造，以为将来新中国之基础。” 我们意在文化传播和分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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