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梁启超在没有获得朝廷重用后就想过返回上海继续办报，重新职掌思想界的牛耳，因而想到拿回《时务报》。但怎样才能拿回这份报纸，梁启超想到借助于“公权力”，试图借用朝廷的力量让汪康年屈服。  《时务报》作者：马勇 在近代中国历史上，《时务报》具有重要地位，短短几年时间，深刻影响了一代人，影响了中国政治走向。《时务报》的影响力与其参与者密切相关，而稍后迅即退出政治舞台，并引发一场争夺战，也与其参与者素养、情操密不可分，是近代中国知识人的一场悲剧。 黄金组合 《时务报》的创办源于上海强学会及其《强学报》；这一会一报的创办，得力于张之洞的资助。当然，在具体事务操持上，康有为贡献最大、出力最多。只是当张之洞觉得无法约束康有为时，张之洞就委派心腹汪康年接替康有为。 汪康年接手强学会和《强学报》，不是将这一会一报继续办下去，而是按照张之洞的指令清盘善后。经过清算，强学会账面余款只有75元，另有银行存款730两。张之洞同意现金由汪康年保存，至于存银，则交给经元善收存。 按照汪康年的想法，他原本准备利用强学会的架构和积累创办一份新报纸或杂志，所以当强学会清盘后，汪康年继续追账，将强学会原租房屋一年的租金退回一半，得350元；又将强学会购置的办公用品、图书等进行变现，得200多元。有了这笔钱，汪康年加快了新报筹备，并谋求与康有为、梁启超等新派人物重建合作关系。 汪康年的想法遭到了朋友们的普遍反对。吴樵、汪大燮、沈曾植、叶瀚等人在写给汪康年的信中认为康有为“诸人大率非我族类，万万不便沾染”；与其将来冲突，不如一开始就谨慎从事，保持适度距离。 惟一赞成汪康年合作计划的朋友是黄遵宪。黄遵宪本为强学会同事，此时正以道员奏派办理苏州通商事务，与康有为“朝夕过从，无所不语”(康有为：《人境庐诗草序》)，具有浓厚维新思想，对张之洞下令停办上海强学会本来就不满意，也一直试图设法重新振兴。而汪康年的办报想法正与黄遵宪合，黄遵宪毫不犹豫地对汪康年给予全力支持，自愿献金千元作开办费，宣称“我辈办此事，当作为众人之事，不可作为一人之事，乃易有成；故吾所集款，不作为股份，不作为垫款，务期此事之成而已。”(《梁卓如孝廉述创办时务报原委》) 有了黄遵宪的支持，汪康年筹办新报的进展迅速加快。1896年4月，汪康年连电催促正在京城的梁启超南下，参与筹办的具体事务。梁启超对汪康年在上海筹办新报的事情早有所闻，他在收到电报后离开了北京。 梁启超到了上海之后，因汪康年的介绍与黄遵宪相识，在他们三人共同策划下，就办报宗旨、体例、内容等基本上达成共识。按照黄遵宪的设想，这份杂志的管理体制应该借鉴三权分立思想，议政与行政分离，选举一个比较超然的董事会负责制定章程和制度。 办报方针定下来后，《时务报》的名称也随之确定。他们以汪康年、梁启超、黄遵宪、吴德潚、邹代钧五人名义印制《公启》二千张分送各处同志。《公启》共30条，为梁启超初拟草稿，由黄遵宪“大加改定”，比较系统反映了《时务报》创办宗旨，详细介绍了《时务报》招股集资方法与方式。其中办事条规第九条规定，“本报除住馆办事各人外，另举总董四人，所有办事条规，应由总董议定，交馆中照行。”显然，《时务报》同仁接受了黄遵宪的制度设计。只是由于创办时间仓促，他们并没有就这一动议详加讨论，更没有考虑立即实行，这为后来的纷争留下了种子。 销行万余份 《公启》的发布获得了各地同志的相应，各地认捐的消息不断传来，而原本不太支持汪康年在上海办报的张之洞也同意将原上海强学会的余款转给汪康年作为办报经费。 《时务报》最值得看的，是梁启超的文章，这也是《时务报》当时风靡一时的重要原因。梁启超从第一册开始直到他离开《时务报》止，几乎每一期都有他那议论新颖、文字通俗、笔头常带感情的文章。在《时务报》第一册上，署名为梁启超的文章有两篇，一篇是《论报馆有益于国事》，一篇为《变法通议》序。前一篇相当于《时务报》的发刊宣言，列举近代国家报纸发达与政治进步的关系，期待通过办报营造中国社会上下不隔的正常秩序；后一篇所序《变法通议》是梁启超的成名作，这篇文章对于中国当时将要到来的变法维新所可能触及的问题都有所论述，这些观点对于冲破旧思想的禁锢，对于新思想的传播起到重要作用。 《时务报》第一册出版后，立即引起强烈反响。在北京的朋友汪大燮、沈曾植、李岳端、王鹏运等对编排及内容感到满意，但致信劝告汪康年、梁启超谨慎从事，不要有意触犯朝廷禁忌，“不必作无谓之讥评”，以免出征未捷身先死，重蹈强学会覆辙。 从湖南方面传来的消息令人振奋，巡抚陈宝箴的公子陈三立致信汪康年，以为梁启超乃“旷世奇才”，相信《时务报》如果能够坚持下去，“必能渐开风气，增光上国”。邹代钧函告汪康年，他收到的一百份已散发完毕，索要该刊的依然很多，他嘱汪康年尽快补寄。至第二年底，邹代钧在湘的销售数已达七百册，还不包括不断加寄的一些合订本。 在湖北，黄绍箕致告汪康年《时务报》“至美至美”；张之洞幕僚叶瀚函称梁启超“大才抒张”，为不可多得的办报天才。郑孝胥在南京致函汪康年，称“梁君下笔，排山倒海，尤有举大事，动大众之慨。”正在“重庆舟中”的吴樵“急读之下，狂舞万状，自始至终，庄诵万遍，谨为四百兆黄种额手，曰死灰复炽；谨为二百里清蒙气、动物、植物种种众生额手，曰太平可睹。我辈亦当互相称庆。”总之，《时务报》在全国各地获得了良好反应，在不太长的时间里，销行万余份，为中国有报馆以来所未有之盛况。 《时务报》的畅销，无疑是梁启超的文笔与思想起了很大作用，但也不应否认的是，汪康年的经营及其与各方面的疏通交流也起到了极端重要的作用，而黄遵宪多年来积累的人事资源为《时务报》在南北各地推广及劝捐、招聘东西文翻译人才等都起到过重要作用。 裂痕初现 《时务报》言论给沉闷的政治中注入一股清新，梁启超因此“暴得大名”，《时务报》因此而畅销，甚至连最初不太支持《时务报》的张之洞，在读过几期后，也致信邀请梁启超到湖北一游，表示有要事相商，并随信捐助银元五百元，还下令湖北全省“官销”，以为《时务报》“实为中国创始第一种有益之报。” 在张之洞“公费订阅”《时务报》通知下发不久，梁启超在《时务报》第五册发表《变法通议》连载系列《论学校》，严词批评张之洞在代理两江总督时创建“自强军”，用高薪聘用洋人为教官，有媚洋嫌疑。梁启超在这篇文章中还称满洲人为“彼族”。这种批评，自然引起张之洞不快。张之洞示意湖北不再“公费订阅”，筹备一个新的刊物，紧盯《时务报》极端言论，给予批驳。 正在武汉的吴樵及时向梁启超转述了张之洞的意见，然而此时正春风得意的梁启超根本不在意。他在随后发表的《论科举》中肆意攻击前朝重臣倭仁，以为倭仁对西学的看法阻碍了中国的进步；在《论学会》中对清代名臣纪晓岚猛烈抨击，以为以纪晓岚为轴心的乾家汉学不是中国文化的繁荣，而是中国文明的毁灭。毫无疑问，梁启超这些激进言辞触犯了清廷忌讳，方面大员张之洞无论如何开明和惜才，都难以容忍这些离经叛道的思想主张，授意梁鼎芬著文反驳。 汪康年虽然在《时务报》创办之初与梁启超有某些意见分歧，但当他看到梁启超因言论而名誉雀起，羡慕忌妒恨油然而起，奋笔著文宣传维新鼓吹变法，甚至与梁启超比激进比极端，在《论中国参用民权之利益》中大事张扬当时还比较忌讳的民权思想。 好名之心人皆有之。汪康年当然有权重建政论家形象，不料这些激进看法发表后，立即引来一系列批评，与张之洞关系密切的叶瀚、梁鼎芬、邹代钧等纷纷函劝少发表这些容易引起争议的“伟论”，“万万不可动笔”，做好自己的报馆经理就行了。 各方朋友劝说引起了汪康年的重视，汪康年开始注意对一些偏激言论所有矫正，同时注意加强对报馆人事、经济等权力的掌控。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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