维新变法之际，《时务报》造就了梁启超，梁启超亦成就了《时务报》。随着《时务报》的广泛传播，梁启超亦声名大噪，与《时务报》不可分割地联系在一起。“通邑大都，下至僻壤穷陬，无人不知有新会梁氏者。”黄遵宪誉之为旷世奇才，严复以其—纸风云耸动海内视听而倍加夸赞。梁启超如光芒四射的新星享誉四方，封建官僚士大大无不另眼相看。黄遵宪先生欲出使德国，奏请梁氏偕行；伍廷芳出使美、日、秘大臣，曾奏请皇帝派梁启超为参赞，且提前送交千两制装费，这是一次出洋的大好机会，只是因为梁启超一心扑在办报事业土，坚辞不就；翌年，湖广总督张之洞、直隶总督王文韶、大理寺卿盛宣怀联衔奏保梁启超。
应当承认，张之洞对《时务报》，对维新派是出过力、有过贡献的。当上海强学会成立时，张之洞首先捐款5千两，又让他的儿子张权成为会员，以示“支持”，而《时务报》开办，即用强学会张之洞所捐余款主持。当《时务报》发行不久，张之洞又首购288份，分给属下，并誉为我国第一有益报。
1897年8月28日，张之洞给梁启超写信，不但表示要代其官为销售《时务报》，捐款500元外，还邀请梁启超中秋前后到鄂一游，商量要事，他在信中屈尊纡贵，对年仅24岁的梁启超竟以“卓老”相称。
1897年秋，梁启超前往武昌拜见张之洞。张之洞兴奋至极，破例开武昌城中门迎接梁氏，并欲鸣炮以示礼，只是在下属以西太后之忌告知才作罢，但仍厚礼迎入城。正式拜见张之洞那天，适逢张的侄儿大婚，宾客往来，应接不暇。但张之洞接到幕傣梁鼎芬的通报后，立即撇下诸客延见，晚上设宴，由梁鼎芬、钱恂作陪。
应付完其他的事后，张之洞即避去与梁启超长谈至二更。张之洞力邀梁氏出任“两湖时务院”院长，并以在总督署办事、月薪1200两相诱，令梁启超颇有知遇之感，但此时梁在《时务报》的事业正如日中天，诸事也得心应手，已无法停止手中笔，只得力辞，但他对张之洞的礼贤下士感激非常，引为知己。
他给张之洞写信说：“今海内大吏，求其通达西学深见本原者，莫若吾师，求其博综中学精研体要者，尤莫吾师也”，又说，“吾师眷焉世变，默验进局，以培养人才为当务之急，历加意两湖书院、武备学堂，以观厥成，诚救乱扶危第一义也”，以表达自己的敬仰之情。
梁启超还曾对好友们极力赞扬张之洞，说张之洞是“今世之大贤也，其于铁路之利，久已洞烛，而于兴铁路之事，久已蓄意，而其权力，又可以昌言于朝廷，力争于当路，而非我辈纸上空谭之比例，宜于此事风行雷厉，务在必成。”他甚至将张之洞与宋代的王安石、明代的张居正相比，“虽位不逮二人，而才力实过之，若欲为一事而不能就，则无称夫世之豪杰矣。”
可是，张之洞毕竟是清廷的大员，一切都是为了其自身的统治利益服务。当危及其利益时，他是决不手软的。天真的梁启超不知其只不过被视为工具，为张之洞的表面现象所迷惑，以至于后来与汪康年关系恶化以至于分裂，仍视张之洞为维新楷模，不知汪氏后台正是张之洞。
对朋友而言，梁启超的过激是可以理解可以接受且可以原谅的，但对暮气沉沉的旧世界而言，尤其是旧世界庇护下的维护者而言，已是十分不快急欲压抑直至除之而后快了。梁启超曾讥讽张之洞的金陵自强军为泛泛之属，也曾力诋著名理学家倭仁误人家国，更痛责汉学家纪昀，将我国学会之亡之咎完全归诸于他，从而触犯众怒。张之洞即指使幕僚授意汪康年，要反驳梁启超，责其检点些!
在张之洞授意下，汪康年牵制梁启超、干涉其言论的步子迈得更大了。乘梁氏在时务学堂任职之时，汪康年延用私人，未经梁启超同意便修改他的文稿。徐勤的文章被腰斩；就连康广仁要登载大同译书局的广告，也因其有《孔子改制考》的书名而见却。
到后来，梁启超策动自立运动，结果被张之洞绞杀，两人彻底走上了反目的道路，梁启超直接给张之洞写信，“从前之交谊，既已尽绝，非惟阁下绝启超，抑启超亦绝阁下也”，并对张之洞的做法进行强烈批评，“今者于忍之无可忍，恕之无可恕之际，不能不更以公义之言，进于阁下，阁下虽恶之、嫉之、畏之、避之，顾请姑读终篇而一自省焉！”
文人遇上政客，从推崇为“今世之大贤”到忍无可忍、恕无可恕的绝交，天真的梁启超岂是久混官场、被誉为朝廷重臣的张之洞的对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