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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96年冬天，《时务报》主笔梁启超收到一封很特别的信，信中有云：“甚盼卓老中秋前后来鄂一游，有要事奉商。”来信的人是湖广总督张之洞，年逾花甲的封疆大吏。 卓如，是梁启超的字，只是当时的梁卓如才24岁。想来“卓老”二字，估计也让当时的青年才俊梁启超心中一惊。24岁的梁启超在当时确实也算得上是一号人物，如果说1895年公车上书时，梁启超还只是康有为门下最得力的弟子，到1896年创刊《时务报》时，他俨然已成为可以独当一面的人物。《时务报》创刊不到半年的时间里，行销一万余份，“中国创始第一种有益之报”（张之洞），更有舆论称：通邑大都，下至僻壤穷乡，无不知有新会梁氏者。用现在的话来说，年轻的梁启超绝对是舆论场的大V。 1897年二月，25岁的梁启超前往湖北武昌拜访张之洞，据说这位老人家表现的十分热情，一方面破例开武昌城中门迎接梁启超，另一方面邀请梁启超到湖北任“两湖时务院”院长，“千二百金”的待遇。但梁启超拒绝了，而且是再三“固辞”。梁启超为何拒绝这样一件“美差”？有人说因为他对张之洞有很深的戒备，但我觉得不然。一方面他回到上海后写信给张之洞，信中称“赐以燕见，许以尽言，商榷古今，坐论中外，激言大义，不吝指教。刍荛涓流，靡不容采，授多馈赆，殷勤逾恒。宁惟知己之感，实怀得师之幸”，又说“今海内大吏，求其通达西学、深见本原者，莫吾师若；求其博综中学、精研体要者，尤莫吾师若。”信中俨然已师长之礼待之，梁启超是真诚的，也是天真的（站在历史帷幕的后面看，张之洞对他的戒备远甚于欣赏）。另一方面，他不止辞了张之洞的聘请，同年，“直隶总督王文韶，湖广总督张之洞，大理寺卿盛宣怀，连衔奏保，有旨交铁路大臣差遣，余不之知也。既而以札来，粘奏折上谕焉，以不愿被人差遣辞之。”他在《三十自述》中一一记载。 在他心里，上海《时务报》才是他自己施展才华的天地，何况当时的《时务报》正如日中天，而他正才思泉涌。“凌云健笔意纵横”，可以说，那时的梁启超，绝对是中国言论界最耀眼的一颗新星，或许连他自己也不清楚，作为维新变法的文字宣传者，他的一支笔已使他和自己的老师并称为“康梁”。 然而世事往往不尽如人意，随着报纸的发行量愈多，声名愈大，掣肘也就慢慢多了起来，作为主笔的梁启超，已经无法掌控这片言论空间。他的思想犀利，笔锋无畏，当权阶层太敏感而又无耻。洋务派开始把自己的势力渗入《时务报》内部，梁启超的文稿未经他本人同意便被修改，梁启超被迫离开了《时务报》，一份由他一手造就，也成就了他蜚声海内的报纸。25岁的他，应邀前往湖南，给当时那片“中国最具生气”的土地带去思想的火种。 蔡锷是在等他吗？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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