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舆论里的晚清:从众声喧哗到千夫所指

 新用户16501297 2021-08-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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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96年8月9日,维新派在上海创办《时务报》
图为梁启超担任总撰述(主笔)时的部分《时务报》封面

原载:《同舟共进》2011年第10期

作者:刘青松

1901年,慈禧以光绪名义发布了一道变法上谕,言及国家之病,有一句字字见血的话:“误国家者在一私字,困天下者在一例字。”开报禁的呼声遂在朝野间响起……

中国第一次办报潮的来临

变革之声,自1840年以降不绝于耳。1874年,《循环日报》创刊于香港,主笔王韬在报上直陈,中国的根本问题,并不是没有坚船利炮,而在于政治。腐败根源是延续千年的君主专制,必须进行政治制度改革,建立君主立宪制。王韬强调,“天下之治,以民为先,所谓民唯邦本,本固邦宁也”。他认为政府必须倾听民众声音,让民众讲话。开创文人论政新样式的王韬,发出了近代中国的维新先声。

人心思变。英国传教士李提摩太撰文提出:“欲强国必先富民,欲富民必须变法,中国苟行新政,可以立致富强,而欲使中国官民皆知新政之益,非广行日报不为功,非得通达时务之人,主持报事,以开耳目……”

中国第一次办报潮来临了。3年内,各地共有近60家民间报刊面世,大多主张维新,重视对西方科技文化的介绍。报业初兴,舆论渐开,维新观念渐入人心。

1898年6月11日,光绪颁《明定国是诏》启动变法,诏书中有“准许自由开设报馆”内容。7月的一道上谕说:“报馆之设,所以宣国是而达民情,必应官为倡办……”

时势所至,一个“言论界之骄子”横空出世。梁启超主持《时务报》笔政期间,大力鼓吹变法。他在《变法通议》中说,“变法之本,在育人才;人才之兴,在开学校;学校之立,在废科举;而一切要其大成,在变官制。”这种“务求平易畅达”的议论,使读者耳目一新,舆论为之大振。作家包天笑评说:“这好像是开了一个大炮,惊醒了许多人的迷梦……一般青年学子,对于《时务报》上一言一词,都奉为圭臬。”

《时务报》的创办,得到了时任湖广总督张之洞的赞助,他还下令湖北全省“官销《时务报》”。不过,一旦他认为《时务报》的政论出格,比如“官唯无耻,故不学军旅而敢于掌兵,不谙会计而敢于理财,不习法律而敢于司李”等语,又施压干涉——政治体制红线是不能碰的。慈禧早在洋务运动初起时就定下了“四不变”:三纲五常不能变,祖宗之法不能变,大清朝的统治不能变,自己的最高权力不能变。因此,张之洞要在《劝学篇》里说“中学为体,西学为用”。号称改革的洋务运动,也就只能务,不能变。

戊戌变法失败后,慈禧下旨全国报馆一律停办,并捉拿各报主笔。谕旨称:“其馆中主笔之人,率皆斯文败类,不顾廉耻。即饬地方官严行访拿,从重惩办,以息邪说,而靖人心。”统治者一句话,救国心切的报人就成了造谣惑世的斯文败类。除几家托庇于租界和改挂洋商招牌的报纸外,各地报刊几乎全部被封或停刊,人员外逃。笔杆子到底斗不过枪杆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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