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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文题目：《20世纪初日本外务省的对华舆论操控——以《同文沪报》为例的考察》  王 萌 武汉大学历史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华东师范大学历史学博士，曾留学日本京都大学人文科学研究所、东京大学文学部等。主要研究方向为抗日战争史、近现代中日关系史。 《同文沪报》为清末日本人井手三郎在上海发行的一份中文日报｡该报的办报宗旨先后糅合了东亚同文会、日本外务省对中文报纸的操纵精神和井手三郎等在华日人的办报理念，并体现于对庚子之变、新政运动、日俄战争等一系列时事的报道与评议之中｡《同文沪报》兴废的历史不仅揭示了该时期井手三郎等人与东亚同文会、外务省在华利益上的博弈关系以及彼此矛盾的激化｡ 目前，关于《同文沪报》的研究尚较简略，其中诸多细节还值得推敲｡日本外务省外交史料馆保存的档案《新闻杂志操纵关系杂纂》，其中一些涉及《同文沪报》的文件揭露了当时外务省收买和操控该报的隐情，以及东京大学法政研究中心所藏的《井手三郎日记》。为深入了解当时《同文沪报》如何为外务省收买与操控提供了线索，本文即希望以《同文沪报》的创办、外务省收买和操控《同文沪报》的活动为考察对象，揭示日本政府操控沪上舆情的内幕｡ 一、《同文沪报》创刊始末 《同文沪报》的前身是沪上名报《字林沪报》｡井手三郎作为《同文沪报》创办者，一直经营该报直至废刊｡作为《同文沪报》办报史上的关键人物，因此有必要了解井手其人的身世｡ 文久二年(1862年)，井手三郎出生于熊本县一个没落的武士家庭，从明治七年(1874年)入私塾起，即孜孜于研习汉籍｡明治二十年(1887年)后，井手以周游大陆为志，在浪人荒尾精所办乐善堂的组织下，先后游历了上海、汉口、北京以及南北诸省｡他亲眼看见了清朝上下的颓势，对于李鸿章这样的人物，哀其“虽锐意进取，用心良苦，然身处要位而无所作为”｡他曾叹：“如今与中国交往诸国，夙立一定方针，虽未与之接壤，也视为当然之策｡何况吾一衣带水之领邦乎？惟龌龊所见琐细之局部，终误东亚百年之长计｡东亚之志士，又安可视之为风马牛，渺然纵意而无所作为哉？”青年时代井手的在华经历及其对东亚国际格局的认知，对他日后的办报事业究竟产生了怎样的影响虽不得而知，但他以“志士”自诩，对中国国情与命运的关心，在青年时代已初见端倪｡ 1898年年初，井手三郎、宗方小太郎利用台湾总督府提供的机密经费，收购了原由华人经营的福州中文报《福报》，并将之改名为《闽报》｡不久两人将该报委托田彪主办，井手也于是年3月离开了闽报社｡井手的此次办报经历虽然不过寥寥数月，却是其办报事业的初次尝试｡ 井手三郎的另一身份，是东亚同文会前身同文会的骨干成员，他匆匆离开《闽报》社，是为了参与筹备成立东亚同文会｡东亚同文会会长近卫笃麿十分重视日本文化的对华输出，有意委托井手于上海创办一份中文报纸｡此际，正处于财务困境的《字林沪报》成为东亚同文会收买的目标｡ 东亚同文会将目光投放于《字林沪报》，有其深远的考量｡上海是中外荟集之地，在当地创办由日人经营的汉文报纸，对于宣传东亚同文会“日华提携”的立会宗旨，显然具有重要的价值｡此时，作为《字林沪报》主要投资人的沪上名士姚文藻，素与日人关系亲密，因为报馆经营困难，正急于将之脱手，井手三郎很快就与他达成了转让字林沪报馆的意向｡ 1899年9月14日，井手从同文会干事田锅安之助及岸田吟香两人的来信中，获悉东亚同文会已有收买《字林沪报》的具体方案，他立即拜访了《字林沪报》的实际经营者汪钟霖｡当时汪氏正陷入另一份由他主办的报纸《蒙学报》的经营危机中，故也轻易与井手签署了转让《字林沪报》的协议。井手之所以能够如此迅速获得字林沪报馆的转让权，除姚、汪两人的经营不善之外，还在于东亚同文会迫切的心情。东亚同文会认为，《字林沪报》经费紧张，经营难以为继，姚、汪到处寻找买家，该报随时有“落入俄国之手的危险”，而将《字林沪报》这样具有影响力的汉文报纸掌握于日人之手，就能够有效钳制俄国在上海的舆论势力｡ 1900年1月4日，井手三郎正式接管字林沪报馆｡次日，他便与日人山根虎之助确定吸收《亚东时报》事宜｡1898年山根虎之助(立庵)、白岩龙平、石本矶平等人创办月刊《亚东时报》，该报发行量很小，仅靠东亚同文会的经费勉强维持，自第6期后该报转让于维新党人唐才常｡庚子前后唐氏忙于自立会事务，该报实际由山根主持｡至唐氏于汉口就义，该报已陆续出至21期，遂废刊并入《同文沪报》｡ 庚子时期，日人田野橘次曾担任过同文沪报馆经理一职｡东亚同文会任田野为报馆经理，不仅是利用了他的记者身份开展工作，也重视他在沪上维新人士中的影响力。实际上，更重要的是，他是一个负有特殊使命的日人，唐才常奔赴汉口策划起义时，田野自称“余亦视察南京一带地方，其触眼生感之大略，既揭于第五号及第六号秘密报告”，对于为日本政府与东亚同文会从事间谍工作的田野而言，同文沪报馆经理这样的身份，较利于他掩人耳目，但也从侧面说明田野并无余暇参与具体办报事务。唐氏起义失败，田野旋回日本出任东京东亚同文书院舍监，很快脱离了与同文沪报馆的关系｡ 1900年1月11日，同文沪报馆与字林西报社签订合同，获得《字林西报》通讯转载权，由此得以利用该报强大的信息资源，获取最新消息｡2月3日《同文沪报》发行初号，开始长达8年的经营时期｡ 二、东亚同文会时期《同文沪报》的舆论导向 井手三郎经营下《同文沪报》，可分为东亚同文会与外务省两个阶段｡《同文沪报》第一阶段的办报方针，意在宣传东亚同文会的宗旨，着力于笼络沪上士庶人心，也即“主持日支关系之亲善主义，夙以经营办报事业为念，以文笔启发指导时人为己任｡”而1901年12月以后，《同文沪报》为外务省掌握，成为日本外务省的在华喉舌，井手的办报方针与日本政府的对华宣传政策亦步亦趋，竭力维护日本政府在华的形象与利益｡ 庚、辛年间，清廷所处局势险恶｡这一时期的《同文沪报》介入对时局的评议，无论是对维新运动的同情，还是对清廷守旧势力的批判，很注意把握沪上士人的心态｡1900年1月25日，慈禧太后立端郡王载漪之子溥儁为同治之嗣，欲废光绪而代之｡此举一出，天下震惊。翌日，《沪报》(《同文沪报》初名《沪报》—作者注)便发行号外表示疑义，一露《同文沪报》的舆论锋芒｡井手的这一动作，实由该报主笔文廷华与日人佐原笃介共同促成，文廷华是维新派文廷式之弟，为原《字林沪报》主笔，后为同文沪报馆所聘用，直至1906年外务省的档案中，仍能看到他担任该报华人主笔的职务｡办报伊始，他颇受井手倚重，后渐受日人排挤而失权。 佐原笃介为东京时事新报社外务部派赴上海的记者，曾专修法律，与沪上英文报纸《中国晚报》等关系密切，庚子之后一直在上海活动，著有《拳乱纪闻》《拳事杂记》《八国联军志》等时记，他是《同文沪报》积极的日方撰稿人。2月3日，《同文沪报》初号刊载了《总论支那立嗣事》，揭露上海电报局总办经元善等人电阻废立一事始末，文中称：“各省官吏绅民，忠愤勃发，纷纷电阻，西太后见之不能无虑，而因此幡然省悟，收回成命，与光绪复为母子，而各省臣民毅然出此而不复顾虑者，则以光绪帝即位以来从无失德，前年政变以后，尤以人心所归”，这番言语获得了维新派的青睐，也为《同文沪报》博取了名声。 庚子之秋以前，井上雅二担任《同文沪报》日方主笔｡井上原本就是一个同情中国维新运动的大陆浪人，早年于东京专门学校(早稻田大学前身)攻读英语政治科时，即与康有为弟子罗孝高、徐勤等人素有交往，由此结交了许多中国维新人士。戊戌年间，他暗助在北京的王照流亡日本，由此在维新派中获得令名｡他与文廷华撰写的报论，文笔犀利，使《同文沪报》畅销沪上。时人评之：“上海目下报纸以《同文沪报》为最，消息灵而议论近公，次则《中外日报》，不可不阅，然不可尽信。”义和团运动时，《同文沪报》副刊《同文消闲报》主笔周忠銮，华章文采，其所作寓言说笑的杂文，或奚落守旧臣子，或哀叹国运艰难，以贴近现实的文笔，捕捉了沪上普通市民对时局的迷茫、渴求太平的心态，使《同文消闲报》深入了人心。 1901年年初，中俄秘约事发，沪上舆论沸腾｡这一时期，《同文沪报》与《申报》围绕抗议中俄秘约的张园集会事件，进行激烈笔战｡由于两报采取不同办报方针，《申报》评述康梁维新运动、义和团事件、中俄密约等事的态度，发表的言论与清廷立场并无大的乖离｡而《同文沪报》之报论，不论是井手三郎、井上雅二亲自撰文，还是授意文廷华等华人主笔所作，均秉持东亚同文会同情康、梁的态度，以宣传东亚同文会“同文同种”立场为宗旨。《申报》主笔黄协埙所论“东三省之地，日人于甲午之役，贸然据之，虎视眈眈，方以为可拓地千里矣。 不意俄人奋袂而起，阳示代抱不平之意，阴怀私行，窃据之心迄于今而其势愈张，其谋愈狡，不特日本实逼处此，固甚难堪，泰西各国目前虽无意外之虞而俄势日强，终非各国之福，推原祸始，实由日人横占中国土地以启之”，又强调清与日本联合恰如“厝火积薪之下而卧之”等语，深为东亚同文会所忌，于是构成两报罅隙。《同文沪报》新创，不竭余力开拓读众，《申报》暮气已深，正执沪上报界牛耳地位。《同文沪报》《申报》两报均将彼此争端当作报纸行销的手段，互相大肆攻击以为卖点，一时掀起了上海报战的涟漪｡ 《同文沪报》继发议论，抨击俄国的强暴｡在报论中，大叹：“各国亦齐心一志，并势合权，趁其在东亚兵力全盛之际共持公理仗义执言，出其实力以干预此事，毋徒以空言助中国，庶俄约可以全废而不至将就了事矣。”《同文沪报》从日本立场出发，曰：“我日本于中国同洲同种，唇齿之势，兄弟之谊，实关系最切之国，因而申说商劝亦事所当然，现在方订立条约不欲与他论及，是何言语而顾欲藉以抵塞，公理何在？大局何在？岂贪残自肆遂可概置不问乎？仗义执言于前者乃躬行不义于后，俄之强横一至于此，是可忍孰不可忍？我日本宁终默尔而息哉？笔舌既穷，兵戎斯见，公道尚存，曲直有在，天下之人其必谅之矣，亦何畏彼彼哉？ ”东亚同文会骨干成员根津一的用语则更为露骨：“抑保全支那、扶植朝鲜，此我帝国之天职而苟欲遂行此天职，则非有举国一致、不辞战争之决意不可，盖有战之心而和者始可保焉，故为天下谋者，居常不无可战之心。”根津所言，不仅欲日本与俄国对战，也是对德、法等西方列强的挑衅，《同文沪报》受到近卫笃麿对俄强硬论的影响，秉持了东亚同文会的强硬论调。终于，这种过激的论调引起了外务省的警觉。 三、外务省对《同文沪报》的收买 1901年10月24日，在熊本故乡的井手三郎突然接到浪人小川平吉的来信，信中告之了近卫笃麿与外务大臣小村寿太郎已商妥12月1日将《同文沪报》转让外务省的内情。1901年12月初，东亚同文会正式将《同文沪报》转让于外务省。外务省收买《同文沪报》的时节，正是决定日英同盟与日俄妥协的关键时刻。 1901年10月，桂太郎任首相、小村寿太郎任外务大臣的内阁成立，因伊藤博文等元老重臣仍具有极大的影响力，该内阁一度被讥讽为暗弱的“次官内阁”，尤其是伊藤博文与明治天皇关系亲密，在外交何题上有很大发言权。外相小村寿太郎力主将该报纳入外务省的控制之中，避免近卫一派控制下的日本国内外媒体遥相呼应，对政府的外交政策产生冲击｡在外务省染指该报的情况下，井手通过交涉，获得由其每月提供报馆一定外交机密费的承诺｡此后，外务省成为《同文沪报》的实际掌握者。 《同文沪报》的转让，实则因东亚同文会自创会以来逐渐严重的财政问题所致｡翟新利用《近卫笃麿日记》，详细分析了这一时期东亚同文会的债务状況，指出东亚同文会在华创办东亚同文书院的同时，对同文沪报馆的支出已成为其另一项沉重的财政负担｡不仅是《同文沪报》，1900年5月原由东亚同文会控制的《闽报》之所以转让于台湾总督府，也是因为经费捉襟见肘的结果｡ 《同文沪报》自转让于外务省之后，报纸销量锐减｡1901年年末，《中外日报》根据英文报《益新西报》的调查，推测当时沪上各种大报的销量，“《新闻报》销路最广，数几万余，每年获利二万金，次为《中外日报》，其销数亦以万计，又其次则《申报》，《申报》向本据首，其销量数亦有一万二千余，今以专主守旧，宗旨不协，已不过九千矣。至《同文沪报》与《苏报》销路更窄，《沪报》不及五千、《苏报》更不及三千”。虽然《同文沪报》在销量上不及其他华报，但同文沪报馆仍在《中外日报》上刊登增设主笔、整顿编辑、招聘记者，改换纸张的告白，以示蓬勃之气。至1903年前后，据井手三郎的报告，《同文沪报》每日销量尚维持在两千八百份之上。《同文沪报》销量上的转折点，在于副刊《消闲报》的停刊｡ 停刊当日，销量立减七百份，报馆收入由此锐减。日俄战争时期，虽然《同文沪报》刊载最新战况，平均每月收入亦大于支出，但报纸销量却未大幅增加，据外务省调查，在该时期“如此情況下存在广告减少等因素，一般的报纸收入都会减少，以此情况为将来计划之标准……贵地《新闻报》卖出七千份，《中外日报》也不下四千五百份之多，比起《同文沪报》可谓遥遥有力。报纸每月以内外资金两三百元维持经营，应决无任何困难，此点井手本人也承认｡然现今《同文沪报》处于如此之劣势，每年尚投入约一万元的资金，则欲经营其他有力之报纸而取得利益”。尽管外务省对报馆投入了大量补助，但《同文沪报》与各大华报在销量上的差距却愈益扩大。1907年以后每月《同文沪报》的卖出收入，仅约达1901年、1902年的一半，即使排除日元升贬的影响，也可发现该报销量已大不如前。 在销量锐减的同时，报馆陷入了严重的财务危机｡1902年以后，同报馆一直债务缠身，债主主要是与日人亲善的沪绅姚文藻、周品珊等士绅，报馆还向泰东同文局分局借款，款额从30元至千元不等，1904年债务已达3500元之多。1904—1905年，报馆单笔债务还在三四百元间，至1906年后则达六七百元之多，此时外务省每月的补助为827日元，显已入不敷出。报馆因经营混乱，早在1902年报馆就被外务省批评其“财务支费混淆”、处置广告费不善等。 至1904—1905年，同报馆还经常隐瞒一些收入，如广告刊登费等，引起外务省的猜疑，外务省批评之，“根据《同文沪报》二十个月的收支表，比较三十八年上半年的情况，发现不同之处如下：报纸卖出收入在三十八年上半期的二月为四百八十五余元，六月则为四百四十一元。但其他月份都是在一百九十五元至二百八十余元上下。而根据提交的表文，则每月卖出的收入约在五百元之上。又广告费三十八年上半期一月乃至三月从二百七八十元至三百元不等，四月乃至六月则在三百八九十元至四百三十元上下，根据收支表则一月的平均额仅仅二百八十五元，其中理由则颇难知晓，井手自身难以说明其如此不权衡的理由。以如此计算之表，则《同文沪报》作为将来计划的基础则难以确定。” 外务省惟恐报馆隐瞒收入，动辄以取消补助费威胁，益使报馆在财务报表上伪造数据以求自保，彼此龃龉，直至废刊。 四、外务省对《同文沪报》舆论的操控 庚、辛时期，《同文沪报》针砭时弊颇力，自转让与外省后，其报论渐失锋芒，内容多存矛盾。随着外务省对同文沪馆馆务的频繁干涉，报馆在人事上也出现了很大变动，自井上雅二离馆后，井手三郎与文廷华等人主持报论栏目，其后继任主笔者分别为条原邦威、岛田数雄、牛岛吉郎等，其中只有岛田资历较深，其“日日起草论文，熏陶少壮官员，实乃居馆中重镇之地位”，由于年轻主笔们的意见纷杂，岛田地位的突出似从另一侧面说明了报馆内部意见常难以统一｡ 外务省将《同文沪报》视作其在沪的喉舌，要求该报在评论上必须与外务省的宣传政策一致，从而导致报馆舆论发生转变。1903年年初，沪上有日人伪造汇丰银行钞票而为日警查获，结果被日本法庭以无法可治无罪释放｡该案引起沪上报界一片喧哗，尤以《申报》攻击最力，其矛头直指日本法律，叹曰：“作伪之人至意难逃法网，噫!岂日本律文轻重果无一定耶？”又以《新闻报》责之最厉，“然谓文明国之定罪不能以别条法律援引比附，当以本条为断，不能以他条罪之，顾此等奸伪之人岂文明之国岁能姑容，诚如说者所谓，日人前曾伪造俄国钞票则日政府当时即直猛醒不应于法律内缺此一条……不能造本国伪钞票转而造他国伪票，事之最不平矣。” 然而，《同文沪报》却从外务省的立场驳斥各报的指责，辩道：“一国之律法惟求保固自国之安宁、维持自国之秩序而设，而非为他国而设饿。故于自国之安宁之秩序之所以保固，维持者规画必至、筹度必周，过此以往其在他国者即不得以之杂糅于其间｡……今之所以难办者，则以其在中国耳｡中国律法不备，为各国所不信，不能俾以治外法权，故独无以处此案，我日本订定律法之初，岂能预料及此而独为中国另设此等专条乎？使中国而不能切实改革有完备之律法为各国所信，能收回治外法权，则遇此种之案无论其为日人为何国人，中国皆可径以己国律法惩之，亦复何所为难？则今之所以为难者，皆中国律法不备之有，以致之中国人乃不自訾而转訾我日本，何其谬哉？” 《同文沪报》又批评其他华报，曰：“今中国人于伪造钞票一案遽以私见揣度，轻相訾议，谓我日本律法为不完不备，亦何异以管窥天，以蠡测海，自以其所见之小且浅，遂以为天与海真小且浅乎？……(日本律法)特未尝预为律法不完不备使外人享受治外法权之中国计，而另定在他国以保全他国人之利权之专条耳。”伪钞一案系日人在华犯的重罪，沪上人情汹汹，《同文沪报》仅以中国无治外法权、日本律法无有关惩罚专条为借口，以近乎外交辞令之严峻语气，痛诋中国丧失治外法权的现实，全然不顾中国士人的感受｡此后，《同文沪报》又竭力为日本法律辩护，一味袒护己国，进一步增加了读者的反感｡伪钞事件前后，《同文沪报》坚持日本驻沪领事的立场，始终未对中国稍示同情，因而不断遭到《申报》等报的笔伐，自身陷入了难堪的境地。 1903年10月间，由于俄国背弃中俄密约中规定从东北撤兵的承诺，引起了沪上报界的大哗与声讨。至日俄战争之前，沪上各大华报，或明或晦地对日本寄予了希望，如《新闻报》等，甚而批评清廷中立，惟恐战后中国因无尺寸之功而无法索回东北。日俄战争于1904年2月8日爆发｡为了宣传日本陆海军最新战況并获得沪上舆论的主导权，也为了摆脱1902年以来的债务危机，井手三郎希望外务省提供更多的补助，乘时与各大华报展开竞争｡井手三郎在给小田切领事的秘密报告中，这样谈道： 原本在上海汉文报纸达八十余种之多，而堪称大报者不过为前载之三报(指《申报》《新闻报》《中外曰报》)也。此三大报无一不投入巨资以达今日之盛，(《同报》)与之对峙，推广读者之范围，颇感实乃困难之事业也｡……而现在的情况乃自去年十一月附录之《消闲录》再次发刊以来，纸数渐渐增加，前回之打击得以挽回，我陆海军将士之忠勇绝伦得以实际介绍，消疑解惑，可知彼等对我帝国日益信赖｡目下最大要务在于，此际前列三项借款与清理经费不足问题，本次专件为树立自菅之基础，尚仰总领事以筹出之件交涉之。然此件当不限一部，为竭力完成我陆海军之情况为清人所知之任务，如总领事阁下与以上两省(陆军、海军省)交涉(经费)，则多幸矣，吾鼎力希望之。 《同文沪报》能否把握上海报战的主导权，关涉日本在华的人心所向，驻沪领事小田切在战争之初便意识到了这一点，故也表示赞同｡对井手三郎而言，《同报》扩张的真正目的，当时希望以此为日后独立经营打下基础，最终摆脱外务省的掌控;从外务省的角度来看，则是希望进一步操纵《同文沪报》，与俄国在上海秘密控制的舆论力量相抗衡。自俄国企图收买《字林沪报》为日人捷足先登之后，就一直从沪上中外报纸中寻找可为其操控的对象，终于1904年6月英文报《中国晚报》为俄国所收买，成为其向在华外人中宣传黄祸论的工具。外务省除要求《同文沪报》加强舆论攻势外，还利用佐原笃介担任英文报《文汇报》审查员的角色，加强对外人的舆论宣传｡事实上，日俄战争时期，日人在沪上主要的舆论对手便是俄国得希诺少将领导的特务机关及其控制的各类报刊。 日俄开战既定，《中外日报》《新闻报》等华报均支持日本，尤以《中外日报》为甚，随着日本对俄军事上的节节胜利，各报将之视为黄种人对白种人的胜利，赞叹：“俄日战后，吾国人之理想必有与今大异者矣，黄种之兴其可量哉？黄白种之限，非天限之，己限之也｡”然而，外务省则是带着疑惧的心态来看待报界出现的这种舆论趋势，虽然当时几乎所有的《同文沪报》已经缺失，但从外务省致小田切万寿之助的训令中，也可见其忧虑之所在： 现战争继续期间，正乃决定最后命运之时，丼手如与之合趣，此际应竭力复兴报社……以为该报社复兴谋求更大发展，本省亦当思考便宜之策……且近有所闻，清国报纸对日本连战连胜，勇气过人，频频鼓吹黄色人种之兴亚论，然此不过空论而已，反痛害欧美人之感触，间接对本国不利。贵处不得竭力唱和如此之愚论，当用适当之方法而尽痒之｡关于日俄交战，贵地驻在俄国采访之其他人，频频捏造虚报俄国之情，欲向清国内陆传播，将扭曲之事实真相告之顽冥之清国人，而不顾本国被害之心。故应将每日《同文沪报》之相当部数，发送于清国内陆之总督、巡抚及其他地方官员。 1905年，日本在胜局已定后志得意满，取俄国南满之权益而代之，沪上报界对其用心已有所鉴｡《同文沪报》仍泛滥着大量对日军吹捧的文字，已使读众感到做作｡《同文沪报》在舆论上的颓势，并未因日俄战争的胜利得到遏止｡ 五、《同文沪报》走向废刊 日俄战争之后，外务省欲将《同文沪报》废刊的意向更为明显｡虽然外务省多次威胁取消补助，但井手三郎却并不欲放弃该报，他向外务省辩解道：“战局终了后，不仅原来扩张费三百元停止发放，被省内人视为正常之举，连为弥补原经费不足而设的机密费也将全废，则此点甚感面惑。多年来极不易之经营与吾所尽之微力竟不能凌越此难，故甚不忍该报陷入废刊之命运，纵使停止此三百元之费用，也将排除万难，徐图发展之道，尚仰望此际能助一臂之力以酬吾之决心。”继小田切万寿之助担任日本驻沪领事的永泷久吉，对于《同文沪报》印象不佳，在井手向外务省递交这份报告的次日，他也向外务省递交了一份不利于《同文沪报》的报告，其中道： 井手从前向本省提出以往二十个月的财务书，且不论其中计算之荒谬，即使负债清理后也不能成为曰后预算之基础……原本该报属于东亚同文会机关，后归于政府｡至今曰之状况，原期战时多少购买者有所增加，然而事实上与他报相比之下，卖出收入甚少。仅仅因《消闲录》登载的附录而获得读者｡如此，还期望其势力达到何等程度？……小官于湖北、湖南、江南、江西等地视察所到之地，同报之购读者甚稀少｡而寄贈之督抚衙门阅读此报者也甚少。据此实情，投入多额补助而结果所得利益仅少｡《申报》《新闻报》《中外日报》《南方报》《时报》等虽为其劲敌，然《同文沪报》记事疏阔，一无所长，而其经营不得其宜是其最大主因。 …… 关于该报之改革方案，第一，报纸经营当以有经验且机敏者为主裁。第二，作迅速确实报道，充实适当的记者。第三，更改《同文沪报》名称等等，只有施以根本的改革，方可收得其效。然而，今曰即使施行改革，已为时过晚｡……当讲求与他报订立合同之方法，以补助金充作他报之操纵费，方可视为得法｡此外，和他报订立合同，并不期待立即实现｡废刊之事当顾及体面，先维持现状经营之，当徐与他报讲求合同方法为妥｡ 所谓“时机已晚”，一方面指日俄战争后俄国在华的势力得以抑制，日本政府将不视对华舆论操纵为急务;另一方面《同文沪报》不仅连年亏损，成为外务省的负担，且失去了沪上读者的关注，已沦为三流小报｡在永泷看来，外务省应放弃对经营不善的《同文沪报》的操纵，另寻操纵对象｡ 1906年10月—1907年3月，根据当时同文沪报馆的财务报表，虽然报馆表面上收支平衡，但由于借款都算入收入中，则累计6月间已亏损了320日元，这样的亏损直至1908年3月，《同文沪报》终于迎来了废刊的命运。《同文沪报》改回《沪报》原名，并出改良1号，因《沪报》版面上不再签有日本“明治第三种出版许可”的声明，可知其已非日人所办之报。1908年8月31日所出改良174号，是目前笔者所见《沪报》的最后一期，《沪报》不久后转卖于上海道台蔡乃煌，结束其26余年的历史。 中日甲午战争之后，中国沿海内陆彻底向日本人开放｡作为曰本人海外办报事业之一的《同文沪报》，其创办受到了东亚同文会系统下各组织的协助｡然而东亚同文会的在华活动，是建立在乙未会(山根虎之助等)、东亚会(宗方小太郎等)、同文会(井上雅二等)等至少三支团体的组织关系网的基础上而展开的，由此必然带来会内人际关系上的复杂性、经费的局限与事业的不确定性。 1900—1901年，井手的办报事业完全仰赖东亚同文会支持，作为东亚同文会主干之一的井手，当获知《同文沪报》竟被近卫转让于外务省后，他在日记中记下数语：“如《沪报》于去年正月经我手买下，在我经营下从区区八百份而至今日之盛｡实我倾注心力而维持之也｡然今日转让之事未经商量一语，转让前二十日方告之｡竟至如此乱暴无理，绝非士大夫君子为人处置之道!”个人理想与组织利益的裂痕使井手深受打击，也导致他个人与东亚同文会的关系趋于淡薄。 井手三郎这样的人物，若以《对支回顾录》等编撰者的视角来看，则被讴歌为行走于大陆的“先驱”｡然而明治时代的日本政府官员，往往因为日本所处内外形势的变化，或对之利用，或对之抑阻，对这些“志士”的事业采取援助与控制兼治的方针｡其中，日本外务省驻外领事馆的官员对这些海外“志士”的观感，尤其对他们事业的兴废起到决定性作用｡井手三郎曾对小村外相叹诉过：“虽如小田切领事稍明中国之事，然领事中通晓中国事情者到底有几人哉……领事时出语迂阔，而我曹尚受此辈监督，若处处受其掣肘，则实现胸怀抱负难瞩望也!”此语多少道出了井手办报事业屡受“权贵”掣肘的愤懑心情｡ 井手三郎的办报事业受到了汪康年、姚文藻等沪上亲日知识分子的援助｡据《井手三郎日记》，庚子之变时期井手与沪上士人交往者甚众，井手从中获得了大量的时局信息，体现出他在中国士绅中的广泛人脉网络。这从侧面也反映出井手三郎本人豁达的性格与不一般的交际能力，但另一方面也反映沪上士人对日人办报活动的开放与宽容｡这种开放性，反映出清末沪上公共舆论空间的多元“共存”。然而，不久《同文沪报》秉持外务省强势的宣传方针，完全站在日本政府的立场上对士人情感加以挞斥，从而将这种舆论的“共存”推向了对立｡从日本外务省对汉文报纸《同文沪报》的收买与操纵活动中，我们或可从另一视角读懂清朝朝野的腐败。 【注】文章原载于《近代中国》2020第1期。为方便手机阅读，注释及参考文献从略。 责编：李静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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