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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 和 父 亲(下） 文/周孜仁 三、继续说我和父亲的紧张关系 我始终认为我和父亲的分歧－－用现代流行术语说，就是“代沟”－－从根本上讲，是属于政治与文化认识上的南辕北辙。这个差距是无法弥合的。因为这已不仅仅是一般意义上的“代沟”，而是因为我和他压根儿就属于两种根本不同社会的人类。他代表旧社会而我代表新社会。 如果追根溯源，这个裂痕从我娃娃时代就开始了，而且完全因为一偶然原因而肇端：虽然那时候我压根儿就不知道哪样是文化？哪样是政治？ 下面就说说这个。 前面说了，生活在破产商人家庭，我从小无书可看，无玩具可玩，呆在空荡荡的院落，我就喜欢扑在地上看蚂蚁爬出的轨迹和树叶在白墙上投来的横斜疏影，并把它们想象成溪流和山峦，接着就画下来，然后陶醉在自己创造的世界里。街口有一裱褙铺，我便着了魔似地老往那儿跑。裱褙铺生意好，大小木板象迷宫一样摆了半条街。而我就象小陀螺, 成天在那些徐悲鸿张大千们中间穿行，把那些马啊牛啊山啊树啊看好了，娴熟于心、 或者钻去垃圾堆翻找破碎报纸，将印在上面的飞机大炮检回来（那时抗美援朝战争正进行得如火如荼），回得家来，就把父亲交给作业纸涂得阴云四合洪荒遍地－－灾难总是在此时不期而至：我画得物我两忘，父亲神不知鬼不觉出现了，接着大吼一声：糟蹋纸！ 接着就举起鸡毛掸子，在我屁股或手心这两个没有风险的部位下手。 必须说明，父亲打我绝非珍惜纸张资源。事实上，只要我在纸上所写为“人之初，性本善”、“朝为田舍郎、暮登天子堂”一类传统文句，无论怎么浪费他都决无意见。他对我惩罚，完全因为他的儿子公然误入歧途，竟然着迷于绘画！ 以下这件事足以说明他对艺术事业偏执的反感： 几十年后，我孩子出生，我于是喜悦而认真地函告老父，说今生最大的遗憾就是没能干上与喜爱相一致的职业，故而希望孩子能为我了此夙愿，由是取名“亦丹”，亦从事丹青绘画之意。添了孙子他当然高兴。老爸当即回信道：“得知生一男孩，实乃我家值得庆幸之一大事耳”；对附于信中的婴儿襁褓照更给予高度评价：“相貌极好，使我心中大快”。 但对我给孩子所取名字及相关说明却毫不留情，予以断然驳斥。首先，我未遵循祖法取名。按谱定字辈，我儿子名字应紧跟在我的“仁”字后面取一“义”字。先是，哥哥姐姐有了孩子，都要恭请父亲命名。五姐头生子取名时我正好躬逢现场：父亲引经据典，字斟句酌，然后一本正经将命名方案写于红纸之上（写得极有成就感）。我亲眼目睹过该份方案，大意云：古之贤者，必先修其身，身修而后家齐，家齐而后国治，国治而后天下平。因此父亲确提议，老大名曰修、老二名曰齐、三曰治四曰平，如有老五老六相继出世，届时再行计议－－事实是五姐仅生二孩便戛然而止，既未能连下四城，父亲雄心勃勃的起名计划也就因此搁浅。 兄弟姐妹都严格按古法命名而我独不按规矩出牌，父亲当然不高兴，此其一也；其次，我函述的取名理由父亲更难接受，他宣布：“画画乃属下九流，雕虫之末技耳”－－其实我查过资料的，画画准确说应属中九流，且排名第三。“三流丹青四流皮（皮影），五流弹唱六流金（卜卦算命）”，瞧，此行业并不太糟。父亲成见之深，可见一斑。 事态的发展进一步证明，我们父子之间的“代沟”已不再是简单的爱好、从而职业选择上的无法认同，而是演变成了更为复杂的政治立场的分歧，以至小小年纪我就意识到自己最终不得不背叛他。 由娃娃简单的兴趣取向发展为政治分歧的过程如下： 和父亲的武力镇压相反，学校老师特别宠我。每年的儿童节都是我真正的节日。每年在那一天举办的画展我都准得头奖，为我非常自豪地嬴来一只铅笔或一块橡皮。坦克飞机大炮绝对是我的强项。有一天志愿军英雄来校作报告，老师还专门把我的涂鸦之作作为珍贵礼物献给贵宾……事态发展的最终结果再自然不过了：我爱学校而不爱家，爱老师而不爱父亲，我属于未来而不属于过去，属于共产党而不属于神龛上的周氏考妣……总之，随着慢慢长大，我终于下定决心离开成都，离开我头顶上久久笼罩，挥之不去的那团阴影。 我已经想不起离家远行前父亲的状态了。他肯定不再像过去那样对我专横而权威，有一天，他甚至非常平等、还有些谨慎地和我探讨过我的大学报考志愿，他希望我能留在成都。他说，孔夫子不是说过么，父母在，不远游。我很客气地笑了笑，然后宽容地用了一个缓兵之计，我说爸，让我和老师再商量商量吧！ 其实，我的志愿早已决定。我将去远方读一所工业大学。新来不久的班主任告诉我，说灾荒已经到此为止。新的五年计划很快就要开始。国家急需工业方面的建设人才呢！班主任是在办公室单独对我说这些话的。办公室雪白的墙壁上庄重地挂着领袖像。我于是想起我的家，想起一进门就看得见的黑漆漆的祖宗牌位，沉甸甸地让人压仰。班主任要我报考工科大学，她的意图我心知肚明。我数理化成绩好。我参加理工科考试，肯定会给整个学校的平均考分进而校长的工作业绩带来好处，而报考美术院校－－上级谁关心这个？班主任是校长夫人。 她表情沉重地告诉我，说修正主义撤走专家，撕毁合同，为我们国家持续三年的“暂时困难”雪上加霜，有志气有抱负的中国青年，能不听党的话，发奋图强吗？班主任是中共党员，长得非常漂亮，说话娓娓动听，刚从中国人民大学进修归来。我崇拜她。我喜欢把她看作苏联电影里那些胸前挂满勋章的女布尔什维克。我认为她对我讲的都是无产阶级革命箴言。我连想都没想，便轻轻松松地放弃了画家：这个儿童时代和少年时代固守了整整十几年、父亲挥舞鸡毛掸子怎么也无法赶走的梦想。 年轻人是怎么回事啊？我对父亲的背叛蓄谋已久，而对自己的背叛却发生得如此轻松？是不是对父亲的背叛只不过意味着对已知旧秩序的告别和新的未知世界的向往？而新世界对我，本来就模糊不清，更何况我的新世界一直就和学校、老师、校长以及他们所代表的社会、规范、观念和政党联在一起。有他们指点，我还有什么必要坚持自己的选择？ 离家前夜，发生了这样一个细节：家里养了两只鸡，一黄一黑。大饥荒年代，黄黑二鸡所下鸡蛋是父母唯一的营养品。父亲在每只蛋上都用笔极端认真地注明身分及出生时日：“黑Ｘ月Ｘ日”、“黄Ｘ月Ｘ日”，以便从紧掌握计划消费。恰恰在我出发的前一天黄昏，不知为什么（是不是父亲想把宰了它为我践行？想不起了），谁料得黑鸡婆突然身手矫健地跃上了房头便飞。 我和三哥－－就是那位终生未能入党的哥哥－－爬上屋脊，踩着哗啦作响的瓦片，小心翼翼尾追不舍，可那只理该千刀万剐的心肝宝贝总是在我们刚要得手，又轻轻松松展翅前去，不远不近，就在前方十来米处，得意洋洋，示威一般左顾右盼。时间已经不早，夜成都鳞次栉比的灰屋顶上，无边的灰色云团正缓缓垂落。父亲也爬上屋顶了，摇摇晃晃站在木梯上，远远地颓然呼唤：算啦，下来吧。下来！它飞了，不会回来了…… 我莫名其妙地感觉颓唐。一整夜未能入眠。望着嵌在黑屋顶上那一片亮瓦，望着模模糊糊的月色慢慢爬上来，又慢慢隐去。我好象听见父亲一直在哼哼地长吁短叹。到点了，我悄悄起身，模黑走到他的床前，小声说一句：爸！我走嘞……然后庄严地挎上行包，上路了。 我骄傲地开始自己的人生远行。火车开点太早，爸起不来，吩咐两个哥哥送我。当时，我几乎没有一点儿离别的忧伤。没有。第一次乘车出行，第一次到陌生的远方去，仅管饥肠碌碌，却依然兴奋莫名。成渝铁路傍着沱江前行，晨光中的白帆象片片羽毛，轻飘飘地在水中游弋，好象是要飞起来。望着白帆如羽，我觉得我也要飞起来了。 四，父亲挥之不去的阴影 上大学的第二年，全国全面的阶级斗争在中国大张旗鼓开始了。伟大领袖发下话来：“社会主义”已经不再是原教旨主义者们说的，仅仅是资本主义到共产主义之间的一个过渡阶段，而是一个“相当长的历史时期”了。在这个漫长的时期里，始终存在着阶级和阶级斗争，对此问题，必须年年讲月月讲天天讲。我们的大学生涯，也不再是简单的、书斋里的闭门读书，更是政治辅导员督导之下，一场没完没了的政治修行。 对于人的政治评价，那年月是三句话：“有成分论”、“不唯成分论”、“重在政治表现”。可具体执行起来其实就一句：“有成分”。一旦生来世上，无论何人何种，注定均被打上了阶级烙印，也即家庭烙印：如烙在古代囚徒脸上的黥印然。任何人都休想洗祛去净的。那时尚无DNA检测技术，如有，那么人种好坏优劣，从而能否重用提携？举为接班人？委以大任？等等，肯定都会变得十分简单。 我家解放前夕说不清道不明的经济地位重新被提上日程。从而我自己什么人，也再次成为了问题。我离开了父亲，父亲的阴影并没有离开我。 我必须坦承，对这种“龙生龙、凤生凤、老鼠生儿钻地洞”的观点，我在暗中当时就并不认同，因为，我觉得父亲即便真属于反动阶级，对我又怎么样呢？我不是压根儿从小就瞧不起他吗？我不是一直就觉得他的思想太落后吗？对他力图向我灌输孔孟之道那一套，我不是一贯反感吗？我确信诱导我成长的思想资源完完全全来自我阅读过的革命书籍。还上小学五年级，我就读完了革命英雄奥斯特洛夫斯基的的《钢铁是怎样练成的》；中学时候读的就更多了：《卓娅和舒拉的故事》、《古丽娅的道路》、《牛虻》、《少年英雄巴甫里克》…… 尤其需要一提的是，有一本极不起眼的苏联纪实小说《初升的太阳》，几乎成了我的《圣经》，小说主人公、少年艺术天才柯里亚·季米特里叶夫的一言一行，都成了我狂摹的学习榜样：热情、正直、刻苦、钟爱布尔什维克党和苏维埃祖国。我至今还记得小家伙就读的学校是莫斯科中等美术学校；记得他最喜欢参观的画廊是特列契亚柯夫画廊；记得小白脸父亲最喜欢带他拜访的朋友是莫斯科大剧院美工，小崽崽管他叫卡佳叔叔。 不管我心里怎么感觉别扭，反正忆苦思甜会总是不停地开，来自边远或者并不边远山区的贫下中农子弟，总要在会上理直气壮地一把鼻子一把泪，回忆父亲如何带他讨口要饭，大年夜，如何被地主恶狠狠的看门狗狂咬一嘴，等等。我也曾力图回忆我家解放前夕的艰难困苦来保持心理平衡：比如蹲在街头卖旧家具，比如父亲借钱未遂晕到在地，比如全家围坐在簸萁周围小心翼翼地拆茉莉花，三分钱一斤……等等。只是我的这些回忆肯定上不了台面，很难调动众人的悲剧情绪，弄不好还会被指责说编造谎言，蒙骗组织。 1964年秋天，小妹妹考上成都工业学校了，不久，她气急败坏地给我来信，说班主任因为什么召见了她，明确告知我家成分是“资本家”，问我该咋办啊？其实，我能有什么办法？只能自欺欺人地把我所知道的情况给小妹重述一遍，着重强调：问题的全部要害，只不过是父亲破产的具体时间问题罢了，只要有朝一日准确查清，咱们全家绝对咸鱼翻身。说不准我们几兄妹的DNA革命得很哩！ 虽然我气壮如牛地要妹妹“雄起”，其实心中早怵了一半。事实是，我很快也要填写大学毕业登记表了，我自己也有必要抓紧把事情搞个水落石出。于是，我忧心忡忡找到政治辅导员李光敦，我向他说明了妹妹的来信和我自以为是的解释。没想到李老师公然非常宽大地回答我，说城市“四清”还没开始，你原来咋填就咋填吧。这样，我心安理得地继续蒙混下去了。 三年后，大规模的文革动乱潮起潮落，尘埃落定。四川省主管大学生分配的最高领导张某某把我钦定为“反动文人”和“毛主席点名的黑笔杆”。我理所当然被收审。我成了受到压制的一大派群众的标志性人物。我的家庭及我父亲的历史不能不让人家底朝天地翻个个儿，以便确定我的行为是否属于阶级报复、右派翻天？谜底在此时候终于揭晓。某天，一位参加外调的哥儿们神秘兮兮地告诉我，说查清了。你家的成分，确实是－－资本家。 我记得当时我超乎寻常的平静。对于政治，我早已心灰意懒，完全绝望。我说行嘛，“资本家就资本家吧。” 事实上，文革开始不久，我就已经与父亲开始了和解。正当我在重庆文革舞台跳得热火朝天，突然得到消息，说成都的老家已被红卫兵抄了！不仅神龛被砸，还有人揭发父亲藏有金条（据说是居委会或派出所点水。又说是解放前做生意时的某仇家使坏），连地板和炉灶都撬了个底朝天。我很快带了一床棉被便从重庆赶回成都。我看见爸爸妈妈整日价慑缩在泥地上的草堆和破絮间御寒度日，无处藏身的饥鼠则在稻草中肆无忌惮地穿来穿去。一日三餐，只能在灶台夷平处，用三块砖头围起来开野炊一样做饭。那一年，他是七十多岁的人哪！面对狼籍不堪的废墟，我还能说什么？ 需要顺便补充的是，红卫兵前来抄家时，母亲警觉得快，抱着哥哥刚满周岁的孩子逃了，父亲则被揪上高凳长时间批斗。老人腿脚发软，请求小崽儿们让他下来暂时歇歇。目睹过现场的邻居介绍说，红卫兵娃娃是这样回答的：“你才站了多久？毛主席在天安门接见红卫兵，一站就几个小时，毛主席还没说累呢，你喊什么累？” 父亲的辩解更加认真：“毛主席，他比我们吃得好啊……” 娃娃们马上怒吼：“你污蔑伟大领袖！你罪该万死！……” 那年代的故事有多荒唐！ 将近半个世纪以后，当全中国都开始埋头于物质财富的创造、交换、占有和攫取；而执掌政权的领导者们，也正忙着建立和谐社会，忙着在全世界去建立孔子学院，推广中国最古老的文化传统；谁也不再关心阶级和阶级斗争了－－直到这时，我才觉得我和父亲之间的是非恩怨应该彻底勾销了。我从千里之外赶去为他扫了墓。墓地在一座林盘边上。我记得安葬时墓前还能望见很开阔很安谧的一带平原，薄雾淡淡，叫天子拍着翅膀在林间婉转歌吟。 几十年后，公路已经带着城市的喧嚣从墓前不远的田野粗暴扫过。幸好四周的林盘蔓生环绕，为长满衰草野花的坟茔护卫着永恒的宁静。我终于那么真诚地跪去了父母的面前。膝下是潮湿的黄土和悉索的秋叶。已经被生活鞭挞得体无完肤的我，联想起老父亲艰难的人生和小时候他对我的种种关爱，鼻子一酸，我禁不住潸然泪下。 尾声：我和我的儿子 父亲死后不到半年，1974年春天，我便被卷入一场特大的“反革命案件”。该案件和那年月发生过的许多类似案件一样，后来都平反了－－只是过了太长时间。这一次，我被送到一个远离昆明的彝族乡村进行了长达数月的隔离审查。 前面说过，1968年四川文革第一波乱局尘埃落定时，执掌全省大学生命运那位女性最高领导张某某曾把我钦点为“反动文人”和“毛主席点名的黑笔杆”，并理所当然对我进行了我人生遭遇的第一次政治审查。那时候父亲曾为我的命运揪过心发过愁。只是事情仅仅过去两三年，这位张姓高官和她职务更高的丈夫刘某某很快被最高当局一巴掌打了下去，以“资产阶级阴谋家”、“野心家”之罪投入大牢。 事后我从边疆回家审亲，父亲的高兴第一次那么溢于言表。他记忆力非常清晰地向我说起解放前成都有一疯疯道人，破衣芒鞋，成天就满街里念念有词，说什么“海人终海节，海来海去海枝节”。父亲说，他的意思是“害人终害己，害来害去害自己”。四川这个害人的刘、张也一样，他们想害你，结果却是自己坐了班房。我突然觉得，父亲太看重自己的儿子了。其实，在那样的年代，在数不胜数的政治斗争受害者中间，我不过是沧海的小小一滴罢了。而1974年我在遥远山乡被收审时候，父亲已经走了，已经没人再用古老的谶语在远方为我祈祷。 几个月后，和我牵连的案情基本明朗，隔离解除，我留在乡下劳动。冬天，妻子带着不满两岁的儿子来看我。孩子穿一身红毛衣。像一团小小的、可爱的火苗。他一见我，就兴冲冲地把攥得紧紧的小手伸过来，不停地对我喊：“电池！”、“电池！”。因为没有玩具，他不知从哪儿捡来了一只废弃物，因此兴致勃勃。 受不了山村风寒，孩子又太小，来村那一夜就感冒了，高烧不止，整夜整夜地嚎哭。没有药也没有医生，我只能通宵不眠地守在他身边，不停地拍他，给他喝水。好容易睡着了。我抱着他，第一次悄悄地哭起来。那一刻，我突然想起了我和我的父亲的命运。我自然也为我儿子的未来担心：因为，他刚来到这世界上还不足两年呀！他的父亲就成“反革命”了。那么，他未来漫长的一生，将无端地为我而遭致多少本不该属于他的灾难呢？我不知道。 庆幸的是，小亦丹刚长到四岁，我们整个国家的命运便在1976年10月的一夜之间天翻地覆了。他可以毫无牵挂地去走他的路了－－虽然他完全没有按照我给他取名时设想的那样，在笔墨丹青间去寻找自己的事业。 而我，也终于可以抛开头顶上所有的历史阴影，来写下了这篇文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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