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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何看天象占不同地区时运?古代分野术告诉你(下)

 为什么73 2021-08-10
原创 大用 大用 昨天

看过上篇的,可直接从章节 2 开始看。

分野简单来说就是古人把中华大地的不同区域,对应天上的不同星宿,然后根据夜观天象这些星宿遭遇了什么(比如,木星运行到某星宿,某星宿上飘过啥样白气、被彗星扫过、亮度突变等等),来判断对应的地界上会发生什么事。

比如元朝末代皇帝元顺帝的时候,太史院监测到一个奇怪的天象:“白气如索,长五百余丈,起危宿,扫太微垣”。危宿在分野口诀表里是对应山东的,在这里起了五百余丈的如索白气,意味着山东要出事。

当时的太史解读山东要发大水。精通占卜术的元顺帝批评他说的不对,应该是山东要失去一员猛将,并且立刻联想到自己的爱将察罕帖木儿,迅速派人赶往山东去提醒他注意人身安全。察罕帖木儿就是金庸《倚天屠龙记》里女主赵敏的亲爹,历史上很牛逼一人,他若不死,估计就没朱元璋的明朝了。

可惜元顺帝的占卜技术实在太准,在他派去的使者还没到达的时候,察罕帖木儿就莫名其妙被他信任的降将刺杀了。

不过,长久以来分野的划分依据一直是个谜,唐朝的占卜大家李淳风都困惑不已,后来学者更是瞎猜一通,比如说什么某地对应某星宿是根据当地臣侯受封时,岁星恰好运行到哪个星宿,就以哪个星宿作为当地的代表。纯随机。

但是随着现代天文科技的发展,一个软件就能精确模拟千万年前后的星图,于是2008 年刘俊男教授结合古史资料和星宿坐标分析,发现分野口诀表里的天地相应,既符合经度对应原则,也符合纬度对应原则,很讲究天文逻辑。

这什么意思呢?

经纬度对应

我们中国的二十八宿排得参差不齐,并不是像西方的黄道十二宫那样圆润地沿着黄道线排列,然后取这条线上每一截附近的星座名来给该宫命名。二十八宿有的接近太阳运行的黄道,有的接近天赤道,还有的接近月亮运行的白道。总体看,感觉和哪个道都不严格相关联。

现在人按照西方的思维逻辑,搞不懂,只能瞎解释说中国人在不同的历史时间段分别按照黄道、赤道、白道轨迹划分了二十八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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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如果灵光乍现想起来中国人的思路向来是天人合一,划分星星的时候,不一定就像外国人那样必须找天上的坐标来对应,而是在地上找坐标来对应,那么二十八宿的划分标准问题就迎刃而解了。

它遵循的是天地之间经度和纬度相对应原则。

天地纬度对应意味着,当年地上的人抬头在天上找和自己所在地对应的星宿,会发现该星宿最高可以挂到与地平线成“四五十来度夹角”的正南方半天空。既不会太低被地平面上花草建筑挡住,也不会太高让人仰断脖子。

比如说北京在北纬 40°左右,每晚只能看到一部分南半天球星空,永远看不到南天极,最南也只能看到天赤纬 -50°不到。它对应的奎宿娄宿四千多年前在天赤纬0°~10°之间,北京人当时看自己所属星宿“奎娄”所能旋转到的最高点,只要朝南中天抬头 50°到 60°(50°加0°或 10°)就可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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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样,南京人在地球上所处的纬度低一些,在北纬32°左右,所能看到的南半天球区域也相应多一些,可达到天赤纬-58°左右。那么南京选择所属星宿的时候,自然也要选择赤纬度低一些的,即赤纬-10°~-20°左右的斗牛宿。南京地区人抬头 40°~50°(60°减10°或 20°)就能看到自己所属“斗牛宿”能挂到的南天最高点位置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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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地经度对应也很好理解,经线是球体表面连接南北两极的弧线。二十八宿在天上组合成了一个闭环圈,这个闭环上的刻度就是天球的经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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假设中华大地以中原某点为圆心,周围各国也可视为绕着该点围成了一圈。这天地两个圈套在一起的话,就会发现,刚好二十八星宿挨排天球经线(赤经线)一圈的次序,和它们所各自对应的大地各国挨排的次序,是一致的。

比如北京对应奎娄宿,卫对应室壁宿,赵对应昴毕宿。然后北京左卫、右赵,奎娄宿也恰好左室壁、右昴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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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以古人分野的逻辑基本搞清楚了,他们先考虑经度,把满天的星辰分配到不同的经度范围内,并把每个经度范围对应一个地界。然后再根据每个地界纬度的高低来在各自的经度范围内挑选纬度高度最方便观察的星星,并给予它们二十八星宿的身份。可以说,古人划分二十八星宿,是建立在分野的需求上,同时完成的。


但问题是,把每个经度范围分配给一个地界,这个是怎么分配的?也就是说古人为什么不让北京(蓟)对应壁室所在的经度,然后也顺着排下去,让卫对应女虚危所在经度,齐对应斗牛所在经度?然后再在各自的经度范围内另选合适高度的星群?这样也是符合经纬度对应原则的。

这个问题,我在之前的《古人用来占国运的分野,居然有科学成分?又与风水关系几何?(上)》中,有详细介绍,这里就不多说了。

但是以上划分,都是按照几千年之前的天空。随着斗转星移,天上星星的位置也早变了,比如北极星就不是原来那个,北斗七星比几千年前更靠近地平线。

那么如今的分野该怎么划分呢?南京还是斗牛吗?北京还是奎娄吗?

第一个角度是,我们先忽略占卜逻辑,就直接按现代天文学知识,来描绘一下四五千年前的星空与当今星空的区别当年奎娄对应如今虚危经度内,离春分点就差30°左右以此类推,当年斗牛对应如今亢氐房经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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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按照这个逻辑,很简单,当年看奎娄来判断北京发生什么事,如今看虚危经度内另选个纬度高度合适的星官就行了;当年南京看斗牛,现在看亢氐房经度内另选个纬度高度合适的星官不就得了?

这个也比较符合东西方星占里的时间对应原则:四千多年前,每一年立春、雨水、惊蛰的时候,从地球人视角看到太阳运行到了奎娄,对应大地的北京区域。

所以奎娄上若起了白气如索等特殊天象的话,也可解读成太阳每年二三月份会固定走的路段上,出现了异常天象。

按照这个逻辑,如今这个路段的背景图衬着的是虚危,是不是表明,如果今天在虚危经度内发生个啥异像,还是对应着北京地界受影响呢?

这种推测虽然貌似有道理,却不太符合星象占卜逻辑。

什么是星象占卜的逻辑呢?

在荣格的眼里,这和世间万事万物的法则一样,至少分两种情况:

一是因果逻辑,比如,太阳辐射等宇宙能量物质,作用于地球,从而产生一些连锁反应,比如四季轮回地震气候什么的。以及西方的十二星座来看人十二类性格,本质上是占卜一年中不同寒暑月份里出生人的不同特征。至于这些明晃晃的物理影响,能不能神奇到占卜师认为的程度,现代科学认为瞎扯淡。

栾巨庆老先生根据天象占卜气候、地震的理论,当归为这一类,我在去年的文章中有根据他的理论预测暴雨带。

另一个就是“共时性”逻辑。就像说曹操曹操到,即两个事物之间存在“有意义的巧合”,但目前却捋不出科学的因果关系。

说到这一点,这就不得不提荣格的《双鱼座世纪》,他认为对西方世界来说,两千多年前当春分点由白羊座挪进双鱼座的时候,两条鱼的象征意义迎合了基督时代的特征:最后的晚餐中耶稣为门徒们洗双足(双鱼);耶稣弟子们在岸边钓鱼,并收获了另一大群鱼;双鱼座的两条鱼分别代表着精神之鱼与物质之鱼;十字架,显现两条鱼的交叉象征;耶稣诞生时,春分点落在第一条鱼起始点,耶稣便代表精神之鱼;当春分点挪移到两条鱼中间时,反基督的预言接踵而至,削弱了教会的权威,迎来十六世纪宗教改革;十九世纪春分点落到第二条鱼尾巴处,达尔文主义、马克思主义等科学哲学兴起,反基督的思想全面开花……

荣格还列举了许多,总之他认为这些天文现象不是导致历史发展的主因,二者只不过是以“同时性”的方式牵连在一起罢了。

这种同时性现象之所以会存在,荣格将其归为集体精神作用的结果。这个集体精神里既包括集体潜意识,也包括被其操控的集体意识。当人类历史在集体精神的支配下步步走向必然的历程的时候,同样的集体精神力量也早就预设了人们对配套星辰的描绘,以及做出各种预兆性举动。

比如我在之前《郑州孟婆汤预兆洪灾,有心理学道理?所以不能找晦气?》一文里解释了去年郑州孟婆汤事件,和今年郑州洪水事件之间的“共时性”关联时提出,这两者在现实世界毫无因果关系,但是它们可能共同来源于集体潜意识之海里某种恐惧和灾难的涌动

也许有科学主义者会提出疑问,如果说经济文化政治等是人类精神推动的还好理解,那么非人为原因造成的自然灾害和意外,不是纯客观的吗?比如暴雨、火山喷发、偶然的车祸事故……这些和人类集体潜意识又能有什么关系呢?荣格认为必须有关系。

如果把我们的世界想象成更类似于一个游戏程序,或许对他的集体潜意识理论会有更深刻的理解。(可读我另外几篇集体潜意识,和世界虚拟性的文章)

“空间的共时性是也可以理解为时间的共时性,但是我们将时间的共时性理解为空间的共时性就有些困难了,因为我们很难想象存在这么一个空间,在其中未来发生的事件是客观现存的,而且可以通过收缩空间来经历它们。但是经验已经表明,在某些条件下,时间和空间几乎可以收缩为零,在这种情况下因果关“系也不存在了,因为因果关系是和时间和空间的存在及其物理变化密切相关的,其根本之处在于因和果的先后发生。”

摘录来自: [瑞士]卡尔·古斯塔夫·荣格. “荣格文集:心理学大师荣格珍藏限量版套装(全九册)”。

总之,集体潜意识投射到外部世界,以冥冥之中看不见的手的身份潜入人类的意识、个人潜意识、集体意识,从而操控着世间的秩序、和人类的命运,并且还操控着人类在天象等方面留下的象征、预兆。有意思的是,这一切在发生的时候,大部分人往往身在庐山中不识庐山真面目,待到时过境迁,才会看得真切。

所以,十二星座的命名和形态,本身就是集体潜意识在西方文化里的折射,就像荣格研究的那些神话、象征符号一样。

两千多年前西方社会,被集体潜意识力量推动着迎来基督时代,同样的力量也早就预设了那时天象将以载满基督寓意的双鱼座为象征。

而人类共通的集体潜意识,在东方的管道里挤压出来,被塑性成了东方的特征,比如中国人自集体潜意识里生发的二十八宿等星象符号。

那么有人会问,集体潜意识难道还分东方西方吗?荣格明明说是人类共通的呀?确实,集体潜意识本质是全人类共通的,所以在通讯不发达的古代,才会有差不多的重大事件在差不多时代出现在世界各地,比如:公元前五至七世纪,诞生了古希腊的苏格拉底,中国的老子孔子,古印度的释迦摩尼这些思想界的巨头;公元六到八世纪,日本出现了第一位女天皇,然后是中国唯一女皇武则天夺了唐朝李氏天下,再往西的拜占庭帝国出现了欧洲首位女性皇帝伊琳娜。

但是,集体潜意识在升往现实世界,进行具体表达的时候,更多情况下会结合不同的文化和现实,表达出不同的面貌。心理学家若有心从现象逆推探究本质,应该能抵达同样的集体潜意识。就像网络游戏里面的花花草草,本质就来源于那么些共通的编码形式和逻辑。

此时我们回到分野的话,就会很容易按照荣格的理论类比推导:

古代西方人将潜意识投射到天际,绘出形态各异的各大星座。而且特别巧的是,在冥冥之中力量的推动下,把双鱼的形态恰巧绘制在了黄道线上,而且将其开始位置也恰巧绘在了两千多年前春分点要通过的地方。


我们老祖先,也将人类集体潜意识以中国的方式投射到天空,画出了三垣四象二十八宿及诸多星官。分野虽然有参考经纬度客观因素,可是在选择以多高赤纬度为准,以及以赤经哪里对应大地哪里为分野一圈的起点时,则完全是古人主观因素在支配着。我在《古人用来占国运的分野,居然有科学成分?(上)》里说他们看中了天上的火星为标志,并根据火星的纬度特征将其分配给商

他们之所以看中大火星,还是因为农耕民族的需要。每年万物复苏的时候,太阳落山后,大火星会出现在东方地平线,然后在天上转一圈,直到天快亮才从西方地平线落下。

这个时间点在公元前1500 年,是处于我们今天所说春分节气后十七八天(刘俊男考证分野起源于周武王之前);在公元前2300 年左右,帝尧时,也就是商部落的始祖、伟大的古代天文学家阏伯所在时期,大火星日落昏时出现于地平线的日子,恰好处于我们今天的春分节气左右;再往前,大火星昏出就在每年春分之前了。

刀耕火种阶段的古人,在每年心宿昏出(也就是日落后挂在东方地平线,半夜挂在南天正中,黎明前挂在西方地平线)的时候,开始放火烧荒,准备耕种,所以心宿里面那颗最亮的星星被叫做“火”。

其实在每年的那个时刻,老祖宗们完全可以看别的醒目星星,比如可以选择在昏时看西方地平线的参宿,但是他们选择了可以观测一整夜的心宿大火星,这是一种为方便而行的主观选择,并不是心宿和商地之间有什么绝对不可动摇的物理因果关系。

主观就离不开集体潜意识。

仿佛为了达到心宿对应商,斗牛对应南京……这样的结果,冥冥之中的力量恰好选择在那个时代推动着人们用“最方便观察”作为分野的标准,那时恰好火星于每年农耕之前熠熠生辉一整晚。如果集体潜意识太早或太晚让人们用同样的原则来选择分野,都不会是那样的结果。就像西方的双鱼座,仿佛是等着描述基督时代,而被提前预定于天空的那个位置。毕竟荣格一再强调,共时性的基础其实是超越时间的。


所以,我目前认为:二十八宿对应中华不同地界,从它们被定下的那一刻起,其象征意义已经被锁死,并且被刻在了华夏民族的精神 DNA 里。所以元顺帝看危宿占卜山东,虽然距离分野起源过去至少几千年,星空早已不是当年的星空,可依旧能用。

当然不排除以后我有了新的思考和学习了新的更能说服我的理论后,有可能推翻今天的看法。

分野下篇写完了,以后也许会继续补充或修正。不知道大家看懂了没?我觉得古天文里蕴含的不仅仅是不够发达的天文测量技术,还有更深层的对人类、对文化、对世界本质的解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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