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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读书》二期载有《漫记萧公权先生》一文，文中称：《萧公权全集》已在台湾出版，共九册，第一册曰“道高犹许后生闻”，包括自传、书信和谈话录，题名采自他一九四四年赋赠吴宓两律第二首中的诗句；第二册曰“小桐阴馆诗词”，则是用萧先生五十岁前寓居成都时的斋名名其书。很想一读此两种，可惜求致大不易。“漫记”谓萧先生一九四八年去台湾，未经年而赴美，遂留美直至逝世，一住三十三年。他在西方学术界，虽嘉言孔彰，誉望甚隆，但由于历史、文化的隔阂，其理蕴三昧，殆未必能得到彼邦人士几许通解；而去国既久，此间学者复又缺少闻知，于是造致学术的断层，慨叹“后生不知先儒，似成常事，今日来谈一代通儒萧公权先生，近乎发掘出土文物，不免怆然”。并谓他那“道高犹许后生闻”称扬吴宓的诗句，“虽述其实，然终竟是后生不得闻，这已是时代的悲哀，不只是萧吴两先生的寂寞了。”味此感怆，殊难恝置，文中因提到吴宓，说及“别有一文《想起了吴雨僧先生》，载拙集《往事如烟怀逝者》”，而我对该书的出版，却茫然无知，不禁回遑。乃试写小柬，向足当信息库兼藏书家的宋远先生探问，竟得假阅，捧读欢然有喜，不能无记。 “往事”一书共收文二十三篇，自序云：它“不是我的回忆录，而是怀人集”。故篇名中类皆包举人名，惟末尾两篇忆《文萃》、忆上海《大公报》稍见不同，“乃以事为经，以人为纬”，但因“所写之事，往往涉及集中所怀的逝者”，遂以“外二篇”名之，仍合编为一集。作为谦称对其所怀逝者“的生平事迹，特别是几位硕学大师学问事业的卓越贡献”，“非我所敢得妄议”，故所写“不作求全之记载”，“只是就身之所经，缕述管窥”。然而即使真只一“管”，但此管窥到的光影，终究是风月同天，所以自序又说：这些各有不同的“思想、经历、学术与作为”的逝者，体现出共同的时代命运。作者唐振常先生是史学家，此书是他有心要“写点与历史研究无关的文章，活动一下筋骨，以免手僵”，但是“身之所经”，何莫非史？“时代的命运”，当然更是历史的课题，只是不用比事质疑、考证检校的手法，增添一分情感的音色罢了。试看《留侯世家》的结尾，太史公这般写道：“余以为其人计魁梧奇伟，至见其图，状貌如妇人好女。盖孔子曰：'以貌取人，失之子羽。留侯亦云。”——岂不是史家之文，依旧文中见史吗？ “身之所经”，意自不在于夸诩独得之秘，倒是无所容隐地把它们写出来，很需要一些勇气，因为此中不免多多少少有不同于人们早已习惯了的熟语成说。例如集中首篇《重读<柳如是别传>忆陈寅恪先生》，文中说陈在写作柳传之前，已于一九五四年完成《论<再生缘>》，两作皆“感时之战乱流徒，而哀春闺梦思之人”。但此论当时“在国内只有先生自费所印油印本，而未能刊布。先生以是作寄给了郭沫若先生，郭老于六十年代初写了《陈端生考》一文发表”，“一时兴起了陈端生热、《再生缘》热，戏剧舞台之上，弹词说书之中，孟丽君一时大为走红。然先生之《论<再生缘>》一文，仍未能刊行”，这就“难怪寅恪先生有'盖棺有期，出版无日之叹了”。唐先生又谓：“郭老之文，自有卓识高见，而其大端，多寅恪先生所已言者，郭老未之标明，反取寅恪先生之作之小疵，从而标举之，亦一憾也。”文中说到汪荣祖在其《史家陈寅恪》一书结语中所提出“后史氏们能否超越前进，较寅老尤更上一层”的问题，自然又很易令人联想起大跃进年代里郭老也曾作过类似的豪言。汪荣祖是萧公权弟子，他以所著请正于萧，唐文备引萧氏复书，其中有云：“愚以此公之天赋境遇，均超越一切。其记忆力极强，即古人所谓'过目成诵。少年时家学渊源既厚，又得机会游学西国，不受一般留学生求学位、计出路之牵绊。又精通中外语文，故能用许多人不能用之史料。其力学之勤，有时到废寝忘食之程度(致种失明之远因)。足下卷末谓：'后史氏们能否超越前进，较寅老尤更上一层？窃想不易做到耳。”唐振常在成都曾从陈寅恪受业两年，文中追记授课情形，声容如绘：“时先生右目早于抗战初起时失明，走路略感吃力。穿长袍马褂，手拿黑布包袱，包着书本讲义，另手拿着一瓶冷开水，步入教室，入座即开讲，了无闲言。”“先生一面讲，一面写黑板，不时喝水。”“听讲的不但有他校学生，还有我校和他校教师。”“金陵大学中文系主任的高华先生，每课必来听，并详作笔记。”“林山腴先生为陈三立先生诗友，寅恪先生向以父执视之，忽见山腴先生在学生座中，为之翟然……”——清言娓娓，读来神驰。 集中记吴宓，记舅氏龚道耕，记周太玄，记王芸生，等等，无不有生动的细节描叙，真所谓“目击而道存”。作者既“身之所经”，感慨深沉，大可牖启思考，遂使不悉先儒的后生，稍增闻知追慕，则此卷作者独赏萧先生“道高”诗句，志在薪传乎？其功效当可使“时代的悲哀”、“先生的寂寞”有所消解也。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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