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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数千载，百川激。人为本，兼并蓄。 2-画八卦，传伏羲。文王拘，演周易。 3-西周立，封子弟。明宗法，制乐礼。 4-东周衰，世巨变。百家鸣，各抒见。 5-孔子儒，徒三千。述为作，六经传。 6-孝悌本，仁义先。无规矩，不方圆。 7-孟扬善，王霸劝。为尧舜，亦不难。 8-荀抑恶，礼为范。制天命，化情感。 9-韩非法，倡集权。主改革，后胜前。 10-老子道，正反辩，为无为，似水谦。 11-庄继之，顺自然。齐万物，逍遥闲。 12-墨兼爱，尚非攻。孙吴兵，妙无穷。 13-公孙龙，白马称。说共相，正实名。 14-董仲舒，天人应。纲常立，儒独崇。 15-西汉末，佛教传。言空幻，一激千。 16-因果报，轮回转。大智慧，称涅槃。 17-曰禅宗，不立文。众与佛，一念分。 18-宋明儒，与时进，融释道，愈宏深。 19-程朱理，格物及，存天理，灭人欲。 20-陆王心，心即宇。致良知，知行一。 21-四书尊，科举依。亦修身，亦藩篱。 22-拿得起，儒之励，放得下，佛之喻。 23-想得开，道之逸。善滋养，安无虞。 24-内圣修，外王济。天行健，永不息。 逐句解释： 1-数千载，百川激。人为本，兼并蓄。 几千年来，在中华大地上盛行的儒、释、道、墨、法等哲学流派如百川激荡，奔腾不息。 中国哲学始终坚持以人为本，她以博大的胸怀、谦卑的心态，对人类文明的优秀成果兼收并蓄，不断丰富自己、完善自己、提升自己。 在中国传统中，哲学不是的某一领域的专门知识，而是探讨如何做人才有价值。中国传统哲学有一个伟大的理想，那就是不借助宗教手段、在日常生活中使人实现内在超越，体验到超道德的价值。 2-画八卦，传伏羲。文王拘，演周易。 传说伏羲最早创造了八卦，八卦即“乾、坤、震、坎、艮、巽、离、兑”。如乾卦为三个阳爻（yáo），图示为“☰”，坤卦为三个阴爻，图示为“☷”。 八卦中的每一卦分别代表一种自然界的事物，如乾代表天，坤代表地，震代表雷，坎代表水，艮代表山，巽代表风，离代表火，兑代表泽。 这里的“八卦”均为单卦，也就是每卦只有三个爻。周文王被商纣王囚禁在羑里（当时称西伯，后称王。羑里，在今河南汤阴县一带，岳飞老家）的时候，他进一步推演完善，作成周易。 《周易》已经形成了六十四卦，这里的“卦”为重卦，每卦六爻，也就是将上述八个单卦两两组合形成的（如乾卦为六个阳爻，系两个“☰”上下重叠而成）。同时配以卦名、卦辞，对每一卦表示的意义进行了说明。 司马迁说“文王拘而演周易，仲尼厄而作春秋”，说的是“环境越是艰难困苦，伟大的人物往往越是奋发有为”。 《易经》的“易”可以理解为三个方面的意思： 一是“简易”，也就是通过阴爻、阳爻组合成的简单图示来表示自然界的复杂现象。这符合人的认识规律。我们认识复杂的事物，往往最初都是通过将其简化开始切入，最后也是通过将其简化而总体把握的。比如说，对一个陌生人，别人评价他“诚实、固执”，你就以此切入开始认识他。打过多年交道之后，你自己总结出这个人“诚实、刻薄”，这又是你对这个人的总体把握。还有就是常说“书先是越读越厚，接着又越读越薄”，也是一样的道理。不简化，就无法把握。 二是“变易”，也就是宇宙中万事万物时时刻刻都处在变化之中，我们常说的“否极泰来”、“革故鼎新”等都源于《易经》。 三是“不易”，也就是唯有“变”才是永恒不变的，《易经》就是揭示变化的万世不变的经典。 当代学者傅佩荣先生讲解《易经》时说得好： 《十三经注疏》是古人智慧的结晶、中华文化的宝库，而《易经》位列其首。这不仅是因为《易经》在成书时代上最为古老，更是因为它的内容涵盖了天道、地道、人道，亦即要在天地之间让人类安身立命。其方法则是设卦观象，以符号代表自然界的现象，再借符号的组合与移动，描绘自然界千变万化的奥妙情境，由之展开人世间的吉凶祸福与因应之道。 3-西周立，封子弟。明宗法，制乐礼。 周武王消灭了昏庸无道的商纣王，建立了周朝（后世称为西周），世称“武王革命”。 为了对广大疆域实施有效统治，新兴的周朝实行分封制度。将王畿以外的土地和老百姓分封给子弟、功臣以及古代帝王的后代，让他们建立诸侯国。这些诸侯国国君要效忠周王，根据规定履行进贡、随天子出征等义务。 比如说鲁国是周武王弟弟周公（姓姬名旦）的封地，都城在今天山东的曲阜市；齐国是功臣姜子牙（也就是姜太公）的封地，都城在今天山东淄博市的临淄区；宋国是商纣王哥哥微子启的封地，都城在今天河南商丘市的睢阳区。 “杞人忧天”的“杞”也是一个国家，它是夏朝君主后代的封地，在今天河南省开封市所辖的杞县一带。 与分封制度相关，宗法制度、礼乐制度也逐步配套完备。 宗法制度以嫡长子继承制为核心，明确了以父系血缘为纽带的权力世袭传递规则。如周王驾崩，应该由嫡长子继承国君职位，其他兄弟可被封为诸侯王这样的贵族；诸侯王去世，应该由嫡长子继承诸侯王职位，其他兄弟可被封为卿大夫这样的贵族。依次递减，有这样的规矩，就不会乱套。 周公（姓姬名旦，周文王第四子，周武王的弟弟）是周朝礼乐制度的总设计师。关于“礼”“乐”的含义，初唐大儒孔颖达（674-648）在《礼记》的注疏中说：“乐主和同，则远近皆合；礼主恭敬，则贵贱有序”。意思是说“乐”是用来协调情感的，“礼”是用来区别尊卑的，推行礼乐制度的目的就是要在保障社会贵贱有序的同时又能实现上下和谐。 看两个例子，如《周礼》规定“天子九鼎八簋（guǐ）、诸侯七鼎六簋”。又如《论语》的《八佾》篇中孔子批评季氏：“八佾（yì）舞于庭，是可忍也，孰不可忍也”！“八佾”是天子的乐舞等级，也就是“8人×8人”64人的方队。诸侯是绝对不能用的！季氏不过是卿大夫而已，只能用“四佾”，也就是“4人×4人”16人的方队。这件事把孔子给气坏了！孔子感叹当时“礼崩乐坏”，指的就是周朝初年制定的贵贱尊卑的礼乐制度没有人当回事了，一点规矩也没有了。 通过分封制、宗法制、礼乐制等一系列制度，周王、诸侯王、卿大夫、士等在封地内有着至高无上的权威（当然也对其兴衰荣辱负有无限的责任）。如此以来，“家国一体”理念逐渐树立，这个理念将家庭伦理与政治哲学统一起来，对中国传统历史文化造成了深远的影响。历史上常称统治者为“民之父母”，统治者称老百姓为“子民”，即是如此。 儒家经典《大学》中提出的“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还有常说的“四海之内皆兄弟”、“以天下为己任、拯万民于水火”等等，都可以说与“家国一体”理念一脉相承。 再通俗一点，看看这个熟悉的歌词吧： 都说国很大，其实一个家。 一心装满国，一手撑起家。 家是最小国，国是千万家。 这是成龙曾经演唱国的歌，歌名为《国家》。 再看看，我们口头老说“国家”“国家”，其实也是这个意思呀。最深刻的道理，往往蕴藏在最浅显的语言里。 对比一下，西方人是“集体和个人”的概念，个人之见是平等的，集体需要建立在契约的基础上，也就是个人和他从属的集体之间依据特定的契约互相履行明确的、有限的责任。因此，基于契约精神，西方很早就产生了公司。 我们中国人则更多基于家庭的概念，是“君臣父子夫妇、长幼尊卑、有序和谐”，我们好多企业是家族企业，这样的企业是不宜称为公司的，其企业的治理结构往往是家庭伦理的延伸，父亲是董事长，儿子、女儿是重要部门的负责人。 再比如中国古代官场，大家常说“谁是谁的人”“一人得道鸡犬升天”，“宁可做错事，不能站错队”，大小官员之间有着浓厚的人身依附关系。除血缘关系之外，师生、同学、同乡、同年等都比照父子兄弟一样形成圈子、互相提携。明代太监魏忠贤权势熏天，干儿子、干孙子就有五十多个。甲午战争时期，丁汝昌率领北洋舰队败退到山东半岛东端的刘公岛，舰队被日军围击、孤立无援。当时的山东巡抚李秉衡不是李鸿章的人，虽然尽在咫尺，也不提供援助。 当然，现在东西方文明正在融合，我们在这一方面也发生了不小的变化。 4-东周衰，世巨变。百家鸣，各抒见。 东周时期，周王权威日益下降。这一时期又称为春秋战国时期（公元前770年－公元前221年），前后共约550年，是中国历史上一个社会发生剧烈变动的时期。原有的井田制、分封制、世卿世禄（贵族世袭）等旧制度日益分崩离析，礼崩乐坏，各诸侯国间战争频繁。 据史书记载，在春秋时代的两个半世纪期间，有三十多个诸侯国国君被臣下或敌国所杀，五十多个诸侯国被灭国，大小战事将近五百起。等到了战国时代，诸侯国数量大幅减少，战争次数也相应减少，但战争规模则大大升级。比如，公元前260年发生在秦国与赵国之间的长平之战，也就是纸上谈兵的赵括惨痛失败的那一次战争，秦国军队共杀死赵国军队45万人。虽然这一数字存在争议，但赵国损失巨大应该是不容置疑的。 在这种你死我活的战争中，如何富国强兵是诸侯国国君考虑的头等大事。发展是硬道理。因此凡是阻碍生产力发展的的旧制度、旧规则，都必将退出历史舞台。 比如废井田、开阡陌。春秋时期铁农具、牛耕日益普及，原来把平民与奴隶限制在有限的国有土地上、协力耕作的“井田制”不利于多产粮食了，那就“废井田、开阡陌”私有化吧。私人种粮积极性提高了，更多的荒地被开垦出来，国家粮食总产量大大提升，国家也就富起来了。想想我国十一届三中全会后、拉开改革序幕的农村联产承包责任制，不也相类似吗？ 再如废除分封制、建立郡县制。分封制度下，各个贵族在其封地内自行其政，限制了人、财、物等资源的自由流通，不利于经济发展，所以就逐渐被废除，郡县制也就应运而生。想想今天，世界各国之间不也纷纷在打破界限、刺激资源自由流动、谋求经济发展吗？WTO/欧洲联盟/各地建立的自由贸易区等等，都是这样的。 再比如奖励军功，逐步废除原来各个等级之间尊卑森严的世卿世禄制度（也就是豪门大户的世袭制度）。现在，只要你有军功，你的爵位就可以提升。汉语中的“首级”，就是从“斩一人首，爵升一级”来的。这对于长期处于底层的老百姓，那该是多大的诱惑呀？那真是“为国杀敌，改变命运；荣华富贵，人人可求”呀！推行这样的激励制度，底层老百姓的活力自然就被激发起来了，军队的战斗力自然越来越强了。 以上这些，是对五百年间社会巨变几个方面的简单描述。百家争鸣就是在这样波澜壮阔的历史背景下发生的。儒家、墨家、法家、道家等等，大家游说诸侯，各抒己见，围绕治国理民、富国强兵等发表政治、经济、文化主张，各种思想激荡碰撞，形成了中国思想文化繁荣的第一个高潮。 回想1840年以来170多年的历史，中国不也在落后挨打中谋求富国强兵、社会制度发生剧烈变化、中西方文化剧烈碰撞中形成文化空前繁荣吗？我们不也正处在一个和百家争鸣一样激动人心的时代吗？ 5-孔子儒，徒三千。述为作，六经传。 百家争鸣期间，儒家的代表人物有孔子、孟子及荀子。 特别说明：传统讲百家争鸣主要指战国时期，这里将孔子也拉进来，主要原因是笔者拟将春秋战国这个社会巨变的大时代看做一个整体，凡是在这个大时代针对治国理民、富国强兵提出主张的，都可以看做是争鸣。同时，各种学说在两个时代也是一脉相承、无法割舍的，春秋时期思潮萌发、蓬勃生长，战国时期成熟完善、激烈交锋。下面还要说到的老子，也是这个意思。 春秋时期的孔子（名孔丘，公元前551-公元前479）是儒家的开山祖师。他首先是一位伟大的教师，传播道义、教育大众。《史记·孔子世家》说：“孔子以诗书礼乐教，弟子盖三千焉，身通六艺者七十有二人”。 传统经典文献“六经”包括《诗》《书》《礼》《乐》《易》《春秋》（全名为《诗经》、《尚书》、《礼经》（后指《礼记》）、《易经》（即《周易》）、《乐经》（失传）、《春秋》），都和孔子有关。孔子是《诗》《书》的整理者，《礼》《乐》的修订者，《易》的注解者，《春秋》的著作者。 孔子说他“述而不作”，也就是只客观记述前人的东西，没有自己的主观创作。后世认为孔子是“以述为作”，也就是在整理记述前人制度与学说的同时，把自己的政治哲学、人生哲学等观念有意识地植入进去了。表面上看是在转述，实际上也在“立言”。 6-孝悌本，仁义先。无规矩，不方圆。 《论语》上说孝悌是做人的根本。前面刚讲过，这里不多说了。 关于孔子的“仁义”，前面也简单讲过。这里再补充几句： “仁”主要指“仁爱”之心，是内在的道德修养；“义”是外在的，是“仁”的外用。冯友兰先生（1895-1990）在《中国哲学简史》中写到： “义”是事之“宜”，即“应该”。它是绝对的命令。社会中的每个人都有一定的应该做的事，必须为做而做，因为做这些事在道德上是对的。如果做这些事只出于非道德的考虑，即使做了应该做的事，这种行为也不是义的行为。用一个常常受孔子和后来儒家蔑视的词来说，那就是为了“利”。 常言道“有心为善，虽善不赏。无心为恶，虽恶不罚”，“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都说的是这个道理。 与西方哲学的观点比较，中国传统文化中的“义”，相当于康德的“定言命令”。 孔子精通并推崇礼乐制度，对于当时的礼崩乐坏，他周游列国、奔走呼喊，大力提倡“克己复礼”。《论语》的《颜渊》篇中有一段记录：“颜渊问仁。子曰：'克己复礼为仁。一日克己复礼，天下归仁焉。为仁由己，而由人乎哉’”。大意是：人要约束自己以符合“礼”的要求，这样才能称得上“仁”。孔子所说的“礼”，指的是西周初年制定的“礼”，也就是尊卑上下、治国理民的制度规范。没有规矩，不成方圆。他认为社会应该继续遵行这些良好规矩，君臣父子，尊卑有序，上者仁爱、下者忠孝。否则，打打杀杀、毫无秩序社会，天下如何能太平呢？ 《论语》的《颜渊》篇有这样一段： 齐景公问政于孔子。孔子对曰：君君，臣臣，父父，子子。公曰：善哉！信如君不君，臣不臣，父不父，子不子，虽有粟，吾得而食诸？ 这一段的意思是：齐景公向孔子请教如何治理国家，孔子回答道：“君主要像君主，臣子要像臣子，父亲要像父亲，儿子要像儿子”。齐景公说：“好啊！真要是君主不像君主，臣子不像臣子，父亲不像父亲，儿子不像儿子。即使有粮食，我能吃得上吗？” 孔子虽然强调统治者要以德治国，爱惜百姓，主张各个阶层的人要各安其位，但不主张轻易改变社会制度，思想上倾向于守旧尊古。儒家常常将尧、舜、禹三代歌颂为理想社会、人间天堂，我们常说“人心不古”、“立脚不随流俗转，留心学到古人难”、“每临大事有静气，不信今时无古贤”，都有“崇古”“慕古”的意思在里头。 有一个笑话：说西方人读书脑袋左右摇摆，是在摇头，是在否定前人；而中国人读书则是脑袋上下晃动，是在点头，是在欣赏前人。虽是笑话，但也发人深省。 7-孟扬善，王霸劝。为尧舜，亦不难。 战国时代，孟子（名孟轲，约公元前372-公元前289）作为孔子的继承者，他到处游说，劝说统治者要发扬人的善良本性、实行仁政，推崇王道，反对霸道。孟子说：“以力假仁者霸……以德行仁者王”（《孟子·公孙丑上》），大意是：以强制的力量、假借仁爱的名义治理国家的，是霸道；以高尚的品德实行仁爱治理国家的，是王道。 孟子认为：“人皆可以为尧舜”（《孟子·告子下》）。就是每个人通过发扬自己的“人性本善”，不断加强自身修养，“养浩然之气”，都可能成为圣贤。成为圣贤，也就有资格为“王”，成为领导者。将孔子提出的“内圣”发展为“内圣外王”，是孟子的贡献。 与孟子同时，西方先贤也不约而同地发出了“内圣外王”的呼唤。古希腊哲学家柏拉图（公元前427-公元前347）在其名著《理想国》中将哲学家比喻为“走出洞穴的人”，他认为这些“走出洞穴的人”应该再返回洞穴将更多无知的人引领出来、走出黑暗、走向光明。柏拉图提出在理想的国家中，哲学家应当成为统治者。 如果不过多执着于“外王”的外在光环，“内圣外王”也可以作如下理解： 每个人既是独立的个体，又在家庭、社会中扮演着不同的角色。作为独立的个体，你有独立的人格，有你的世界观与价值观；作为扮演的角色，你需要按角色的要求去行动。 你发挥“人性本善”所追求的崇高人格修养可以看做是你的“内圣”，你依此“内圣”并按所属角色去行动可以看做是你的“外王”。“外王”着眼点不在职位与权势，而在做为与影响。职位、权势是需要外力来保证的，一纸文件就可以委任或罢免一个显赫职位的人选。而做为与影响，是你自己可以努力追求的。 西方管理大师德鲁克（1909-2005）在其所著《卓有成效的管理者》中有一个例子： 某医院新任院长在召开第一次院务会议时，以为一件棘手的事情经过讨论，已经获得可以使大家都满意的解决办法了。但这时忽然有人提出：“这办法能使白莉安护士满意吗？”这个问题一经提出，会议中马上又掀起了热烈的辩论，正反两方都各不相让。直到另一个更为积极的解决办法研究出来为止。 这位新任院长，当时颇为愕然。后来他才知道，白莉安过去曾是该院一位资深护士。她本人并没有什么特殊才能，她连护士长都没当过。但是，每次院中有关病人护理的事情要决定时，白莉安小姐都要问：“我们对病人是否已尽了最大努力？”凡是白小姐主管的病房中的病人，都痊愈得特别快。因此，多年以来，这家医院人人都知道了所谓“白莉安原则”，那就是，凡事都必须先自问：“为贯彻本院的宗旨，我们真是做出了最大的贡献吗？” 虽然白莉安小姐早已在十年前退休了，但她所制定的标准，却一直流传至今，为院中上下同仁所信守。 修炼“内圣”的境界，自我感觉良好是不行的，必须要通过“外王”去勘验。《菜根谭》说得好： “淡泊之守，须从浓艳场中试来；镇定之操，还向纷纭境上勘过。不然操持未定，应用未圆，恐一临机登坛，而上品禅师又成一下品俗士矣”。 曾国藩尝言：“掣肘之事，拂逆之端，世世有之，人人不免。恶其拂逆，而必欲诛除异己者，权奸之行径也。听其拂逆而动心忍性，委曲求全，且以无敌国外患为虑者，圣贤之用心也。吾正可以借人之拂逆磨砺我之德行，其庶几乎？” 那么如果统治者不修“内圣”、而是与之背道而驰呢？孟子提出了统治者如果不实行仁政，那就没有资格做统治者了，人民可以推翻你，有德的人可以替代你。这个观点，估计在孔子看来当属于“犯上作乱”吧。 孔子说过：“君使臣以礼，臣事君以忠”（《论语·八佾》）。反过来呢，君要使臣不以礼呢？君要不像君应该的样子呢？那臣下如何办？这个孔子没有说。但孟子大胆地说了出来：“君之视臣如手足，则臣视君如腹心；君之视臣如犬马，则臣视君如国人；君之视臣如土芥，则臣视君如寇仇”（《孟子·离娄下》）。 孟子的这一思想，为人民推翻暴君、反对暴政提供了理论上的依据。反过来说呢？为了确保王朝的延续，统治者在位时也不得不考虑施行仁政。我们常说“居安思危”、“创业难、守业更难”、“水能载舟亦能覆舟”等等，说的都是这个道理。 综上所述，如果说孔子的思想中有一种“博爱”的精神，那么孟子的思想中则有一种“平等”的精神。论语中的“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老者安之，朋友信之，少者怀之”，“樊迟问仁，子曰'爱人’”“叶公问政，子曰'近者悦，远者来’”等等，都强调人要“博爱”。一千多年后的韩愈说过“博爱之谓仁”。孟子说“人皆可以为尧舜”，讲普通人通过努力也可以超凡入圣，人的现实地位虽有高低，但人与人之间精神上是平等的。下面即将说到的庄子，其思想中则蕴含着“自由”的精神。人类文化中“自由”“平等”“博爱”的普世价值，中国哲学也概莫能外。 8-荀抑恶，礼为范。制天命，化情感。 说的是荀子（名荀况，约公元前313—公元前238）认为人性是恶的。但他同时指出人类社会有能力、有办法抑制人性的恶，有能力是因为人类有“智”，有办法是因为社会有“礼”。也就是说，人类利用自己的聪明才智、制定出行为规范，控制起人性的恶，不让它妨害他人、危害社会。 《孔子家语》中说：“刑不上大夫，礼不下庶人”。意思是说“礼”是用来约束贵族的，“刑”是用来管制老百姓的。荀子这里讲的“礼”，比孔子讲的专属于贵族阶级的“礼”的含义有所延伸，可以称之为“防范人性恶”的手段，已接近当今“法”的含义了。“刑”与“礼”，都可以看做是中国传统法制的源头。 荀子有两个著名的学生，一为韩非、一为李斯，后来均成为法家的著名人物。 荀子反对迷信，提出“天行有常，不为尧存，不为桀亡”、“从天而颂之，孰与制天命而用之”（《荀子·天论》），认为人不仅能够认识自然规律，而且还能利用自然规律为我服务。 在注重“礼”对人具有强制约束作用的同时，荀子提出“礼”还具有调和情感的作用，可称之为“以礼化情”（可不是常说的“以理化情”噢）。这种调和是带有一定诗意的。比如说丧礼与祭礼，虽然人从理智上明白人死不能复生、不可能存在什么灵魂，但礼仪的有形仪式所强化的“事死如生”会让人得到一些诗意的安慰，这种安慰能在一定程度上化解生者感情上的痛苦。 关于孟子与荀子，冯友兰先生认为孟子属于儒家的“理想主义派”，荀子属于儒家的“现实主义派”。对此，《中国哲学简史》中有一段精彩的评论： 儒家之中，荀子思想，是孟子思想的对立面。有人说孟子代表儒家的左翼，荀子代表儒家的右翼。这个说法，尽管很有道理，但是概括得过分简单化了。孟子有左也有右：左就左在强调个人自由；右就右在重视超道德的价值，因而接近宗教。荀子有右也有左：右就右在强调社会控制；左就左在发挥了自然主义，因而直接反对任何宗教观念。 9-韩非法，倡集权，主改革，后胜前。 就是说，以韩非子（名韩非，公元前280—公元前233）为代表的法家，主张施行法治，提倡中央集权，倡导推行改革，认为时代在向前发展、今天一定比古代强。“守株待兔”、“刻舟求剑”是法家对死守教条、不知变通、泥古守旧、一意孤行这一类人的无情嘲讽。 春秋战国期间的社会变化方向基本与法家的主张相吻合。 商鞅变法是中国历史上为数不多的成功改革的典范，它在促使秦国崛起的同时，也推动了战国时代中华民族波澜壮阔的伟大转型。商鞅（约公元前395-公元前338）是比韩非更早的法家代表人物，且看《史记》中《商君列传》的一段： 孝公既用卫鞅，鞅欲变法，恐天下议己。卫鞅曰：“疑行无名，疑事无功。且夫有高人之行者，固见非于世；有独知之虑者，必见敖于民。愚者闇于成事，知者见于未萌。民不可与虑始而可与乐成。论至德者不和于俗，成大功者不谋于众。是以圣人苟可以强国，不法其故；苟可以利民，不循其礼。”孝公曰：“善。” 甘龙曰：“不然。圣人不易民而教，知者不变法而治。因民而教，不劳而成功；缘法而治者，吏习而民安之。”卫鞅曰：“龙之所言，世俗之言也。常人安于故俗，学者溺于所闻。以此两者居官守法可也，非所与论于法之外也。三代不同礼而王，五伯不同法而霸。智者作法，愚者制焉；贤者更礼，不肖者拘焉。” 杜挚曰：“利不百，不变法；功不十，不易器。法古无过，循礼无邪。”卫鞅曰：“治世不一道，便国不法古。故汤武不循古而王，夏殷不易礼而亡。反古者不可非，而循礼者不足多。” 孝公曰：“善。”以卫鞅为左庶长，卒定变法之令。 上述法家所讲的“法”，与我们今天所讲的“法律”，还是有着一定区别的。法家更注重控制、追求效率，认为国家应该集权，由英明贤能的领导者以严刑峻法、约束驱使广大老百姓发挥出最大合力，迅速实现国家富强；而现代“法律”则是以“人人平等”为前提，首先注重正义与公平。 10-老子道，正反辩，为无为，似水谦。 春秋时期，道家的代表人物老子（名李耳，约生活在公元前571年至公元前471年之间），提出了“道”的概念。老子说：“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老子的 “道”可以看做是宇宙万物演化生成的总根源及其存在运行的总规律。“道”这一概念否定了超自然上帝至高无上的地位和权威，奠定了中国哲学的“无神论”基调，是中国哲学大厦的重要支柱之一。 老子认为任何事物都处在正、反两个方面的不断相互转化之中，提出了从正反两个角度看待事物的辩证思维。老子以“反者道之动”提醒人们：即使在志得意满时依然需要小心谨慎，纵然在水深火热中也绝不应该悲观绝望。常说的“居安思危”、“苦尽甘来”、“绝处逢生”、“乐极生悲”、“福祸相依”、“物极必反”、“月盈则亏”、“问题就是机会”都说的是这个意思。 老子崇尚“无为”。老子说“为无为、事无事（六十三章）”，意思是以无为为有为，以无事为有事，也就是通过“无为”的手段达到“有为”的目的。这里的“无为”，意思应当是“尊重客观规律而不妄为”。因为，老子说过“不知常，妄作，凶。（十六章）”，明显说出“不尊重客观规律而妄为，必然会导致恶果”。 老子又说“道常无为而无不为。侯王若能守之，万物将自化。（三十七章）”，同样，也是以“无为”做手段达到“无不为”的目的，老子认为领导人（侯王）如果能坚持这样的话，天下万物将会自动自发地生长运化。也就是“无为而治”；其他如“以无事取天下（五十七章）”等等，都说明了老子的“无为”有着很强的政治目的，是“有为”、是“无不为”、是“无为而治”。 老子崇尚谦虚，宣扬不争，提出“上善若水”，也就是最上等的善就像水一样，善利万物而不争。正因为它不争，所以天下万事万物都无法和它争。 “满招损、谦受益”出自《尚书》。《易经》六十四卦中唯有“谦”卦是六爻皆吉的，也就是说这个复卦的六爻中、每一爻的爻辞都是吉利的。虽然老子的唯一著作《道德经》全文中并没有出现“谦”这个字，但“谦”字应该看做是《道德经》的核心思想之一。老子用大段篇幅给“谦”字作出注解，把“谦”这一美德的益处描述得淋漓尽致。如： 是以圣人处无为之事，行不言之教。万物作而不辞，生而不有，为而不恃，成功不居。夫唯不居，是以不去。《第二章》 上善若水，水善利万物而不争。处众人之所恶，故几于道。《第八章》 不自见，故明；不自是，故彰；不自伐，故有功；不自矜，故长。夫唯不争，故天下莫能与之争。《二十二章》 知其雄，守其雌，为天下溪。为天下溪，常德不离。常德不离，复归于婴儿。《二十八章》 光而不耀《四十一章》 生而不有，为而不恃，长而不宰。是谓玄德。《五十一章》 江海之所以能为百谷王者，以其善下之。《六十六章》 我有三宝，持而保之。一曰慈，二曰俭，三曰不敢为天下先。《六十七章》 圣人不积，既以为人，己愈有，既以与人，己愈多。天之道，利而不害；圣人之道，为而不争。《八十一章》 清代名臣曾国藩（1811-1872）深服老子的谦退之道，《曾国藩家书》中这样的例子比比皆是。如已官居两江总督的曾在给率领重兵围困天京的弟弟曾国荃写信说： 君子大过人处，只在虚心而已。不特吾之言当细心寻绎，凡外闻有逆耳之言，皆当平心考究一番。（逆耳之言随时随事皆有，如说弟必克金陵便是顺耳，说金陵恐非弟所能克便是逆耳）。故古人以居上位而不骄为极难。 且再看老子《道德经》（也称《老子》）的一些原文选摘： 道可道，非常道；名可名，非常名。无，名天地始；有，名万物母。《第一章》 不尚贤，使民不争；不贵难得之货，使民不为盗；不见可欲，使民心不乱。是以圣人之治，虚其心，实其腹，弱其志，强其骨。常使民无知无欲。使夫智者不敢为也。为无为，则无不治。《第三章》 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二十五章》 兵者不祥之器，非君子之器，不得已而用之，恬淡为上。胜而不美，而美之者，是乐杀人。夫乐杀人者，则不可得志于天下矣。《三十一章》 知人者智，自知者明。胜人者有力，自胜者强。知足者富。强行者有志。《三十三章》 将欲歙之，必故张之；将欲弱之，必故强之；将欲废之，必故兴之；将欲取之，必故与之。是谓微明。柔弱胜刚强。《三十六章》 反者道之动；弱者道之用。天下万物生于有，有生于无。《四十章》 上士闻道，勤而行之；中士闻道，若存若亡；下士闻道，大笑之。不笑不足以为道。故建言有之：明道若昧；进道若退；……大器晚成；大音希声；大象无形；道隐无名。《四十一章》 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四十二章》 天下之至柔，驰骋天下之至坚。无有入无间，吾是以知无为之有益。《四十三章》 名与身孰亲？身与货孰多？得与亡孰病？甚爱必大费；多藏必厚亡。故知足不辱，知止不殆，可以长久。《四十四章》 大成若缺，其用不弊。大盈若冲，其用不穷。大直若屈，大巧若拙，大辩若讷。《四十五章》 为学日益，为道日损。损之又损，以至于无为。无为而无不为。取天下常以无事，及其有事，不足以取天下。《四十八章》 圣人常无心，以百姓心为心。善者，吾善之；不善者，吾亦善之；德善。《四十九章》 以正治国，以奇用兵，以无事取天下。……故圣人云：“我无为，而民自化；我好静，而民自正；我无事，而民自富；我无欲，而民自朴。”《五十七章》 祸兮福之所倚，福兮祸之所伏。《五十八章》 治大国，若烹小鲜。《六十章》 天下难事，必作于易；天下大事，必作于细。《六十三章》 天之道，损有余而补不足。《七十七章》 天下莫柔弱于水，而攻坚强者莫之能胜，以其无以易之。弱之胜强，柔之胜刚，天下莫不知，莫能行。《七十八章》 小国寡民。使有什伯之器而不用；使民重死而不远徙；虽有舟舆，无所乘之；虽有甲兵，无所陈之。使人复结绳而用之。至治之极。甘其食，美其服，安其居，乐其俗，邻国相望，鸡犬之声相闻，民至老死不相往来。《八十章》 信言不美，美言不信。善者不辩，辩者不善。知者不博，博者不知。《八十一章》 11-庄继之，顺自然。齐万物，逍遥闲。 这是说，战国时代的庄子（名庄周，约公元前369—公元前286），沿着老子的主张继续发展。庄子认为万物当顺其天性、自然发展，反对人为干涉。他把万物、是非、生死的差别都看透了，在逍遥自在中体会着生命的至乐。 “顺自然”可以理解为天地万物运行有其自然规律，人当顺应自然，而不应以一己之意妄加干涉。如《庄子》的《秋水》篇有一段： 牛马四足，是谓天；络马首，穿牛鼻，是谓人。故曰：“无以人灭天，无以故灭命，无以得殉名。谨守而勿失，是谓反其真”。 《至乐》篇也有一段话说这个道理： 昔者，海鸟止于鲁郊，鲁侯御而觞之于庙，奏九韶以为乐，具太牢以为膳。鸟乃眩视忧悲，不敢食一脔，不敢饮一杯，三日而死。此以己养养鸟也，非以鸟养鸟也。 你看，鲁侯这么费心隆重、像对待贵宾一样地对待海鸟，结果把海鸟给逼死了。 下面《大宗师》篇中这一段话同样也会给我们以启示： 泉涸，鱼相与处于陆，相呴（xǔ）以湿，相濡以沫，不如相忘于江湖。 我们常说的“相濡以沫”即来源于此。当我们说这个成语的时候，多在赞美人与人之间为共度难关而互相扶助，常常忘了庄子要说的重点是“不如相忘于江湖”。从现实生活中来看，朋友之间既要互相关心，更要互相尊重；国家之间既要友好交流、互通有无，更要坚守互不干涉内政的底线。就连关系亲密的母子、夫妻之间也应该如此，距离产生美，爱并非合体。 台湾学者龙应台在《目送》一文中写到： 我慢慢地、慢慢地了解到，所谓父母子女一场，只不过意味着，你和他的缘分就是今生今世不断地在目送他的背影渐行渐远。你站立在小路的这一端，看着他逐渐消失在小路转弯的地方，而且，他用背影默默告诉你：不必追。 有篇文章《母爱是一场得体的退出》，用朴素的语言叙述着相同的道理： 我像往常一样，拎着从早市上淘来的新鲜蔬菜，满怀喜悦地朝儿子晓乐家走去。可是却没能打开家门，不是我钥匙拿错了，而是儿媳岩岩换了门锁。她说：“最近小区偷盗案特别多，所以……”那天，我像往常一样，给他们一家三口做了早餐，打扫了房间，将脏衣服都洗了，然而，他们没有给我新锁的钥匙。也许他们忘了吧。 晚上，晓乐来我家，将一把钥匙交到我手上，我本来提着的心就此放下，但他说了一句：“别让岩岩知道。”我知道事情不简单。 第二天，去了一趟超市，回来得有点晚，就赶忙去儿子家做饭，没想到，刚走到他们家门口，就听到了里面的争执。 “你一定把新钥匙给你妈了。”“谁没有拖延症，洗完澡，内衣扔在脏衣篮里，第二天早上一定被你妈给洗了。看着晒衣杆上的短裤和胸罩，我没有被帮忙的快乐，只有隐私被窥视的尴尬。”“她就不能像别的大妈那样，跳跳广场舞，走走模特步，别像摄像头似的盯着咱们一家三口……” 没想到，我这个堪称“二十四孝”婆婆的付出，换来的却是这般声讨，最让我心塞的是，儿子晓乐从头到尾就一句话：“她是我妈，你让我怎么办？” 不管在职场还是家庭，我自认里里外外一把手，可到头来，在儿媳的眼里，我是一个如此不懂事的人。 回到家，我流着泪向老伴儿诉说自己的委屈：“我就差把心掏给他们了，居然落下这么多的差评。”老伴儿一边轻轻拍着我的背，一边说：“都是白眼狼，有机会，我跟他们说道说道。” 接下来都是老伴儿在说，“看看你的那些同事，近的游遍中国，远的都环球了。你从前多新潮的一个人，可是为了他们，就这么被别的老头老太太给落下了。想想，我都替你憋屈得慌……”老伴儿的一席话，句句都说在我心窝子上，难道我就不想出去走走？ 说走就走，我连招呼都不打，拉着老伴儿就奔坝上草原去了。在牧民家里，亲眼目睹了羊妈妈产子的全过程，看着羊妈妈哺乳小羊的样子，曾几何时，我和儿子不也是如此亲昵吗。 “草原上的游牧民族，一年四季都在迁徙，要是羊妈妈也像你那样，凡事舍不得放手，这小羊怎么活下来？再说，谁愿意嫁给一个精神上还没断奶的羊？”老伴儿一边看着羊群，一边感慨。很显然，这次出游，我是负气出走，他是有备而来。 “真正的母爱，是一场得体的退出。”说着，老伴儿掏出手机，让我看了一篇文章。它几乎一针见血地说：不愿意与成年子女分离的父母，与其说他们是爱孩子，不如说他想对孩子全面把控，这种控制给他们带来成就感和强大感，让他们对自己满意…… “我，是这样的妈妈吗？”我怒视老伴儿。 “属于可以挽救的那一类。”老伴儿微笑地看着我。 七天的草原行，我和老伴儿拍照留念，他教我发微信，教我如何晒照片，如何美图秀秀——同样生活在一个屋檐下的两口子，我和他的差距已经如此之大。坝上归来，我做的第一件事就是去手机店买了智能手机，替换了那来电如雷鸣的老人机。 从手机店出来，我给晓乐打了个电话，告诉他晚上我想去他家一趟。晓乐很吃惊： “妈，您不是有钥匙吗？直接上来就得了呗。”我笑笑，没说什么。 吃过晚饭，我和老伴去儿子家。到了他家门口，敲了敲门，是岩岩开的门。我向他们说了说这七天的行踪，然后，半开玩笑半认真地对小两口说：“我准备重过晚年生活。这是我幸福晚年的第一个装备，你们难道就不打算赞助我一下吗。” 我晃动着手里的智能手机，微笑地看着他们。岩岩率先反应过来：“妈，您还没有支付宝吧，我现在就给您安装上，再给您转3000块钱。”于是，我瞬间成了拥有支付宝的人。 那是如此快乐的一个夜晚，临走时，我从兜里掏出了那把于我来说，象征着主权、家长权的钥匙，把它悄悄地交到了晓乐的手里，对他说：“妈以后可能不会常来，就算来，也会事先打电话的。”晓乐为难地看着我：“妈，你这是干啥？”“妈不是在生气，只是在学着退出。” 晓乐拥抱了一下我，我的眼睛一下子就湿了——我和他真正的告别是从这个拥抱开始的，尽管那么不舍，但我知道，我已经告别得晚了，但还来得及。 “妈，您在哪儿？”在丽江收到儿子的微信后，我迅速跟老伴儿拍了张合影，发了过去，并配图片说明：世界那么大，我和你爸想去看看。不几日，岩岩在朋友圈转发了我和老伴出游的组图，标题是：我晚年的楷模——我至亲的公公婆婆。原来，距离不仅产生美，还能加剧爱。 “齐万物，逍遥闲”，说的是庄子通过看透一切事物、观念之间的差别，来化解人生在世由生老病死所带来的种种痛苦，从而得到“逍遥”一般的幸福与快乐。庄子没有像后来传入的佛家那样否定人生，而是跳出自然来俯瞰自然、跳出人生来俯瞰人生。这个跳出不是空间上的跳出，而是通过哲学修炼之后达到的心灵上的跳出。 在《齐物论》中，庄子把自己和蝴蝶的区别都给取消了： 昔者庄周梦为胡蝶，栩栩然胡蝶也，自喻适志与！不知周也。俄然觉，则蘧蘧然周也。不知周之梦为胡蝶与，胡蝶之梦为周与？ 同老子的“无为无不为”相比，庄子是“真无为”。他的“无为”没有老子那老谋深算的政治目的，他只追求自己自由自在的快乐。且看《秋水》篇的一段： 庄子钓于濮水。楚王使大夫二人往先焉，曰：“愿以境内累矣！”庄子持竿不顾，曰：“吾闻楚有神龟，死已三千岁矣。王以巾笥（sì）而藏之庙堂之上。此龟者，宁其死为留骨而贵乎？宁其生而曳尾于涂中乎？”二大夫曰：“宁生而曳尾涂中。”庄子曰：“往矣！吾将曳尾于涂中。” 你看，“曳尾涂中”（在泥里拖着尾巴）的庄子是多么逍遥自在！ 冯友兰先生在《中国哲学简史》中论及庄子思想时提出： 在真正的圣人那里，这（生老病死的痛苦）已经不成其为问题。如《庄子》中所说：“夫天下也者，万物之所一也。得其所一而同焉，则四支百体，将为尘垢，而死生终始，将为昼夜，而莫之能滑，而况得丧祸福之所介乎？”（《田子方》）就这样，庄子只是用取消问题的办法，来解决先秦道家固有的问题。这真正是用哲学的方法解决问题。……（哲学）既不能使人长生不死，也不能使人致富不穷，可是它能够给人一种观点，从这种观点可以看出生死相同，得失相等。 从实用的角度看，哲学是无用的。但哲学所给出的观点可能很有用。用《庄子》的话说，这是“无用之用”（《人间世》）。 当然，“逍遥”时不能损害他人或公共利益。记得有一次上班早高峰，两个老大爷在马路上聊天，谈笑风生、旁若无人，经过的人、车纷纷绕道而行。这两个老大爷，真是达到了“逍遥”的境界。由此可以看出，当一群人相处的时候，因为彼此要共享资源，要发生来往碰撞，儒家讲的规矩应该是必不可少的。“逍遥”是一种心理上的境界，而不是随着自己的性子为所欲为、损人利己。 最后，再看看《庄子》（也称《南华经》）一书的一些精彩片段： 吾生也有涯，而知也无涯。以有涯随无涯，殆已；已而为知者，殆而已矣。为善无近名，为恶无近刑。缘督以为经，可以保身，可以全生，可以养亲，可以尽年。《养生主》 匠石之齐，至于曲辕，见栎（lì）社树。其大蔽数千牛，絜（xié）之百围，其高临山十仞而后有枝，其可以为舟者旁十数。观者如市，匠伯不顾，遂行不辍。弟子厌观之，走及匠石，曰：“自吾执斧斤以随夫子，未尝见材如此其美也。先生不肯视，行不辍，何邪？”曰：“已矣，勿言之矣！散木也。以为舟则沉，以为棺椁则速腐，以为器则速毁，以为门户则液樠（mán），以为柱则蠹。是不材之木也，无所可用，故能若是之寿。”《人间世》 山木自寇也，膏火自煎也。桂可食，故伐之；漆可用，故割之。人皆知有用之用，而莫知无用之用也。《人间世》 闻在宥天下，不闻治天下也。在之也者，恐天下之淫其性也；宥之也者，恐天下之迁其德也。天下不淫其性，不迁其德，有治天下者哉！昔尧之治天下，使天下欣欣焉人乐其性，是不恬也；桀之治天下也，使天下瘁瘁焉人苦其性，是不愉也。夫不恬不愉，非德也。非德也而可长久者，天下无之。《在宥》 庄子与惠子游于濠梁之上。庄子曰：“儵（shū）鱼出游从容，是鱼之乐也。” 惠子曰∶“子非鱼，安知鱼之乐？”庄子曰：“子非我，安知我不知鱼之乐？”。《秋水》 荃者所以在鱼，得鱼而忘荃；蹄者所以在兔，得兔而忘蹄；言者所以在意，得意而忘言。吾安得夫忘言之人而与之言哉！《外物》 12-墨兼爱，尚非攻。孙吴兵，妙无穷。 这是说，以墨子（名墨翟，约公元前468年—约公元前376年）为代表人物的墨家，主张“兼爱”“非攻”，也就是无差别地爱一切人，反对非正义的战争。墨家由游侠文化发展而来，注重团体内部平等相爱，“有福同享，有难同当”；对于非正义的行为，要“见义勇为、除暴安良”。 以孙武（约公元前545年—约公元前470年）、吴起（公元前440年—公元前381年）为代表的兵家，主张为了取得胜利，应该知己知彼、因事制宜，为了取胜，兵不厌诈，用兵之法可变化无穷。 看看《孙子兵法》中的一些经典名句： 兵者，诡道也。故能而示之不能，用而示之不用，近而示之远，远而示之近；利而诱之，乱而取之，实而备之，强而避之，怒而挠之，卑而骄之，佚而劳之，亲而离之。攻其无备，出其不意。此兵家之胜，不可先传也。《始计篇》 夫未战而庙算胜者，得算多也；未战而庙算不胜者，得算少也。《始计篇》 百战百胜，非善之善者也；不战而屈人之兵，善之善者也。《谋攻篇》 故知胜有五：知可以战与不可以战者胜；识众寡之用者胜；上下同欲者胜；以虞待不虞者胜；将能而君不御者胜。此五者，知胜之道也。《谋攻篇》 知彼知己，百战不殆。《谋攻篇》 昔之善战者，先为不可胜，以待敌之可胜。《军形篇》 故善战人之势，如转圆石于千仞之山者，势也。《兵势篇》 兵无常势，水无常形，能因敌变化而取胜者，谓之神。《虚实篇》 善用兵者，避其锐气，击其惰归。《军争篇》 途有所不由，……，地有所不争，君命有所不受。《九变篇》 投之亡地然后存，陷之死地然后生。《九地篇》 13-公孙龙，白马称。说共相，正实名。 就是说，公孙龙（公元前320年—公元前250年）以“白马非马”辩论著称。他辩论的目的是为了说明“共相”，大约相当于今天我们说的“概念”。这个“概念”是人通过自己的理性抽象出来的，与直观看到的物体是两回事。比如“桌子”的概念和眼前这个“桌子”的实物，不是一回事。也就是说，眼前的这个“实物桌子”，不是我们大脑中的“概念桌子”；眼前这个“具体桌子”，不是我们大脑中的“共相桌子”。 公孙龙说“白马非马”，也就是说“我骑的这一匹具体的白马”，不是你说的那个“作为概念的马”。 这个“概念”也称为“名”，而直观看到的物体则是“实”。名家辩论的目的，并不是故作奇谈怪论、吸引眼球，而是为了“正名实以化天下”，反对名不符实，揭露虚伪狡诈。比如有些国家以和平的名义到处侵略。 简单小结一下百家争鸣吧。上面谈到了儒家、法家、道家、墨家、兵家、名家等六家，同时争鸣的还有纵横家、阴阳家、杂家、农家、小说家等。百家争鸣形成的辉煌灿烂的思想学说，成为中华民族文化长河的不竭之源。“问渠那得清如许，为有源头活水来”。过去如此，现代仍是如此。我们今日研读各家经典，仍能常读常新，如入无尽宝藏、受益无穷。 各家学说比较起来，既各有所长，也各有所短。像瞎子摸象一样，你摸到了鼻子，这是你所知的长处；同时，你只知道有鼻子，这又成了你所知的短处。所见即所弊，所长即所短。随着春秋战国纷乱的结束及秦汉大一统局面的形成，各家思想取长补短、融合折中而形成符合时代要求的新思想，也就逐渐呼之欲出了。 14-董仲舒，天人应。纲常立，儒独崇。 董仲舒（公元前179-公元前104）是汉景帝与汉武帝时期的大思想家，他与时俱进，提出了“天人感应”学说。这个学说将君权和神权结合起来，将皇帝称为上天之子，树立起君权至高无上的神圣地位。同时，又将天降祥瑞或灾异看做上天对皇帝的褒奖或惩戒，借此对君权给予适当的限制。 说君权（皇权）至上，可以从这些例子看出来。如一副有关关羽对联写到“汉封候、宋封王、清封大帝”，这都是皇帝封的，也只有皇帝才有这个资格；中国古代重要制度的办法，都冠以“钦定”之名，也就是皇帝定的（如清末的《钦定宪法大纲》）；大小官员，都是“朝廷命官”，都是皇帝任命的；皇帝所说的话，那是“金口玉言”“言出法随”，“圣旨”的权威高于一切。 根据“天人感应”理论，古代皇帝经常会由于一些天文异象（如发生日食、出现彗星等）、水旱灾害等下《罪己诏》，反省自己的过错。比如：汉明帝永平八年（公元65年）冬十月发生日食，皇帝下诏罪己： “…永思厥咎，在予一人。群司勉修职事，极言无讳。”于是在位者皆上封事，直言得失。帝览章，深自引咎，乃以所上颁示百官，诏曰：“群僚所言，皆朕之过。人冤不能理，吏黠不能禁；而轻用人力，缮修宫宇，出入无节，喜怒过差……永览前戒，悚然兢惧。” 说的是公元65年发生了日食，皇帝觉得自己有过错，让大臣们提意见。看到所提的意见后，承认大家说的都对，是自己错了：包括冤狱未理、大兴土木、喜怒无常等等。 董仲舒在先秦儒家思想基础上，推崇“三纲五常”。 “三纲”指“君为臣纲、父为子纲、夫为妻纲”，是维持古代中国社会秩序最基本的“贵贱尊卑”规范。延续到今天，小孩子要做个听家长、老师话的“乖孩子”，上了班“要听领导的话”，依然很普遍。 苹果的创始人乔布斯在被问到取得成功的经验时，他反复讲“人要有另类思维”。在这种听话、服从的环境下，“另类思维”很难培养。这不是崇洋媚外，这是我们在接受西方思想后对我们文化优劣的反思。 “五常”是“仁、义、礼、智、信”，是古代中国个人修养的基本规范。这些规范，在今天仍有大力继承发扬的价值。 董仲舒“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建议被汉武帝采纳，儒学独尊地位得以确立。从此，儒学作为官方宣扬的正统思想，对中国文化发展产生了深远影响。 当然，此时的儒学，已经不单纯是孔子、孟子、荀子的学说了，阴阳家、道家、法家学说的一些观点，都被吸纳进来并融合而成一个完整的体系了。 从历史的长河回望春秋、战国与秦汉，如果说秦始皇“焚书坑儒”是对百家争鸣的“武总结”，那么，汉武帝“独尊儒术”就是对百家争鸣的“文总结”。从此，“内法外儒”成为历代王朝御下治民的不二良方。西汉皇帝汉宣帝（前91-前49）曾坦言：“汉家自有制度，本以霸王道杂之”。 笔者曾有诗论及此事：自古儒法相表里，从来王霸更参差。经国御人一语尽，不过软硬两兼施。 15-西汉末，佛教传。言空幻，一激千。 就是说，西汉末年佛教从印度传入中国。佛教讲：苦海无边、回头是岸，否定现实人生的价值，也就是否定“此岸”的价值。人只有体会到“彼岸”，才会幸福。这一种说法，在当时中国文化中“一石激起千层浪”。 佛教认为“此岸”即我们俗人可感知的世界是虚幻的。《金刚经》说“一切有为法，如梦幻泡影，如露亦如电，应作如是观”。而“彼岸”即成佛的人领悟到的“空”的世界，才是真实的。 16-因果报，轮回转。大智慧，称涅槃。 就是说，佛教讲因果报应，转世轮回。只有修得涅槃智慧，才能超越轮回，不生不灭。 17-曰禅宗，不立文。众与佛，一念分。 印度佛学传入中国后，中国佛学逐渐兴起。所谓中国佛学，就是印度佛学基本观念与中国哲学某些观念融合后的佛学。禅宗就是其中突出的代表。禅宗讲“教外别传，不立文字，明心见性，顿悟成佛”，宣扬人人都可以成佛，认为“一念迷，佛即众生；一念悟，众生即佛”。成不成佛，就在一念之间。 中国禅宗的初祖为印度僧人菩提达摩，祖庭为河南嵩山少林寺。 禅宗六祖慧能（俗姓卢，638—713）所著《坛经》，是唯一一部由中国人著述的被称为“经”的佛教典籍。此经第一篇《行由品》中记录有慧能大师那一首著名的偈： 菩提本无树，明镜亦非台。本来无一物，何处惹尘埃。 此经《疑问品》中有首无相颂偈，体现了禅宗将“入世”与“出世”融合统一的特点： 心平何劳持戒？行直何用修禅？ 恩则孝养父母，义则上下相怜。 让则尊卑和睦，忍则众恶无喧。 若能钻木出火，淤泥定生红莲。 苦口的是良药，逆耳必是忠言。 改过必生智慧，护短心内非贤。 日用常行饶益，成道非由施钱。 菩提只向心觅，何劳向外求玄。 听说依此修行，西方只在目前。 18-宋明儒，与时进，融释道，愈宏深。 宋明时期，程颐（1033-1107）、朱熹（1130-1200）等建立起了理学体系，陆九渊（1139-1193）、王阳明（1472-1529）等建立起了心学体系。他们在原有儒家理论的基础上，与时俱进，大胆创新，融合道家、佛家思想，发展出更加博大精深的“新儒家”。程朱理学、陆王心学，是新儒家最重要的两个派别。 19-程朱理，格物及，存天理，灭人欲。 程朱理学的核心是“理”，朱熹说；“天地之间，有理有气。理也者，形而上之道也，生物之本也；气也者，形而下之器也，生物之具也。是以人、物之生，必禀此理，然后有性；必禀此气，然后有形。” 这一段话指出每一个具体的事物都是由“气”（质料）根据“理”凝聚而成的。比如说桌子，我们姑且把木头看做是质料，将木头组合成桌子的原理看做是“理”。这个“理”是绝对、先天存在着的，有没有桌子的实物都和它的绝对存在没关系。程朱理学指出，人可以通过“格物致知”去探求“理”，也就是通过观察桌子，找到木头组合成桌子的原理（“理”）。 这里的“理”和前面名家的“名”不同，因为必须有马之实物才会有马之“名”；而“理”呢？不管地球上是否出现过桌子的实物，桌子的“理”都永恒地存在着。 由此推而广之，桌子有桌子之理，车船有车船之理，事亲、忠君有其理，动静、荣枯有其理，担水劈柴、治国安邦也都各有其理。 在对“理”体察的基础上，程朱理学强调“存天理、灭人欲”。这里的“天理”与上述“理”所指的意思并无差别，因为“理”是先天、绝对存在着的，所以又称“天理”。 “存天理、灭人欲”要求人要摒弃过多的“私欲”，遵循“天理”来行事。听讼断案，须察是非曲直之理，不能刚愎武断、徇私枉法；治国安邦，须循经世济民之理，不能贱人贵己、损公肥私。当然，《礼记》所讲“饮食男女，人之大欲存焉”中的“饮食男女”属于正常的基本的欲望，是合于“天理”的。 万事万物的理，通过“格物”来探求时自然会有难有易，有些理“像显可征，虽愚不惑”，浅显得傻子都明白，如饥则当食、渴则须饮之理；有些理则“形潜莫睹，在智犹迷”，深奥得连聪明人都弄不清，如治国安邦、经世济民之理。 对此，冯友兰先生《中国哲学简史》有一段譬喻： 为了说明朱熹的学说，让我们举建筑房屋为例子。建一栋房子，必然依照建筑原理（即上面所说的“理”）。这些原理永恒地存在，即使物质世界中实际上一栋房子也没有建过，它们也存在。大建筑师就是精通这些原理，并使他的设计符合这些原理的人。比方说，他建的房子必须坚固，耐久。可是，不光是大建筑师，凡是想建筑房子的人，都一定依照同一个原理，如果他们的房子到底建成了的话。当然，这些非职业的建筑师依照这些原理时，可能只是出于直觉或实践经验，并不了解它们，甚至根本不知道它们。其结果，就是他们所建的房子并不完全符合建筑原理，所以不可能是最好的房子。圣王的治国，与所谓英雄的治国，也有这样的不同。 从历史的长河回望，以朱熹为代表的理学家们充分发挥了形而上学，使中国哲学进一步摆脱直觉、朴素，大踏步地向思辨迈进。经过他们的努力，中国哲学逐渐升华为精深化、体系化的学问了。他们的这一思想遗产，我们今天仍要继承发扬。同时，他们身体力行的博学、审问、慎思、明辨、笃行的治学精神，也为后世学者树立了很好的典范。 最后，我们再看朱熹的一首诗《观书有感》： 昨夜江边春水生，艨艟巨舰一毛轻。向来枉费推移力，此日中流自在行。 说的是读书做学问当循序渐进，功夫到了，自会豁然开朗。 20-陆王心，心即宇。致良知，知行一。 陆王心学认为“吾心即宇宙”、“心外无物”。个人修养的根本在“致良知”，“致良知”的方式则是“知行合一”。 关于“心外无物”，王阳明先生有一段精彩的解说： 先生游南镇，一友指岩中花树问曰：“天下无心外物。如此花树在深山中自开自落，于我心亦何关？”先生曰：“你未看此花时，此花与汝心同归于寂。你来看此花时，则此花颜色一时明白起来。便知此花不在你的心外”。 阳明先生这里更多强调的是“价值”，看到花时产生的愉悦，是花对看花人的价值。“同归于寂”并不是说花不存在了，而是对主体（看花人）没有价值了。 陆王心学所说的“致良知”，就是要发扬人心原本具有的善良本性。这一点与孟子所说的人性本善、恻隐之心是一致的。关于“良知”，传说有一个王阳明教育小偷的例子： 有个小偷被抓后向王阳明请教：“先生你常说人都有良知，我觉得我就没有。先生要觉得我有，请指给我看”。王阳明不和小偷讲道理，只是让他脱衣服，一直脱到剩下内裤，还让他脱。小偷无论如何就是不脱。王阳明说；“你看，这就是良知”。 关于如何“致良知”，王阳明认为需要践行“知行合一”，也就是将“发现良知”与“实践良知”相统一。比如说孝顺父母，如果你只知道孝顺的要求而不去付诸行动，那就不能说你明白孝顺的道理。 再进一步说，“知行合一”近乎于“内圣外王”，“发现良知”就是“内圣”，“实践良知”就是“外王”，“知行合一”可以看做是“内圣外王”的统一。 对于程朱理学、陆王心学两家之间的异同，有人称程朱理学为客观唯心主义，陆王心学为主观唯心主义，这里暂且不论。这里想说的是，陆王心学相对更重视人的价值，程朱理学则更重视自然法则。康德有句名言： 有两种东西，我对它的思考越是深沉和持久，它们在我心中唤起的惊奇和敬畏就会与日俱增，这就是我头上的星空和心中的道德律。 与康德所说的“两种东西”相对应，陆王心学像是“心中的道德律”，程朱理学则接近“头上的星空”（可以看作“天行有常的自然规律”）。从日用常行来讲，我们做事的目的要着眼于人的价值，近乎陆王；我们做事的方法要符合自然规律，遵循“天理”，近乎程朱。 综上所述，陆王教人要自信，一心澄明万象新；程朱教人莫狂妄，不循天理坠渊深。毛主席说：战略上要藐视敌人，战争上要重视敌人。同样是这个道理。 如果要进一步了解程朱理学，可看朱熹、吕祖谦所辑《近思录》，该书收录了周敦颐（1017-1073，世称濂溪先生）、张载（1020-1077，世称横渠先生）、程颢（1032-1085）、程颐（1033-1107，程颐与程颢为亲兄弟，后世称为“二程”）等理学家的经典言论，是历代推崇的理学入门读物。如果要进一步了解陆王心学，可读《传习录》，该书收集了王阳明先生的经典语录与论学书信。 21-四书尊，科举依。亦修身，亦藩篱。 意思是，明清两代统治者将朱熹注解的《四书》确立为官方指导思想，科举考试依此为本。这一做法在禁锢知识分子思想的同时，也有利于读书人进德修身。 “四书”指的是《论语》《孟子》《大学》《中庸》。 孔子及其弟子的嘉言懿行汇编成《论语》二十篇，孟子的雄辞宏辨辑录成《孟子》七章。孔子、孟子的思想集中体现在这两部书里。 《大学》是《礼记》中的一篇，成书于西汉时期。在古代，一般将识字之学称为小学，也就是认识文字、会读会写，知道文字所表达的意思；而将为人处世之学称为大学，也就是更高层次、更根本的学问。《大学》这本书主要讲学问修养的途径，也就是：先格物致知、诚意正心，再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前后连贯，层层递进，一脉相承，登堂入室。我们常说的“修齐治平”，就是从这里来的。 《中庸》相传为孔子的孙子子思所作。宋代大儒程颐说：“不偏之谓中，不易之谓庸”。 “不偏之谓中”是指为人处世不偏不倚，不走极端，寻求最佳的平衡点。我们经常说“过犹不及”、“注意火候”、“拿捏好分寸”、“恰如其分”等等，说的都是这个意思。 “不易之谓庸”是指不变换自己的目标和主张。我们经常说“矢志不渝”、“不忘初心”、“一心一意”、“百折不挠”、“持之以恒”等等，都是如此。 名满天下的山西祁县乔家大院，其本名为“在中堂”，为晋商乔致庸所建。你看，人名“致庸”，堂称“在中”，都从“中庸”而来。乔家富甲天下，其根基仍然是文化。 朱熹推崇的“四书”，逐渐成为居于统治地位的官方哲学，是中国明清六百年间科举考试的基本内容（可以相当于考试大纲及基本教材），对国家统一、社会稳定、文化传承起到了基础性的文化作用。 我们讲中国人是炎黄子孙，也是孔孟的弟子，就连皇帝也要跪拜孔子。这种文化认同，在祖宗认同的基础上进一步强化了“中国人”这一群体概念。 明清两代对孔子尊崇备至，历任皇帝都把修建孔庙、祭祀孔子作为国家大事来办。清代每一州、府、县的治所都建有文庙，数量超过了2000座（现存1600多座）。东北到黑龙江，南到海南，西到新疆，不管是通都大邑，还是偏鄙山城，建庙祭孔、比比皆是。 我们讲明清两代八股文禁锢知识分子的思想，是说科举考试的题目与应试者作文议论只能在朱熹注解的“四书”范围里打转，制度成了牢笼，思想因被限制而僵化。但是，看问题应该一分为二。“四书”在现代看来仍有不竭的生命活力，其在明清两代因科举制度而更加普及，对知识分子的进德修身、对中华文化的传承发扬也居功甚伟。看看曾国藩的成长历程，则更容易理解这一点。新文化运动期间，我们反对传统文化有些过激，把中国的黑暗落后都归罪于它，实在是有些冤枉。 如果默认举人、进士都是“四书五经”文化的优秀修炼者，是儒家道统的捍卫者、践行者与传播者，那么科举制度真和柏拉图所希望的“哲学家为王”不谋而合。 再延伸一点，从周朝的贵族世袭（世卿世禄）、到汉代的乡举里选（孝子廉吏）、再到魏晋的九品中正、再到隋唐延续至明清的科举制度，我国的选官制度呈现出一条由“尚贵”日渐没落、“尚贤”日渐兴起的主线。其“贤”的标准则主要来源于居于官方正统地位的儒家文化。 当代史学家钱穆先生（1895-1990）在《中国历代政治得失》中讲到： 中国政治上的传统观念，对一意见之从违抉择，往往并不取决于多数，如西方所谓之民主精神。而中国人传统，则常求取决于贤人……贤属质，众属量，中国传统重质不重量。中国人认为只要其人是贤人，就能够代表多数。不贤而仅凭数量，是无足轻重的。 22-拿得起，儒之励，放得下，佛之喻。 23-想得开，道之逸。善滋养，安无虞。 这两行合在一起，说的是儒、佛、道三家，各有所长，为中国人建立起自己的精神家园提供了丰富的滋养。儒家激励人拿得起，人生自古谁无死？道义争担敢息肩。要披荆斩棘、勇往直前；佛家让人明白，古今将相在何方？是非成败转头空。有时候需要放得下；道家齐万类、尚逍遥、自在安逸，提醒我们在积极、消极之外还有一个率性，在执着、看破之外还有一个潇洒，要想得开。善于利用这些精神财富滋养自己，就可以做到心安气平，进而不惧、退而无忧。 学者顾随（1897-1960）先生说过这样一句话： 以无生之觉悟为有生之事业，以悲观之心情过乐观之生活。 怎么理解呢？有生就有死，不仅地球上的生物不能幸免，地球乃至其他星球本身也都不能幸免。因此很难说存在什么终极价值，佛家说的“空”大概就是这个意思吧。能这样理解，还有什么“放不下”的呢？然而，生命毕竟时美好的，鲜花毕竟当怒放的，我们要在看破这一层后，“看山还是山、看水还是水”，继续充满豪情，为有生之事业，过乐观之生活。 地上最终， 不再有芳香， 但我依然， 尽情怒放。 空中最终， 不再有回响， 但我依然， 振翅翱翔。 有这样的境界的人，一般不再会注重与别人比财富、比地位，不再依赖身外的光环来炫耀自己，而是更在乎自己内心真正的快乐。同时，对于别人自得其乐的所作所为，也会少一些仇视与偏见、多一些理解与欣赏。费孝通先生所说的“各美其美，美人之美，美美与共，世界大同”，大概也可以这样理解吧。 当今流行的两句话“向死而生”、“以自己喜欢的方式过一生”，同是如此。 需要说明的是，这里的佛和道指的是作为哲学的佛学和老庄之学，而不是作为宗教的佛教和道教。两者虽有相似甚至相同之处，其本质却大相径庭。不管东西方哪一个流派的哲学，都需要你自己去思考、去感悟，而各类宗教呢？则是各有自己独特的一系列教义要求信徒必须首先信奉。像中医的“扶正祛邪”一样，哲学是在帮助你思考，而不是替代你思考。 哲学和宗教到底有什么不同呢？东西方的思想家越往深处追问，越发现说不清楚。或许最后只能像《世说新语》中“三语掾”的妙解——“将无同”（“莫不是没有什么不同”）吧！还是冯友兰先生说得好：人不一定应当是宗教的，但是他一定应当是哲学的。他一旦是哲学的，他也就有了正是宗教的洪福。 24-内圣修，外王济。天行健，永不息。 说的是，中国哲学的基本精神，就是要人积极乐观地去实现内在的超越，以修炼内圣的道德、而成就外王的功业，两者相辅相成。一个人，不管能力大小、地位高低，都应该在现实的人生中去普度众生、完善自我，修一份内圣，则当尽一份外王；尽一份外王，则更增一份内圣。经世济民，不矜其大；养老存孤，不舍其小。这种精神，就像宇宙万物运行一样，永远充满活力，永远蓬勃不息。 宋代儒学大师张载先生尝言： 乾称父，坤称母；予兹藐焉，乃混然中处。故天地之塞，吾其体；天地之帅，吾其性。民，吾同胞；物，吾与也。……生，吾顺事，没，吾宁也。 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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