借牛郎织女的故事，尽写人间悲观离合，欢娱苦短之情怀，这一传统主题想来自古有之，从《古诗十九首·迢迢牵牛星》，到曹丕的《燕歌行》，再到李商隐的《辛未七夕》等等。宋代的欧阳修、张先、柳永、苏轼等均有因袭，恐怕难以尽述。然相形之下，秦观这首鹊桥仙，堪称独出机杼，立意高远。“两情若是长久时，又岂在朝朝暮暮”真堪称高度凝练的名言佳句，品词中境界，已俨然具有跨时代、跨空间的审美价值和艺术品位。七夕节，附带衍生的一个神话故事，被一代代文人墨客极尽精致的演绎，使其越来越具有凄美，人文，浪漫色彩，并被赋予生动鲜活强大的生命力。这中间我认为身处北宋的秦观居功至伟。也正是因为这个、本为神话传说的牛郎织女的动人故事里，隐隐约约有一条“爱情”的主线，其真挚、细腻、纯洁、坚贞，其感人肺腑，可歌可泣，让人荡气回肠。七夕节就被越来越多的人们看做是“中国情人节”。善良朴实的人们不再去探究七夕节最原本的文化内涵，也宁愿把鹊桥相会的夜晚定为情人有约，也似乎无可厚非。  那么七夕节源于何来？其产生与发展又隐含着怎样的文化基因密码呢？ 简单来说，七夕最早源于古人对自然天象的崇拜。中国古代的星象文化源远流长、博大精深，古人从很早开始就探索宇宙的奥秘，并由此演绎出了一套完整深刻的观星文化。随着人们对天文的认识和纺织技术的产生，男耕女织家庭模式趋于稳定，“牵牛”“织女”星就有了命名和记载。诗经有云：
这恐怕是有关七夕最早的文献记录。不难看出，天汉，织女，牵牛及后文启明长庚等均有上天星象与之对应。后读书人把七夕叫“魁星节”，又称“晒书节”，最早七夕来源于星宿崇拜亦可见一斑。  再者也源于古人对时间与数术的崇拜，牵牛织女二星所在的方位特别，一年才能一相遇，故称这一日为星期。东西南北各有七颗代表方位的星，合称二十八宿，又把日、月与木、火、土、金、水五大行星合在一起叫“七曜”，以“七曜”计算现在的“星期”，确有其传统和依据，七数在民间，则表现在，时间上的阶段性，在计算时间时往往以“七七”为终局，为完满。生命孕育，事物生发演进，大都以七为节律，不言而喻。  从牵牛织女二星系对应至人间社会，牛郎织女故事应运而生，这是古人固有的文化传统。随着故事的一步步丰富完善，其必然承载更多的普世价值，遗传更多的文化基因。诸如男耕女织的家庭框架，就是对中华民族几千年来，农耕文明中家庭分工的一种天然继承与诠释。董永卖身葬父体现出中华民族最为基本的孝道文化。织女心灵手巧，勤劳持家，养儿育女等，则是对传统家庭伦理道德中的妇德最为直接的表述，对牛郎的坚贞不渝，从一而终更是将“夫为妻纲”写入人心。纵然有冲破礼教束缚，向“王母”和命运抗争，也只是对美好家庭的向往和不懈追求，对在家庭中所应承担的责任义务的坚守和执着。凡此种种，七夕节的核心文化内涵无不指向家庭伦理道德，而于“爱情”恐怕实属无心之柳。由此七夕鹊桥相会的不是“情人”，确是夫妻。穿针乞巧，喜蛛应巧，种生泡巧，投针验巧等等斗巧习俗，也无不是芸芸众生之“七姐”与平凡劳动中，种种的劳动技能技艺的竞赛。这与情窦初开的少男少女自由释放情感的“情人节”着实没有太大的关联。  事实上，在中国古代是有这样的节日的，那就是上巳节。春和景明之际，人们走出家门，集于水边，举行清除不祥的祓除仪式，踏青郊游，男女集会。与互为倾慕者见证爱情。 上巳节的起源或许更早，在上古时代上巳节就已成为大规模的民俗节日。关于其原始意旨，有说源于兰汤辟邪的巫术活动，有说源于触水感孕的生殖崇拜等，且不论那说法更贴近真实。阳春三月，春水涣涣，在这一天，男男女女踏青郊外，他们表达爱慕，情定终身。确是上巳节最最靓丽的一道风景。  《诗经·郑风·溱洧》有云：
冰化雪消、万物复苏，桃花春汛、春风骀荡之际，郊外踏青，临水触春，人亦春潮涌动，男女邂逅，情愫暗生，女子含笑道：一起去那边看看吧？小哥哥憨憨做答，已经去看过了。傻哥哥，去看过了，再陪妹妹一起去看看嘛！这灵动的画面，从这一对少男少女的偶然相识，到二人相约同行，再到相谑，相赠爱情花，把相亲相爱的全过程进行了艺术化的忠实捕捉。美！美的令人窒息！于是，从溱、洧之滨戏水踏青归来的男男女女们，或身佩兰草，或手捧芍药，撒一路芬芳，播一春诗意。他们不仅拥有大自然的春天，还拥有自己生命的春天——青春。一路上有他们的呢喃私语，俏皮调笑，从“蕑”出发“勺药”归来，他们收获的是——爱情。他们手中的兰草芍药，便是这爱的信物，情的象征。  也正是由于上巳节本身具有古人生殖信仰方面的因素，所以这一天男女相会被认为是百无禁忌的，甚至是有利于传宗接代的，男女婚姻虽应遵守父母之命媒妁之言，但在这一天，他们真的可以自由恋爱，全心全意为爱情奉献身心。
这才真正意义的中国情人节，单有《诗经溱洧》这一文献记载可追溯，就比西方情人节早了一千多年。 论语中孔子也不乏这样的向往：
汉代，上巳的风俗在宫廷和民间都非常流行。《汉书 礼仪志》记载：
 魏晋时，上巳节，三月第一个巳日，改为三月初三，故又称重三或三月三， 皇室贵族、公卿大臣、文人雅士们临水宴饮盛行，并派生出上巳节的另外一项重要习俗———曲水流觞。历史上最著名的一次“曲水流觞”活动，是王羲之与其友在会稽举行的兰亭之会，大家饮酒赋诗，论文赏景。王羲之挥毫作序，乘兴而书，成就了书文俱佳、举世闻名、被后人赞誉为“天下第一行书”的《兰亭集序》。  唐代时，上巳节已成为全年的三大节日之一，杜甫《丽人行》诗中“三月三日天气新，长安水边多丽人”，就是对唐代长安曲江风景区内节日盛景的描绘。 随着宋代理学兴起，“存天理，灭人欲”这种思想观点，客观上，禁锢了人们的思想，特别是对女性的禁锢程度近乎到了没有道理可言，宋之后的古代女性们，已经很难像唐代、唐代以前的女性那样，可以在上巳节这一天随便出游了，她们处于深闺之中，甚至连出家门都很困难，更不要说成群结队跟男性在郊外游玩踏青，追求自由的爱情了……直到现在我们都很难想象距今两千多年前，《诗经·溱洧》中那女孩儿是那么的可爱开朗，活泼大胆！我们也很难想象汉唐是怎样的包容与开放！  就这样，宋代以后的上巳节，丧失了男女同游、生发爱情的历史条件，其近乎消失。一个延续了大概一两千年的历史节日，一个真正意义上的中国人的情人节，慢慢被遗忘，淡出历史舞台。以至于现在的很多人们，把七夕误导为中国人的情人节，这实在是件可叹可怜可悲的事情。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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